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后感

真正的社会是怎样的？全世界的信息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只能通过一双眼睛来粗略地浏览，只能主观地产生出一种片面的想法。而我们正是需要像梁文道一样的时事评论家，去全面地共享资料、观点，去弥补我们稀缺的一个角度。就如这本书《常识》扉页上注明的： “如若觉得这些奇怪，可谓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常识》，一针见血地谈及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现象，通读全文，不可否认，梁文道是一位用思维贯穿文字的作家，他运用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高质量知识，去权衡这个社会的各种现象，大到地震，小到一句话。 在字里行间，他没有回避当下热点的问题，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实事求是是他给我最大的印象，从事情的开始到结束，甚至之前的征兆，社会流行说法未及提到的，问题本质的透彻分析，没有避讳，也没有故弄玄虚，反映最真的思考。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个叫作梁文道的人的世界观，是他的常识，可是起码反映了一些见解，借用作者的话说，“世界的梦想并不是人人都能会说英语，而是人人拥有普遍的共识”。 这本称为“常识”的文集，仅这两个字的立意，不只是向美国作家托马斯·佩恩致意，归宗于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常识”寓意丰富，在梁文道的笔下，就蕴涵有三种层面：第一种意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谓的常识，在生活中基本存在却有不可缺失；还有一种就是作者所谓的，“被埋在底下，或者跟我们另一些常识相互矛盾，被我们

扔到一边去了，可谓缺失的常识”，比如说“潜规则”；另外一种常识，可以说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公共情怀。 在《常识》的许多篇章里我们都会发现叛逆和辩证的痕迹。当世人对“范跑跑”群起而攻之时，梁文道却为之辩护，说明范只是不那么崇高，但绝不是邪恶；在全社会都在对地方官员公布电话拍手叫好的时候，梁文道却指出，这是对“民情不能顺利上达”的“最好的讽刺”。梁文道总是用不同于大众的眼光看现象，既看光亮的一面，又看背阴的那一面，叫一些人顿悟，也叫一些人咬牙。

梁文道善于分析推理，寻求现象之后的根源。《常识》谈到中国人面对国耻，总是一方面是努力地自我贬损（捏造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一方面是盲目地自我肯定（制造世界上最长的拉面，争取“世界第一”）。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其背后是一种集体怨恨。很多人思考国耻问题止于理性爱国这一层，梁文道总是继续深入下去，直指根源，教人慨叹。谈及“毒奶粉”事件后温总理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梁文道则把目光降低，说明企业尽社会责任不是此事的要害，真正的要害在于要有做人的道德底线，是公民的基础道德问题。抗战一篇中谈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提到我们国家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说到矿难之后的感言，他列举了一个电视镜头，一位刚被救出来的矿工，眼睛还蒙着黑布条，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不遗漏对象并且逻辑严密。梁分析了两种可能，一是在出镜前有所准备，二

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思维方式已经内化为语言习惯。无论是那一种，都违背了常理和人性。 《常识》文章谈及的无不是路人皆知的现象，是真常识，而我们对常识的认知却总是停留在原地，懒得去考虑“常识”的背后，“常识”的根源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常识”。我们习惯于一目十行地阅读网页，习惯于不辨是非地全盘接纳，习惯于心直口快地表达观点，可是，我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缺乏思考的年代，每个人都是评论者和作家，但已无读者。

 

第二篇：梁文道常识有感

《常识》香港社会评论员梁文道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评论集，取名为常识，与美国独立时期的托马斯? 佩恩的撰写小册子《常识》同名，自序中可了解其立意，是向美国作家托马斯佩恩致意，归宗于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在书中可以领悟到，在作者的笔下“常识”就是作者所谓的，“被埋在底下，或者跟我们另一些常识相互矛盾，被我们扔到一边去了，可谓缺失的常识”，比如说“潜规则”；通过对书中的自序部分的阅读，可看出作者出书的目的与托马斯的《常识》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希望让一些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通过阅读，细细思考，会发现作者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是那么深刻，不过有意思的是回头看书名，真的就会有一种思维开化的感觉，正如里面所说：观点皆不脱常识的范围。书中自序有一段话是关于时事评论的，文章写到：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仅仅看完书的自序，就会被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用词信手拈来，例证丰富却自成结构。字里行间中就能感受到作者理性思维的光芒。在作者看来，我们社会通用的所有常识之间是断裂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点与点之间存在很大的空袭，导致了不同轻重缓急的矛盾。在文中作者认同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的观点，认为一个地方的人心中的常识不一定也会为其他地方的人所认同，所以作者想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去思考眼前问题，通过这个过程来产生批判的距离，从而唤醒本地人的一些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本地常识。然而读过作者的几篇文章后，能感受到作者仍是以一种略近港台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观察大陆社会氛围，也许这正是一种反讽吧。这本书的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部分，话题涉及到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诸多方面。上部分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将中国的问题分为七十个小切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见解与读者分享。其中，书中谈到国耻这一敏感话题，作者认为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气放

下以前的悲痛、仍旧怀着一代代留下的盲目的悲痛把怨恨撒向如今的他国，是一种自虐的心理状态。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政府在抗战结束这么多年来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这些观点都充满着理性，引导着人们正确对待历史。对于国人的大局观，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对于和平年代的反对别国的运动，反对一个国家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那个国家的全体。对于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作者认为这深深影响着我们年轻的一代人的爱国主义观。这些观点就现在而言仍然具有思维开化之用，当今社会的浮躁之风很需要这些理性的思想来正确引导。……尽管如此，这毕竟只是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是他的常识，可是起码反映了一些见解，借用作者的话说，“世界的梦想并不是人人都能会说英语，而是人人拥有普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