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引书思想

陈海忠 20120514181

《文心雕龙 》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文心雕龙》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

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

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以儒道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虽然公认为在《文心雕龙》中，儒、道、佛是三种思想并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道家思想并不是主线，而佛家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多次使用佛学术语解释创作技巧而已，这与作者早年寄居寺庙学习的经历有关。“文之枢纽”有五篇，其中头三篇是原道、征圣、宗经。这三篇在一个思想线索上，原道本篇也重点谈到孔子的作用。此外在文中多次体现了儒家思想观点，贯穿全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才是全书的引书思想，并且也是思想基础。

 

第二篇：文心雕龙诠赋篇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赋”的含义及其起源。这是过去评论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刘勰着重说明赋和《诗经》、《楚辞》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部分主要讲汉赋的创作情况，说明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第三部分评论先秦、两汉和魏晋时期十八家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第四部分总结赋的创作原则。刘勰在本篇提出了“睹物兴情”，“情以物观”的基本创作原理，主张雅正的内容和华丽的文辞相配合，而反对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些意见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刘勰虽然批判了“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不良倾向，但在他所论及的代表作品中，许多肯定是不当的。刘勰把赋分为大赋、小赋两类，并初步总结了它们的不同特点；这种划分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刘勰对大赋的缺点和小赋的优点，都还认识不够。

（一）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 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扌豆 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译文〕

在《诗经》的“六义”中，第二项就是“赋”。所谓“赋”，是铺陈的意思；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写情志。从前周代召公说过：“各级官吏们献诗，主管教化的人进箴，眼睛有毛病的人诵诗。”《毛传》说：“登到高处能赋诗的人可以做大夫。”由此可见，《诗序》把赋和比、兴同列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而其他书籍则把它和诗分开成为不同的类型。不过总起来看，相互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刘向说：“赋不能歌唱，只能朗诵。”班固说：“赋是《诗经》的一个支派。”像郑庄公赋“大隧之中”，晋国士蒍赋“狐裘尨茸”，篇幅很短，却都是自己作的；这种作品虽然接近后代所说的“赋”，可是还没有成熟。后来屈原创作《离骚》，才开始发展了赋的形式。所以，赋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接着就有荀况的《礼》、《智》等篇，以及宋玉的《风》、《钓》等赋，才正式给这种作品以“赋”的名称，它就和诗分家了。“赋”本来是“六义”的一部分，现在却居然壮大而独立起来。于是，作者常常从两人对话引起，极力描写事物的声音状貌而追求文采。这是赋和诗分家而独自命名的开始。

（二）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

〔译文〕

秦代文学不发达，但也有一些《杂赋》。汉代初年，不少作家继前代而起。陆贾开了端，贾谊予以发展，枚乘和司马相如继承这个风气，王褒和扬雄扩大这个趋势。枚皋、东方朔以后，作者便把一切事物都写在赋里。汉宣帝时作品便已很多，成帝时曾加以整理，献到宫廷里来的赋有一千多首。探讨赋的起源和演变，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兴起于楚国而繁盛于汉代。有些赋描绘京城和宫殿，叙述苑囿和狩猎，或者记载远行，抒写自己的抱负和家世。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意义是比较广大的。这种赋，篇首常常有序言，末尾还有“乱辞”做结束。设置序言，用以首先说出全篇的主要意义；“乱辞”总结全篇，可以进一步发挥文章的气势。从前《诗经》中《那》诗的末章，闵马父称之为“乱”，可见殷人编集《商颂》和楚人写作辞赋，都有这个名称。这些都属于大赋的领域，是写得典雅的主要特点。此外，还有些赋描写草木禽兽以及各种事物，它们触动作者的兴致而引起创作的情感，在事物的变化中情和物相结合。要形容各种事物，语言便应细致周密；要刻划它们，从旁说明较为合适。这些都属于小赋的范围，是写得奇巧的主要特点。

（三）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译文〕

试看荀卿的《赋篇》，大都用讠隐 语的方式，叙述事物常常自问自答：宋玉的赋发出巧妙的言谈，确是过分华丽的开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描写扼要而又结合新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内容繁多，文辞艳丽；贾谊的《鵩鸟赋》，善于阐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能把箫的状貌和声音都形容尽致；班固的《两都赋》，写得辞句明畅绚烂而内容雅正充实；张衡的《二京赋》，笔力刚健而含义丰富；扬雄的《甘泉赋》，包含深刻而美好的教训；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具有飞扬生动的气势。以上十家都是辞赋中的杰出作品。此外，如王粲很细密，他的赋发端有力；徐幹很博学，他的赋，富丽的文采处处可见；左思和潘岳在大赋上都有成就；陆机和成公绥的赋另有其不同的成就；郭璞写的赋，华丽巧妙，道理丰富；袁宏写的赋，慷慨激昂，韵味无穷。这几家是魏晋时期辞赋家的代表。

（四）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译文〕

原来所谓“登高能赋”的意思，就是因为看到外界事物就引起内心的情感。情感既由外界事物引起，那么作品内容必然明显雅正；事物既然通过作者情感来体现，那么文辞必然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和雅正的内容相结合，就像美玉的花纹一样配合得恰当。好比丝、麻织品要讲究红色或赤色，绘画要加上黑色或黄色似的。文采固然要求新颖，但必须有充实的内容；色调虽应丰富多采，但必须有一定的底色。这就是写赋的基本要点。不过，有些只注意微未小节的人，不重视根本，他们即使学习了一千篇赋，反更迷惑而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一样，写出赋来，既没有教育作用，对于劝

戒也毫无益处，所以扬雄后悔写这种雕虫小技的作品，因为这和织薄纱一样，不免要惹人责怪的。

（五）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木片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译文〕

总之，赋是由《诗经》演变出来的，后来又分成大赋和小赋。它描绘事物的形貌，美得好比雕刻绘画似的；它能够把不明白的描写清楚，写平凡的事物也不使人感到太鄙陋。有教化作用的赋，必须写得华丽而有法度，并剪裁去那些华而不实的文辞。

《诠赋》篇论赋体，则追溯其源于“六义”中的“赋”。“赋、比、兴”的“赋”，主要是诗的一种表现方法，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还不是一回事；但以铺陈直叙为主的赋体，在表现方法上和赋、比、兴的“赋”是有一定联系的。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认为辞赋源于“六义”之一的“赋”，也指赋是诗的发展变化，所以又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字于《楚辞》也。”到荀子的《赋篇》、宋玉的《风赋》、《钓赋》等，才正式有了“赋”的名称，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接着又论述了汉以后大赋和小赋的演变情况，一直讲到晋代郭璞、袁宏等人的作品。《诠赋》论辞赋的发展情况，除概论大赋和小赋的不同特点外，还列举两汉十家的代表作品作了具体评论。如评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繁类以成艳”；贾谊的《鵩鸟赋》是“致辨于情理”；王褒的《洞箫赋》“穷变于声貌”；班固的《两都赋》“明绚以雅赡”等。最后又讲到魏晋各主要作家如王粲、徐幹、陆机等人在赋的创作上取得的不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