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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落尽，梦醒几时

——读《太平天国》有感

1837年，一位屡试不第的青年在又一次失败后大病不起，做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奇梦：他来到天堂，见到他的父亲天父皇上帝和他的兄长耶稣。在那里，他潜心学习，斩妖除魔，并被他的父亲委以返回人间点化世人的重任。梦醒之后，洪秀全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替天除妖”的道路。殊不知，他进入的是一场更大的梦。在这场梦中，既有胜利的欢欣，又有失败的血泪。等到繁华落尽，他似乎还未曾醒来。

正如总序中所言，《太平天国》的作者史景迁既秉承传统史学“说故事”的主流写法，又在中西方史书方志档案中上下求索，做到“无字无来历”，很好地平衡了客观材料与主观想象，兼顾了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为读者详尽描绘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有学者批评史氏著作文学色彩过浓，而未曾给予历史事件深入的分析与合理的解释，有些学者甚至斥其为“失败的小说家”。本人认为，这些评价并不合理。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与其历程本身不可能完全分割，前者存在于后者的叙述之中；朱维铮先生也说过，任何历史研究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是什么”，然后才能追求“为什么”。尽管书中缺少独到的分析，但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种种历史事件的解释就蕴藏在引人入胜的故事背后。

入梦

洪秀全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大批民众，起义在发展过程中规模不断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嘉庆与道光时期，贫困加剧，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南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口变得更多。他们是社会最无助和最怨愤的部分，因此也是社会中最易于被均平和互助粘结起来的部分：

最有可能投效太平军的人也是最有问题的人，他们出生不同的社会团体，……寻求改善生活之道。⑤ ④③②①

此外，清朝时期客家人涌入广西东南地区，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他们大批加入太平军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势力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总序第6~10页。

② 马金生，《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史学理论研究》，20xx年第4期。

③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xx年版，第10页。

④ 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69页。

⑤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08页。

⑥ 罗雄飞，《客家人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xx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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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家人多为天地会成员，故在1840年代，桂东一带为了争夺居住地和耕地，纷扰层出不穷，族群摩擦不断；对于处在如此艰苦环境下的客家人来说，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引起共鸣。①

基于如此背景，尽管诸如“圣库”等太平天国所施行的废除私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是超前的，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在起义初期，它所带来的共有和互助无疑会极大地吸引东南地区大批贫困无告的人民。太平天国的教义经洪秀全理解、改编基督教教义而成，它迎合了中国小农几千年来的憧憬和向往。

史景迁虽未在书中直接挑明这些因果联系，但通过对前后文的分析与思考，读者不难发现其中道理。由此避免了学究式的说理，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足见作者的老到笔法与深刻用意。

起义队伍的不断壮大与接连的胜利使洪秀全的梦越来越真实，他也越来越坚信，自己就是上帝的中国之子。

梦深

太平军攻取南京是一重大胜利，他们也将这座土地富饶、人文荟萃的城市作为建立人间天堂的立基之地。洪秀全在这里推行了一整套区别于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军事上，亦有规定：

伍长管四人，两司马管五个伍长。伍长应与所辖四家保持联系，两司马则负责管理二十五个家庭；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女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 ②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均平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及对于妇女的政策当中。均平无分，男女平等在儒家典籍中无处可寻，这显然来自于基督教文化，这也是太平天国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最显著之处。

然而，无论其受基督教的影响几何，洪秀全和其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终究无法克服小农思想的局限。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除去孔子牌位，却又在传教中借用、融合儒家思想。可见，反孔并非彻底离开孔孟，而是为与孔子争夺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英、美、法三船来访，号称同样信奉上帝的洪秀全仍以君王自居，以臣民相称。从这点上看，洪秀全的世界观似乎和与其对立的清朝皇帝并无多大差别。

狭隘的生产环境形成了狭隘的眼界，狭隘的眼界造就了狭隘的思想。进入南京之后，六朝绮罗金粉之地极大地助长了太平天国诸首领的安逸享乐意识。正如书中描写的那样：

天京城自应有与诸王地位身份相称的宫殿。……凡有木工、石工、装饰手艺者，都被招①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120页。

②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25页。

③ 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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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宫殿。一万名工匠活了六个月的时间，为天王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宫殿，比之前的永安州衙门宏伟了十倍。①

寥寥数语，却与词藻华美的《阿房宫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未明确指出，但作者在此处暗示起义军的思想局限与其失败命运的用意不言而喻。

进入南京后，太平军由攻转守。皇权专制、等级制度的恶性发展使得以打倒封建专制的太平天国成了另一个封建政权。洪秀全本人开始以“联”自称，并告诫臣民“天下万国朕无二”。天京在不断加固的防卫工程中越陷越深，天王也在现实中的梦中越走越远。

梦醒

与其兴起时一样，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也是在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走向覆灭。其中，领导集团的内讧对起义军的打击显而易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和宗教上的父子关系间的矛盾，为洪、杨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虽然杨最后失败身亡，但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无法恢复。这是领导集团过早封建化造成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太平天国只是披上了宗教外衣的一个新的封建政权而已。在权力争夺面前，天下一家的宗教教义早已没有分量。

此外，军事上的失误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北伐与西征同时进行，将自己整体的强大的军事实力分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相对弱小的军事实力，这就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再者，太平天国的教义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和传统宗教“佛教”大加鞭挞。随着当权者的别有心计的随意解释和强行推行，民众逐渐产生了排斥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团结与凝聚逐渐化为乌有。

如前文所述，作者并未在书中一一列举这些原因。但是，对杨秀全蓄谋已久夺权政权的心路历程而和行动始末，以及对其他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相关历史细节的细致描述，已使这些原因呼之欲出。

致使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洪秀全的“天堂梦”已行将结束。临死之前，他还许诺会请求天兄天父带天兵来保卫天京。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场梦还未结束。或者，这只是他不忍心承认现实中繁华落尽的托词而已。

曾经，泰西远东，遥遥相隔。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然而，史景迁用优美的笔法，拨开云雾，全景式地展现了洪秀全一场悲壮的“天堂梦”和其中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虽少了些理性的论断，但多了点诗意的描写。看似平淡的历史叙述④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40页。

① 杨世英，《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讨》，《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xx年8月第三期。

②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87页。

③ 史景迁，《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38页。

⑤③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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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对文化中心论的摒弃和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

如此不以一己之私损害历史之大公的精神，值得所有民族学习。反观某些国家，为了一己之私肆意歪曲历史，这不仅是对先人的侮辱，也是对历史的失敬。

 

第二篇：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妇女精神风貌

由于广西地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军事战斗之客观需要,太平天国妇女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精神风貌。

(一) 太平天国妇女改变了封建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和形象,女人也顶起了“半边天”。

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相夫教子”等等。女子不能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劳动;不能为官执政;不能参军打仗;有的甚至不能进人宗祠庙堂参与宗教祭祀活动等等。其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但在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争的客观需要和广西妇女的劳动习俗以及妇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广大妇女在太平天国社会中表现出与封建传统妇女社会角色迥异的社会形象和精神风貌。

第一、 在社会生产劳动方面:太平天国妇女广泛参加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运输工

作。劳动范围广、种类多、规模大、劳动强度重。“一切劳动苦工似乎都由她们承担”。根据众多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统计,太平天国妇女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春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祈柴”、“搓麻绳”等等。很显然,广大妇女充当了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和后勤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骨干力量。不仅表现了妇女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高尚美德,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广大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的祟高精神,与封建社会妇女深居闺阁、相夫教子,靠寄生生活的传统角色相比,向世人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貌。

第二、在政治生活方面:只要有贡献者,妇女就可以与男人一样做官为政。据罗尔纲老前辈考证,太平天国女官分为朝内、军中、职同三种。其职数大致是:朝内女官:左辅正军师1人,前导副军师l人,后护又副军师1人,六官正副垂相各2人。禁城女检点自左一右二至三十六,共36人。指挥自左一右二至七十二,共72人。将军分炎、水、木、金、土正副如男职。恩赏垂相、恩赏检点没有定员;军中女官:自前一至中八共四十军,设总制、监军、军帅各40人,卒长1000人,两司马400()人;职同官:有殿前绣锦指挥240人,绣锦将军200人,绣绵总制120人,绣锦监军160人。可见,太平天国政权中女官人数众多,打破了男子一统政治舞台的传统局面。江夏无锥子在《鄂城纪事诗》中描述道:“更有女官数十名,公然骑马任纵横;护随健妇持兵杖,一样鸣锣张盖行”。封建文人的嘲讽却真切地表现出妇女在官场上的扬眉吐气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而外国人富礼赐在见到天王府中的一些女官时说:“她们说起话来怎么厉害呢”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妇女低声下气,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的传统角色的束缚。

第三、在军事生活方面: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参军作战和带兵打仗。

早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就建立了“男营”和“女营”。接着在女营的基础上又建立起

专门的女军。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女军分“前、后、左、右、中各八军,共四十军。女营每军帅辖卒长二十五人,两司马一百人,女兵二千五百人”。以此计算,每军2500人,40军只有女兵十万之众。广大妇女在与敌人作战中更是表示出与中国传统妇女迥然相异的精神风貌,其飒爽英姿纵使男人也感到汗颜。陈徽言记妇女在武昌战役中是:“红绢抹额,著芒鞋,颇矫健”。邹在衡在描述妇女在镇江痛击进犯清军时写道:“女魔竟解樱守城,狂兑空闻隔岸呼”。顺天府张锡庚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描述保卫金陵的妇女是“披头散发,身穿男衣,在城楼击鼓喊叫,摇旗行走窥视”。尤其是广西妇女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刃”。太平军著名女将苏三娘就是一个“两臂曾经百余战,一枪不落千人后的女中豪女杰。同时,“以其人皆勇悍,曾扮牌刀手,出城拒战”。所谓“牌刀手”就是保卫太平天国诸王、侯、相安全的侍卫部队,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

骨干力量。这些记载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妇女在战场上不畏艰险、奋力前驱、冲锋陷阵和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这的确是自古以来中国妇女所不具有的巾帼风采,其战斗风貌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第四、太平天国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接受教育。

《幼童诗》被规定为男女学童的课本。后宫娘娘和在宫中执事的女官也必须“每日读书一章,轮读诗一首。礼拜日加读天条·一,每日先读书一章,后读诗一首。一日读旧遗一章(即(旧约》),一日读新遗一章(即《新约》。吟喇认为妇女“在教育上受到了同等的注意。这与中国传统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落后思想相比,确实是一大历史进步。另外,在宗教生活方面,凡礼拜日,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在同一礼拜堂敬拜天父。“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吟咧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所留下的一幅《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插图中,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男女分列两边,女人全神贯注听讲并时而私下交谈的情形。这与中国传统妇女在宗教方面连进入宗祠寺庙都是对祖先和神灵窿读的“女人祸水论”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和别具特色的。

(二) 太平天国妇女敢于冲破传统束缚,初步摆脱了完全“逆来顺受”和软弱可欺的被动角色和

地位,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等方面树立了中国妇女的新形象。

首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最突出的表现在妇女对强奸的态度和具体处理方法上的变化。太平天国是严禁奸淫妇女的,作为太平军军事纪律和生活准则的《十款天条》的第七天条就是“不好奸邪淫乱”。“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尽管太平军纪律严明,但在战争条件下,奸淫妇女之事也时常发生。我们知道,在贞节观念极度浓厚的封建社会中,女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守身如玉和玉石俱焚的“烈女”是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在扭曲的贞节观之下,妇女即使被人强暴,甚至哪怕身体被男人窥视都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失节”行为,即便妇女是受害者,也经常为人不耻。因此,从古到今,不少被强暴的妇女哪怕有天大的冤情也怕外人知道,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了。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妇女对于强奸,一方面坚决不从。对“闯人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使得)贼目闻之,骄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另一方面主动向上级喊冤申诉。“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听妇女喊察,即时泉首示众,而且有些被强奸的妇女还能

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呼某人因强奸我,斩首示众。更有甚者,一些妇女将偷看自己洗澡的男人告发。“金田的韦十去偷看妇女洗身,被妇女发觉,跑去报告首领,立刻集队认人,最后查出是韦十,立即拉去砍头示众”。很显然,太平天国妇女对于被强奸这一难以启齿，影响“名节”的行为是勇于正视并通过上级组织来洗刷冤情,惩罚恶人的。

其次,敢于向权威挑战,不完全逆来顺受,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封建纲常中,女子最重要的是要讲究“三从四德”。在男人面前,在权威面前,是不允许

有任何自己主见的。必须小心翼翼,大话不能讲,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而据史料记载,女馆妇女曾诅咒天王和东王,“以秽布作天贼东贼帽衬,冀魔之”。在反抗强权的过程中,以傅善祥和朱九妹为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傅善祥,金陵人,20多岁,东王杨秀清将其纳入东王府充当文书,官至女垂相。由于才学过人,逐渐受到东王重用。东王府中的文书都要经过她批阅,凡不尽其心意者,就要批骂。以后还多次讽刺太平军将士文化素质低,文字狗

屁不通,得罪了东王。东王于是借口善样吸食黄烟,枷发女馆。而“罪傅善祥诏”中则记为“女丞相傅善祥醉侮东王,大不敬”而获罪。一个女流之辈居然敢在男人一统天下的政坛中对男

人讽刺挖苦和嬉笑怒骂,甚至对堂堂东王也敢“大不敬”,其作风的确

令人可叹可敬。

第三,追求自由,积极参加多种社交活动,开始走出了单一的家庭交往模式

。

在传统封建社会中,为了所谓的男女“授受不亲”,防微杜渐,女子的交往活动

和交往范围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特别是不能参与公开的社交活动,甚至在家庭中也不能参预男子接待客人的活动。而“太平天国的妇女可以自由交际’。除前面所谈到的妇女大量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军事战斗和宗教礼拜等社会活动外,在社会和家庭的人际交

往活动中也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各贼馆中,贼妻亦时相往来”。尽管太平天国实行严别男行女行制度,但太平军每到一处后,就有许多女子就前往军营一睹太平军风彩。1856年,元勋殿左贰拾柒检点赖裕新发布的“安民晓谕”中一再强调“:尔民间妇女,恐未必尽识道理(男女之别),必须潜居各慎闺闽,不得放荡前来,以致有乖天情”。在苏州,令封建文人感到“更怪者”是妇女“见长毛则仍巧妆艳饰,立于门首而不知避”。女人对异性的大方坦然可见一斑。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据缪维廉先生记述,他在传道过程中,遇到一群妇女在路上行走“不少妇女停下, 来听我们讲道,她们的举止总是极有礼貌。这是前所未见的新现象”,他认为这“打破了迄今一直遵行的妇女不出闺门的制度”,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岭咧的一次经历则使他对中国妇女的社交自由更为赞叹。有一次,太平天国的直王在武汉设宴款待吟喇

和他的朋友,“酒过数巡,直王夫人携子女前来入席(按照欧洲人习惯,这时正是妇女儿童退席的时候)。她们的出席使我大为诧异,因为这跟中国妇女深居闺中的风俗恰恰相反的。??。直王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及家中其他妇女,全都参加谈话,毫无拘束,这是我在中国人中间从未所见的。

第四,太平天国妇女敢于追求人之天伦,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严别男女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私自团聚,否则“斩首不留”。

但是有许多史料记载有不少的男女冒着生命危险“私行合好”的事例。其中有二例最具代表意义:一例是西王萧朝贵的父母在长沙途中“苟合”,“其父被杀’,;另一例是一名叫韦大妹的女子与其夫梁郭漆“不遵天诫,屡次私行合好”而被“奉行天法,重究在案”。除天伦之乐外,太平天国妇女追求幸福生活还突出地表现在婚姻自主上。一方面,“妇女们尤爱

慕军中青年”,主动与太平军将士自由恋爱。罗尔纲老前辈在巨著《太平天国史》的《妇女传》中就记载了一个叫柴大妹,一个叫祝大妹的两个女人分别与太平军战士李大明和翟合义自由恋爱、结婚、夜夜盼夫

归的动人故事。至今还流传在苏南地区的一首

《豌豆花开》民歌,充分表达了妇女对太平军丈夫的忠

贞不渝的感情:“碗豆花开花蕊红,天朝哥哥一去无影

踪。我黄昏守到日头上,我三春守到腊月中。只见雁

儿往南飞,不见哥哥回家中??。这首凄楚哀婉的情歌将一位渴望与丈夫团聚,追求幸福生活的女子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这是传统封建买办婚姻制度下所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寡妇可以再嫁。“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阳]。吟喇就生动记述了在天京“曾见到一些妇女一听到她们的丈夫被`满妖’所杀的消息,就立刻跑到街上去找新丈夫”的急切现象。这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烈女不更二夫”的封建贞洁妇女形成了鲜明对照,表现 出与那些所谓的烈女们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