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摘要：《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道家文学观；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认为作者是儒家文学观；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有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

关键词：儒家 尚文 尚用 宗经 征圣

《原道》为《文心雕龙》五十篇之首，其主要内容为探究文的根源。作为儒教忠诚信徒的刘勰其根本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文学观，从而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文学批评回归传统的牵引力。下面就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谈谈这个话题。

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

先秦时期王道失而霸业兴，群雄角力之间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招兵买马引进人才。有志之士各怀一技之长行走于诸候间。为了推销自己，扩大影响力各自著书立说成为百家。一时间学术氛围异常浓厚，出现了一批批职业学者我们称之为“士”。“儒”本身就是文学专业的士，那么作为文学之士的儒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些什么呢？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

现代的哲学史家们认为重实用、重道德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其实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正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孔子的文艺思想是儒家文论的源头。他很看重诗文作为表达工具的功能。《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的话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的意思是说,学诗是为了讲话有文采；话说得漂亮才能更有利于道理的传播。不过孔子更重视文学对于修身的意义，这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有关。《阳货》篇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兴”的意思是启示、感发；“观”意为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是沟通感情,增进团结；“怨”即批评时政,抒发怨情。这里说的是学诗对于修身的好处。学诗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就是诗的功用了。 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

对文的孜孜追求同时表现了儒士们处世求达和极积入世的人生态度。之所以要有言，言之所以要行而远之，从表面上看是追求言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某种功能上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折射出的是儒士们“有为”的人生追求。为这一理想 “上下求索”，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他们心中的“道”， 并且要求“文”和“道”达到高度的统

一，这一对“道”的信仰实际上已化作他们“入世”事业的行为规范，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上，成为激励一代代儒士们自觉的思想认识。

二、刘勰心中的文道观

纪昀在眉批《原道》时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借此，我们可以将刘氏的观点归纳为两点：一是文原于道，二是文以明道。关于第一点从文题即可看出，刘氏认为大自然之所以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皆源于道。“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山川焕绮。”此皆“道之文也”。自然万品“动植皆文”。文之广、之大，天、地、人、文皆源于道，道是造世主。

谈文而论道表明了作者探究文源的思想倾向，援道论文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即“文源于道”。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自然万物皆源于道。这里便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了。如同黑格尔心中的“绝对理念”,在客观世界抽象出一种精神元素，说它是万物之母，玄得像道家头脑里概念，“道可以生无，无可以生有，有可以生万物”。但刘勰的思想毕竟和道家隔了一层。“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后”。可见，“文源于道”并非无迹可寻。道也并非自然流成文，它们之间有一个桥梁，就是圣人。有了圣人，便可理出文道来。至此，诸君豁然，刘勰之所以将文说的如此玄之又玄甚，至不惜借道家思想来混淆视听，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圣人说的玄乎些，尽可能地把光环套在他们的头上。因为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和崇拜那些未知和神秘的东西，就连作者也不能够超脱。这就是文论的支柱之一“征圣”思想。

刘勰著《文心雕龙》之缘起，他自称：“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迷崇孔子之心，追随孔子之志，溢于言表。

为什么要“征圣”呢？“征圣”的出路何在？

大家知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界定了文学的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所谓圣人就是儒家思想的发言人，他们代表着集团形象，理应受到集团内部的敬仰。那么如何追随?作者说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经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王患忧，《繇辞》炳曜。公旦多材，制《诗》缉《颂》。夫子继圣，熔钧《六经》。”这些都是所谓的圣道，圣道以经典呈现，圣道即在经典中。“征圣”的途径之一就是“宗经”。圣人经典曾经在历史上造就过非同凡响的号召力，产生过推枯拉朽的思想力量。这股力量激励着儒士们，使他们纷纷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满腔热情、一股作气准备有所作为。而作为儒家忠实粉丝的刘勰也期盼着这种力量的复归，重塑

圣人事业。所以作者愿意宗经，也相信“宗经”的前途。说到底，追求儒家“有为”理想社会才是刘氏文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是“文以明道”最终注脚。通过“写天地之辉光”的文，实现“晓生民之耳目”之现实追求。至此，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线索出来。“道——文——道”。刘勰认为，万物源道，文亦源道，文因圣而生，圣因文而出，故文应明道。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问题，而是一个逻辑盘旋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两个“道”存在明显区别，前一个“道”是作者思想中不含任何价值成分和情感体验的观念元素，是作者主观世界上固有的，是一个混沌元气，是纯天然的。而后一个“道”则是圣人之道，是经过提炼的价值伦理观，有着明显的人工痕迹。两者之间的联结点便是“文”，操作手是“圣人”。圣人们自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重整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也是儒士们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儒家思想中“尚文”和“尚用”思想的历史呼唤。

三、儒家文学观和其他学派的区别

１、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区别

道家学派思想的逻辑起点是“无”，在“贵无”思想的支配下形成了“寡胜多，无胜有”哲学定律。他们认为茫茫人海，芸芸众生都应生活在原始社会，都应当自由自在而不应被人为的粗暴干涉。统治阶级应“无为”而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之所以不治，都是圣人惹的祸。反映在文学上，道家认为，文和用没有直接关系，没必要给文强行下达社会任务，文应和世间万物一样自由自在的存在，不要受约束，就像人的思想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任逍遥”。“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所以道家的文章写起了扑朔迷离、漂泊不定，在自觉放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给人以无边无际的空间美感，反而增添了文学性。这可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意识流”文学的思想滥觞。

显然这些都是儒士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是圣人们无法容忍的事情。于是两派互相攻击，争论不止，喋喋不休。社会影响很深很广，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组织了几次公开辩论会。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更符合部门利益，结果是作为正方的儒家险胜对手，而道家又回归到他们崇拜的大自然去了，继续着他们逍遥的梦。

儒士们经过这次学术辩论，士气大振，纷纷扼腕立志，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来来，更觉得社会可爱了，更觉得圣人可敬了，更觉得经典可读了，更觉得圣道可用了。理论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一爱好古今同是）。《文心雕龙》就是儒家文学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被统治阶级证实了的科学的、好用的理论体系。在当时文学流派纷争、学术观点芜杂的情况下起到了文学批评上拨乱反正的作用。《原道》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儒派文学观

才是唯一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号召社会各界多读儒家经典以便在实际文学创作和鉴赏中认真贯彻执行，形成指导方针。

2、儒家与墨家文学观的区别

比孔子稍后，成为另一派显学，就是墨家。《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他和儒家本是比较接近的，但是他取的是反对的态度，至少也是批判的态度。近人称“墨子及其弟子是接近手工业者的士，也可以说是手工业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孔子可以接受古代文化的诗书礼乐，而墨子只接受诗书而反对礼乐，把礼乐看作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这样对于西周文化所谓制礼作乐这一点来讲是不合的，所以《要略》说他“背周道而用夏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的态度，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所以儒家尚文，墨家便尚质。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儒者之业”的，毕竟也是属于“贤人作风”一流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

问题就在这儿：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当然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可是他们却是不同阶级的发言人，思想的阶级基础不同，所以形成观点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区别到底在哪？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点。

第一、对“用”的理解不同。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学观并不矛盾，所以儒家的尚用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为复古的尚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用，更多地作用上层建筑，更多地作用于思想认识领域，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和“纲常”信仰来重塑封建阶级道德体系。说到底是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普教活动。“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欲把影响造得更大些，则进一步“原道心以设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到这里便是鼓励人们去顶礼膜拜了，拜天拜君拜圣人。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文也正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强调百姓人民之利的用，所以充其量可成为极端的尚质。这是儒墨文学观不同的一点。

其次对“文”的态度不同。前面说过儒家为了使其统治阶级思想外显，需作大量的粉饰工作，所以对文有着特殊的需要。另一方面，对文的重视可能还和士大夫的“阶级趣味”有关。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完全脱离劳动生产的阶级，他们需要一种声音来美化自己，需要把“官腔官调”说的漂亮些来强化宣传效果。“道因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些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文学作品上，自然而然地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提出了要求。站着说话的人往往更容易把话说的漂亮些，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发言人的儒家也愿意站着说话。可是墨家则不同，他们从本阶级立场出发，反对以文害意。因为他们认为文学性太强的作品很容易分散人们的

注意力从而导致对作品实用性的忽略。“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之；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这就是墨家这种尚用反文的文学观。

总之，儒家思想是刘氏文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归结点。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思想体系是为儒家学派服务的，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回光返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刘氏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给文学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华丽的外衣。从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学思想得以香火不断，成为士大夫们宦海浮沉中一颗不灭的“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参考文献：

袁济喜、陈建农 《文心雕龙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缪文选 《战国策》 中华书局

从《文心雕龙·原道》篇看儒家文学观

（写作提纲）

一、序论

《文心雕龙·原道》篇到底反映出作者什么样的文学观历来众说纷纭，有人从道家思想出发，有人从儒家思想出发，有人甚至认为作者表现的是佛学思想。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自己的看法认为刘勰在作此篇时，应持的是儒家传统的“尚文”、“尚用”文学观。

二、本论

（一）、传统的儒家文学观

1、“尚文”和“尚用”的文学观

2“文道合一”的文学观

（二）、刘勰心中的文道观

（三）、儒家文学观和其他学派的区别

１、儒家与道家文学观的区别

2、儒家与墨家文学观的区别

三、结论

总之，儒家思想是刘氏文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归结点。可以说他的整个文学思想体系是为儒家学派服务的，是儒家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回光返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刘氏旁征博引、援古证今给文学披上了一层神秘而华丽的外衣。从此儒家“尚文”和“尚用”的文学思想得以香火不断，成为士大夫们宦海浮沉中一颗不灭的“马里亚纳海的爱情灯”。

 

第二篇：《文心雕龙》-《物色》篇

《文心雕龙》-《物色》篇

文心雕龙

内容摘要：本文对《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浅加探研，因为在现在文学与生活，政治紧密相关的情景下，文学难免会有些逸出它原本的发展轨道，有许多矫饰和虚浮，失真，我喜欢《物色》的原因不仅在于作者论述的文字清新优美，而且在这里刘勰还道出了为现代人所忽视的一些文学创作的规范。本文旨在通过阅读《物色》篇以及对其所做的一些浅层探研，希望“管中窥豹，以得一斑”。

关键字：《物色》 “物感说” 刘勰 自然

一、《物色》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及“物色”的含义对文学的作用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理论的专著，它的体系周密而详尽，讨论的内容精深，全书共有50篇，又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叙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阐明各种问题的渊源流变，下不的主要内容属于文学创作篇。《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这部著作成书与齐梁之间，是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所包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方法是值得后人借鉴吸收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探讨一下《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因为《物色篇》的内容是有关于叙述创作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刘勰在这里主张作家创作应该遵循世间万物的变化，写作本身应该还原事物的本相，同时状物的语言必须简约，朴素，在肯定了外境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了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文心雕龙》全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段，论述的是作者肯定了自然客观景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即第二段，这里刘勰指出作家描状事物应注意的一些地方；第三部分为三四两段，总结了前代的文体的特点，并指出它所潜在的弊病，刘勰在这里提出了一些作家创作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物色》篇中，刘勰还运用了唯物观，来阐明“情物相召”的论点。

我认为，物色者，状物之色也，非本体者即为物，主要还是指自然万物，王国维先生在他的《释物篇》说，“物的本义不是万物，而是杂色牛，推之以名杂帛，后更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故万物乃“物”的引申义”。 “春秋代序，阴阳“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而作家的心理活动肯定要受自然的影响，例如春秋变化，时序更替等等，自然变迁有律，而人的创作也该顺着自然发展的轨迹，情以物迁，这就是对“物色”的内涵及其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理解，正如《物色篇》所说，“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我看了许多龙学专家对《物色》的解释，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物乃非人的一切客观事物，包括纵多社会现象，但是依我的理解，我认为刘勰所言之“物”乃是纯粹的自然，“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文心雕龙》前面几篇中，对“气”“貌”，“采”，“声”都是天地的“形”和“象”，而作家的写作都必须围绕天地自然的形貌而展开，作家状物要力求用最精练的语言反映事物的全部，刘勰反对的是文人堆砌辞藻，长片累牍。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他又指出，创作家要展开联想，不拘泥于形，心中酝酿宇宙的万象，然后在笔下用简练而形象的语言写出，例如用“灼灼”来形容桃花盛开的样子，“依依”比喻杨柳下垂的容貌，为世间的万物找到最恰当字眼来描述，真真地做到“辞以情发”。严羽同样在他的《沧浪诗话》中写到：“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二、刘勰的“物感论”对文学创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如何将语言写得简洁而明白，“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这里他以《诗经》和《离骚》为例，这是因为刘勰本人独尊正统儒家文学“（《原道篇》），但他同时还赞同《楚辞》的清词丽句，认为文人应该在维护正统的儒家文学的前提下应该多方面地学习各类文论的精华之处。

我们必须对世间事物有敏锐的嗅觉，学会从自然中寻找文章创作的契机，“5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在上古的正统文学，有如诗经，古人发明了简明恰当的字句来壮摹自然，这种水平后人往往很难超越，因此就很容易犯“繁句”“丽淫”之病，刘勰在这里主张“文贵时见，贱繁沓”。《诗经》与辞赋的一个很大差别在于，前者华而当，而后者丽而繁，词句繁沓的一个客观原因在于“物貌难尽，重沓舒状”，但是文人必须避免犯“繁句”之病的主观因素。晋宋以来文字力求贴切——“巧言切状”，文人之间的思维存在差别的，有时辞不达意，有时得之意外，朱熹曾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觉得这句话恰好道出了诗人作家的创作轨道，这里的“文章”的本质就是自然之形，只有内心充满悟性，深沉的体会能力的人才能在瞬间抓住“文章”的真谛，而这往往靠深思熟虑无法得到的。

陆机在他的《文赋》中已经写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私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由此可见，无论在任何的时代，遵循文学客观地反映自然是创作原则之一。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哲学就是“物感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感物吟志”的说法， 刘勰还指出，心物交感存在两个阶段，首先“随物以宛转”，这指的是，作家首先要客观地遵循世界景物的规律，将自己的情绪融入到自然中去，作家的主观行为必须切合客观事实，在创作时，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但是不能背离客观的实际。其次是“与心而徘徊”，这方面强调的是用心驾驭客观情貌，描写客观的事物必须与自身的心境相符合，作家选材也要切合主观情意。写更强调的是作家的能动性。刘勰在《明诗》篇中也写到“怊怅切情”，这是与“与心徘徊”相同义的，而在《诠赋》篇中明确地陈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义必巧丽。”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尾声时，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家是怎么以及如何充分展示世界，而人又是怎样以及如何成为“天地之心”的，刘勰在这里对《诗大序》中的文论观提出了他的不同观点，他认为一首诗不是因为人受到政治环境的激发而产生的，而是因为受到自然的感动，这种说法究其社会原因，就是在于刘勰所处社会时代，文学的政治因素逐渐弱化,而更加返璞归真。中国古代文人把世间万物看成是“气”以不同形式的存在,可见，万物一气，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想，以次为哲学根基的“物感说”便是从情气相通这一点而衍生出的，这与西方的“世界客观论”是完全不同的。“气”是中国哲学说明万物之本源的本体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物感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津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刘勰的“文学物感论”想证明的是一个道理：“确认作家，作品与自然之间存在预定的有机纽带，正如母体与胎儿之间存在着脐带，作家不断通过”脐带“从自然吸取”养分“——创作契机与灵感。

在这篇中，刘勰对作家的辞采手法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家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有许多作家认为刘勰的这些说法是一种“文学迹化论”，“写气图貌”，“属采附声”就是将主观意象“客观文本化”，即“沿隐以至显，因内而

符外” （《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