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荣如德/译

《卡拉马佐夫性格剖析及深度思考》

读书笔记

课程：行政法期中作业

班级： 09 级法学一班

姓名：吕贝莉

学号： 0907005

指导老师：刘志峰

完成时间：20xx年11月15日

卡拉马佐夫性格剖析及深度思考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是根据一桩真实的弑父案写成的。书中主要人物为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伊万、阿辽沙和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小说通过描写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和人性道德，引发后人对宗教、对哲学以及对伦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纵观整部小说，有一条明显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卡拉马佐夫气质”，整部小说的社会性也主要表现在这条主线上。所谓“卡拉马佐夫气质”大致上就是：恣意地放纵情欲、狂热地追求浪荡生活，贪婪自私、专横暴虐、卑鄙下流、毫无道德约束，这些特点集中反映在了卡拉马佐夫家庭成员身上（除阿辽沙外）。

一、 卑鄙无耻丑恶的灵魂。

费尧多尔即老卡拉马佐夫，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卑鄙无耻的丑恶的灵魂。他的全部道德原则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在我死后，随他陆沉也罢！”吝啬的费尧多尔极端自私，他通过靠妻子嫁资发财、发放高利贷、占有亲生儿子合法的财产等等卑鄙无耻的敛财行为来满足自己病态的金钱欲望，对于他来说只有金钱才能满足一己私欲。不仅如此，费尧多尔还是个相当荒唐的小丑和色情狂，即使他已拥有相当可观的资产，他仍然没有放弃已经深入骨髓的小丑习性，他用一种小丑式的下流、狂妄行为去恶毒地破坏一切，他容忍不了和谐平静的场面，必须去用他那神经质的、令人厌恶的小丑行径去破坏它。他的这种行为最突出表现在本书中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室的会晤以及随后的餐宴过程中，费尧多尔唾沫飞溅地用污言秽语恶毒地亵渎神灵。此外，年近六十的费尧多尔最大的嗜好就是淫乱纵欲，曾经不仅当着夫人的面，把一班坏女人招到家里狂欢乱闹，甚至还以他那小丑式的角色打赌并实施了对“三寸丁”白痴女的强暴行为，如今又同大儿子德米特里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由此，将费尧多尔概括成一个卑鄙无耻丑恶灵魂的人并无不妥，他也是“卡拉马佐夫气质”的集中代表。

斯乜尔加科夫，被伊万称作“发臭味的奴才和下流胚”，身上同样充满了贪婪成性、卑鄙阴险的卡拉马佐夫式的腐坏堕落的臭气。由于斯乜尔加科夫实质上是费尧多尔与白痴女的私生子，他的这种特殊身份，让他自身从头至尾都充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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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蓄势待发的、邪恶阴毒的气质。他把这种为所欲为的卑鄙野心和仇恨一切的歹毒狠心隐藏在忠诚和谦卑的表象之下，无时不刻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家庭中窥探一触即发的破绽。他不仅觊觎老头子的财产，又相当工于计谋。他看准了德米特里要与父亲算账，便用计亲手导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弑父案，不仅干掉了费尧多尔，使德米特里成为替罪羔羊，事后又以伊万曾说过的“无所不可”为护身符，阴险地要挟伊万他才是主谋。然而即使最后，斯乜尔加科夫因为绝望而悬梁自尽时，在遗言中依旧没有承认自己谋财害命的犯罪事实，以澄清真相。可见，在最后时刻，他身上仍然充满着“卡拉马佐夫式的下流力量”，他将“无所不可”毫无遗漏地吸收进了自己地狱般黑暗的灵魂中去了。

二、 处在美丑、善恶尖锐矛盾中分裂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变革中的俄国，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使得这位大作家的人生经历同样跌宕起伏，在他一生中，他自身也同样面临着美丑、善恶的争锋相对、拼死搏斗，他自认为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作为“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因此，作家带着切肤之痛来揭示“卡拉马佐夫气质”，让他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都附着某个“不洁的魔鬼”，又都痛苦地努力克服这种气质。

伊万，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性格复杂，头脑清晰，爱做思考。他信奉无神论、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又热烈信仰上帝，甚至主张国家应当转变为教会，但又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世界。他向阿辽沙列举了各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罗马教会传统的“宗教道德”的不道德、天主教会焚烧活人的残暴事实、将军当着一个母亲的面致使恶狗将她孩子撕成碎片的故事??都表明了伊万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怀疑，甚至提出“没有上帝，就无所不可”的绝对性理论。正是因为伊万对这个世界深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使得他的内心非常矛盾，既热切盼望《圣经》所描绘的美好一天的到来，又无法接受这个充满残忍的罪恶世界，他无法解决这个尖锐的矛盾，便只能在“卡拉马佐夫下流力量”支配下痛饮，一直“熬到三十岁就把酒杯往地下一扔”。

德米特里，性格开朗，慷慨坦率而富有激情，同时又狂热冲动而无所顾忌。他崇敬上帝，承认《圣经》十诫的道德准则，但又深深为自己放浪形骸的恶德败行所苦恼。米嘉可以慷慨地捐献自己仅有的三千卢布给一个挪用公款的人以使他免受不幸；但又可以一时兴起，欺凌贫穷可怜的人。他深知“卡拉马佐夫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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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天性中植根之深，他渴望爱与欢乐，却控制不住自己不断堕落。本书中充分展现米嘉内心的矛盾的事件是他对格露莘卡的爱情。他为占有前未婚妻的财产而愧疚，又像浪子般挥金如土只为博得格露莘卡的芳心；因为憎恨父亲与他争夺爱人而扬言要杀了父亲，却为误以为杀了仆人而想结果自己生命来赎罪。然而最后，当米嘉在接受审判之时，终于开始懂得尊重所爱的人的感情时，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德米特里一生中总是在善恶、美丑的尖锐矛盾的斗争中挣扎，直至最后才幡然醒悟自己的罪过，也许这是作者对他最好的安排，在自我净化和忏悔中努力摆脱“卡拉马佐夫气质”，成为一个懂得爱人的人。

三、 用基督的爱去拯救世界上罪恶的灵魂。

幼子阿辽沙是作者最心爱的人物，是他心目中新一代人的应该具有的形象。阿辽沙出场时是个见习修士，他本性善良，真诚热情，渴望真理。他笃信上帝，愿为灵魂不死而生活，并怀着崇高的理想“拯救、改造人类社会”。然而在伊万一番话的触动下，在他说出“枪毙”二字时，他内心的忍耐宽恕已经被人道的呼声所震破，他几乎从根本上推翻了上帝的存在，虽然他仍深爱赐给人类幸福的上帝。为了探索灵魂是否不灭，上帝是否存在，拯救改造人类社会，阿辽沙毅然走出了修道院，还俗到世间。本书的整个发展过程，也是阿辽沙的成长过程，他从幼稚的信仰，到用真诚的心去净化人的灵魂，专注地将佐西马长老的爱不断扩大，为人们终身行善，是阿辽沙理智成熟的过程。小说最后写道：“他倒地时是个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却成了一生坚定的战士。”

在阅读本书时，令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人物对于道德、宗教这两个困扰他们的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而本书中最出彩的部分，也正是书中人物对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激烈讨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尽一生探索的问题。在此，通过以上对书中主要人物性格特点的分析，结合笔者所学的粗浅的法律知识，对本书中探讨的道德、宗教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社会由农奴制向资本主义急速转变，政治、经济正处于剧烈动荡期，物欲横流，思想和精神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突与选择，人性中的善与恶矛盾交错。同时，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俄国，贫困愚昧的人以及老一辈人顽固不化，年轻的一代则在新思潮和腐旧传统文化冲击下挣扎着，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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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民的精神状况不容乐观。本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选取了这个时代三类最为典型的人物做主角，在各种思想碰撞中最终做出选择。

费尧多尔和斯乜尔加科夫分别是俄国社会中腐朽自私的贵族和愚昧邪恶的社会底层民众。一个是霸占着自己剥削而来的权势金钱，自私自利，胡作非为，毫无道德底线；另一个则是在各种压迫鄙夷下心理扭曲残缺，无时不刻不在等待肆意报复的机会，毫无道德约束，也无所惧怕。这两类人可以说是整个社会中最黑暗最罪恶的人，既不信仰上帝，毫无怜悯和善的爱心，也无道德修养，在他们看来“无所不可”。

德米特里和伊万在“卡拉马佐夫气质”中是归为同一类的，虽然他们在性格和学问修养上相去甚远，但他们同属于俄国社会中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德米特里代表的是俄国传统的青年，明辨是非善恶，却又时常犯错，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能够约束他们道德行为的境界；伊万代表的是受新思潮影响的、走在改革最前列却被牺牲的青年，他们质疑上帝是否存在，并提出各种论点，又希冀社会能够像《圣经》中描绘的那样美好幸福却找不出使之兑现的方法，因此又暗自相信唯有上帝才能做到，于是他们在自己创设的矛盾中不断斗争，最终成为新旧思想冲击的牺牲者。

阿辽沙是以见习修士的身份出场的，因此他对上帝有着热忱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者的话》中开宗明义表示要为主人公阿辽沙立传。可见，阿辽沙是作者心中代表俄国的新新一代，怀着对上帝的爱，走向社会，去感化人民爱戴人民，使人们之间相亲相爱，用坦诚的心去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也许就是小说最后阿辽沙帮助伊柳沙化解同学之间矛盾所要表达的最终意思了。

就如卡拉马佐夫一家在长老修室内讨论的那段话，伊万提出“应当让国家最终有幸成为教会，而非其他”，佐西马长老也极为赞成伊万的见解，他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剖析，罪犯即使受到法律的制裁，仍不能使他们真正改邪归正，他们只是作为社会有害的部分被机械地流放到远处，却不能使他们从本质上去恶从善，并杜绝另一罪犯的出现。唯一有效、能起威慑和驯化作用的办法，表现为人们自身良知的基督之法，因此他在谈话中指出“现在罪犯只有面对教会，而不是面对国家，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找到的改造社会的唯一道路是宗教，他认为宗教是抑制人的本能欲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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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精神慰藉。

宗教是否真的能从本质上改造社会，使人们的内心自始至终受到良心的约束不去犯罪呢？这个问题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难以解答。首先，宗教难以发展成为书中所期望的从教会到国家，因而宗教对社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无法达到威慑、驯化人们的程度；其次，即使真的完成了从教会到国家的过渡，例如罗马教廷等教皇国家，教会的权力是否真的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合理使用，而不滥用权力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愚昧迷信中；最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思潮质疑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人们拥有信仰自由，有权利选择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如果强制地利用宗教去改造社会，那么结果也许就会适得其反。

在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法律制度还未健全的时代，人们似乎更容易想到通过宗教来达到真正惩罚犯罪的目的。诚然，对于阿辽沙这样自始至终对上帝有着强烈敬仰的人，是能够通过宗教在自己心中所起的威慑、良心谴责的作用而不去犯罪，或者哪怕犯了微不足道的错误也会忏悔不已；对于德米特里这样，心中似乎有上帝，然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恣意胡闹的人，也许宗教能使他认清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为之良心受到谴责，但是要使他真正成为一个有担当、不胡作非为的青年，唯有通过对他再教育、培养他的法律意识才能实现（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德米特里所受教育太少，才致使他的行为乖张蛮横）；至于费尧多尔和斯乜尔加科夫这样毫无道德底线并且没有信仰的人，即使上帝现身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上帝，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永恒的利益，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只有通过法律的严惩才能使他们意识到这个社会不是任由他们随心所欲的，只有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他们才会因为惧怕法律而收敛，对于这样的人，宗教是毫无作用的。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个无神论的国家（除某些少数民族外），唯一的佛教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深信不疑的，它只是人们祈求全家平安、升官发财的工具，道德并不因此受约束。纵观中国历史和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犯罪层出不穷，百姓受剥削、受压榨，悲惨的人们伸出双手祈求帮助，他人却都冷眼旁观，如同看戏。可见即使法律再强大，惩罚犯罪的手段再严厉，一个没有道德价值基础的社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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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是非常可怕的。人们没有内心的约束，没有廉耻，放纵欲望。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所说，“既然无所谓善恶，就无所不可。”这样的社会只会产生欺骗和罪恶。然而在西方社会中，其道德基础就是宗教，在这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们不再去质疑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坚信上帝存在于自我心中；如果没有宗教，社会将会变成一片荒漠，毫无生机和温暖。从这点上讲，谁又敢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目光如矩呢？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应该说是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总结性作品。它的思想可以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来概括：“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要制造出一个上帝来。”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通过这部作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不如说他是想告诉当时的俄罗斯：人类需要上帝，或者说需要信仰与道德，来作为人类精神的寄托与慰藉。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在他年轻时，曾是无神论者，最后却成为了宗教主义者，并不是因为迷信宗教，而是认识到人类需要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并没有失望，相反，他认为上帝存在于连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内心深处。如果违背了他的旨意，必然会受到的惩罚。“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种报应不是外部的，而是源自内心的自责和悔恨。相反，外部的惩罚有时会减轻罪恶感。所以，在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后，伊凡因内咎而精神错乱，斯乜尔加科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恰恰证明上帝或者说道德力量的存在，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经过漫长历史考验的中国，要使人们的良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也许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表达出来的对于“人类需要宗教”这一观点，中国社会需要宗教。同时，近几年，中国政府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建设宗教事业，建设宗教活动用的寺庙、祠堂等（笔者的家乡就在近年内建造了大量的寺庙供人们烧香诵佛），其旨在于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个可以依托但绝不是迷信的基础。这也许是政府认识到人民需要一个正义的精神寄托与慰藉，保持人民积极向上、正直的心态，从而做出的对民众引导性的政策决定。笔者坚信，在如今法制越来越健全的中国社会，随着人们心中道德价值基础的确立，中国社会将始终朝着美好和谐的一天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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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

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感

—对伊万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伊万在卡拉马佐夫整个故事情节的构建中起着支柱一般的作用，本文通过笔者对伊万分裂性格困惑以及其“弑父”的理解与思考，解读伊万命运，并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分析，解读伊万现象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本精神 伊万 分裂人格 思想弑父 怀疑论者

一、 背景知识缩影

19世纪的俄国无论实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处于动荡分化与转型的矛盾之中。沙皇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资本主义经济却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扩大，金钱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来自西方的“人本精神”东渐，叩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个体意识的提高的同时，利己主义也无限膨胀，各种因素相互参杂，相互影响如有成千上百的猛兽侵蚀着俄罗斯人的灵魂。[1]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整个世界翻了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处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展示了“俄国历史上最混乱、最痛苦、最不安全、灾难最深重”的历史过渡时期时俄国社会的不合理和各种畸形、混乱的社会关系。卡拉马佐夫精神：淫掠狂，贪婪自私、专横暴力、卑鄙下流、无道德约束的，提出了关于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人生意义，人性中善与恶的斗争，社会主义与个性等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 伊万的出场

伊万和阿列克塞作为同胞兄弟，一起渡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而文中对二者的开场描述却截然相反。“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便着手自己来照顾那两个孤儿，而且对小的一个即阿列克塞还特别喜欢，所以阿列克塞有很长一段时间简直就像她的家人。”而对于伊万的出场却是这样描述的“他长成了一个阴郁乖僻、性格内向的少年，虽然远非胆小怕羞，但好像从十岁开始便明白他们哥儿俩毕竟是寄人篱下，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们的父亲简直是一提起来就让他们颜面蒙羞的人?”[2]不禁另我对性格怪僻阴郁的伊万有种阴森之感，相反，对阿列塞克却有种一样的亲切感。 此外，他对老卡拉马佐夫的清醒与大哥米嘉对父亲始终抱着幻想的态度又一次形成对比“他甚至不想尝试与父亲通信—可能处于傲气，处于对他的蔑视，也肯能是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告诉他，从父亲那里连一点点切实的帮助也不会得到。”这一点，似乎代表当时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本质敏感嗅觉。面对艰苦的求学生活他靠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下来，他的自尊，他的骄傲，使他坚持下来，而后来却因为素未谋面的“兄长”而回去做了调停者，居然还和老卡拉马佐夫相处融洽，伊万似乎从出场就带着某种矛盾，这也让笔者费解。

三、伊万的困惑

文中困扰伊万的是两个不能兼容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有自己信仰，他承认爱的价值和意义，他肯定上帝，肯定上帝的救赎

力量。而另一方面，他否定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残缺的，充满无穷无尽的苦难，他质疑这个世界的合理性，他对这个世界的残缺和对人自身的有限性进行着拷问。他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他既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充满残忍上帝创造的罪恶世界，但他有不敢彻底的、大胆的否定这样世界，因为他知道一旦没有上帝创造，那么也就没有灵魂不死，如此，便没有了道德的约束，便“一切都可以允许去做”且而无需承担责任，但他已经又清醒的认识到为所欲为的社会带来将是无规则的混乱与倒退，甚至不如现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但他又找不到一条新的出路，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在犹豫，在徘徊，正如托斯托耶夫斯基所说，他的整个《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为伊万所思考的问题和折磨他的问题”，伊万正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也是就是当时俄国社会进退两难的知识分子的化生，他们正为俄国混乱的社会出路而探索思考。这不禁到让我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也正是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的尝试与探索才走出了黑暗，迎来今天的光明，知识的力量，精神的觉醒，思想的高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伊万的困惑集中表现在《宗教大法官》一章，这章是伊万心灵困惑的释放，也是全文的高潮所在。

故事发生在16世纪塞维尼亚，是西班牙最混乱黑暗的时代，耶稣在远离十五个世纪后重返人间，拯救民众，年近九旬的宗教大法官出现，本应是耶稣的仆人的他却逮捕了耶稣，并产生了有史以来人类对上帝的最激烈的质询。[3]大法官以90年的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总结出不相信上帝的三大理由：第一，便是“面包与自由”的故事，大法官认为面临绝境，应该先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再谈道德，耶稣拒绝将石头变成面包，也就拒绝了对世人的控制，因而人们也就转向了能给予他们“尘世面包”的魔鬼；第二，耶稣拒绝从庙宇顶端跳下以证明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身份，因为上帝不可试探，因此他也就失去了统治人类的权利。大法官认为相信上帝其实是相信某种奇迹，而没有奇迹，上帝的存在便值得怀疑。第三，耶稣拒绝接受魔鬼授予万民的权柄和荣华富贵，因为他不愿剥夺人来之不易的自由，而剥夺的根源正是“奇迹、神秘与权威”。而大法官却认为懦弱的人无力承担自由，以大法官为代表宗教便以拥护魔鬼的名义，代替耶稣统治了这个世界。这段大法官与耶稣之间的对话，或者可以说是大法官对耶稣的质问，实质代表着伊万的信仰两极，自身思想的矛盾两极和分裂的两个自我。宗教大法官代表着世俗权威，象征人类的理性与实践，追求现实功利的最大化，而耶稣则是良知的代表，良知是对功力的平衡与协调，世俗权威与良知的矛盾也正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也是世俗权威带来的秩序与神的博爱对人的救赎之间的对立矛盾[4]。而伊万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体，承载追问这人性与命运的无解之果，折磨着他的一生。善与恶，自由与秩序，信仰与理性，在一组组对立的人生观的纵横交错正是伊万人生和世界观的对立点所在。

三、 关于“弑父”之罪

伊万作为精神上的“弑父”犯，作为斯麦尔科夫的教唆者，其“弑父”情节显得更为耐人寻味。正如上面论述的，伊万认为世界的残缺、人类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和谐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追求信仰的路上，他被社会现实和理性怀疑所阻拦，但内心又有着对信仰的激烈向往，正是这样一种矛盾，使他“为所欲为”的理念，仅限于在精神上的思考，而不敢去实践，当他怀疑斯麦尔科夫杀死了父亲时，他惊恐的表现，“杀人的如果不是德米特里而是斯麦尔科夫，我当时自然是和他的同谋，因为是我唆使他去

做这件事的，是不是我唆使，我还不知道。但假使是他杀死的，我自然也是凶手”，这使他坐立不安，而当斯麦尔科夫亲口承认是他杀的卡拉马佐夫，并且是在他的教唆下才那样做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是“思想上的弑父”，倍受精神的折磨，痛苦的发疯，最终走向了崩溃。在法庭审判中，在“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站”的选择中，他最终还是站了出来，在法官面前承认了是自己唆使斯麦尔科夫杀死了父亲，努力为德米特里洗刷罪名。

其实，我觉得伊万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在他困惑犹豫的“魔鬼”与“上帝”的价值观之间最终是上帝占了上风。首先表现在，如果伊万能够真正抛弃上帝，那么他可以按他所说的为一切可为的，他可以毫无顾忌的过上和卡拉马佐夫一样的生活，但他没有那样做，他选择了继续思考探索，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呓语”教唆斯麦尔科夫弑父的犯罪，而自己成为了精神的罪犯。

[5]而最后，他在法庭上为德米里特里洗涮罪名，更是上帝和真理战胜他桀骜不驯的心理的直接体现。

另外，斯麦尔科加夫是猥琐卑劣的化身，他身上充满着彻彻底底的人性堕落与仇恨、变态心理。他攻于心计，潜心策划出这出谋杀，他假装生病，巧取信息，将伊万陷于被动地位，也陷害米嘉坐牢，但他却毫无冥顽不固，直到死也不承认事实，他的固执、孤僻、阴险、奴性、变态，让人生心厌恶，也许他的灭亡代表着一切“恶”的消逝与埋葬。伊万犹如《一根稻草》的重量里的那匹老马，它承载着太重的负荷，而斯麦尔科加夫就是搭向老马背上的那根稻草，使伊万轰然倒下，而将稻草搭向老马背上的这只手便是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伊万的命运其实已经朦胧勾勒出了的充满爱与幻想的理想王国，相比与斯麦尔科夫的“弑父”，更让人多了一份同情、理解与包容。正如文章开始所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粒来。”伊万，就像一粒麦子，从肉体的解脱走向精神的复活。

四、 伊万的现实意义

伊万的矛盾，伊万的困惑，伊万的思考，伊万的复杂性格，正如莎翁笔下哈姆莱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类人的写真，而面对我国社会出现的一些列复杂、反常的社会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正在变成如伊万一样的怀疑论者。[7]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怀疑当地警方的执法度，宁愿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虽然在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我们仍然怀疑，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我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面对“楼倒倒楼脆脆”，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等一些列社会问题，不管政府如何解释，我们都不会完全相信，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伊万的怀疑是对上帝信仰的缺失，而我们的怀疑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直接明证，伊万的悲剧命运似乎该引起我们做更多的思考与惊醒，面对公信力日益下降的政府，我们是一味的完全否决不信任，还是将适当保留怀疑，将我们适度的怀疑转换成监督政府行为的工具，因为“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7]一方信任的缺失必将引起人民的质疑与抱怨，底层社会的民怨极易聚集成社会张力的核心动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将隐忍的社会不满表面化，演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对社会稳定起着强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理性思考各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盲目地成为一个对政府的

片面怀疑论者。当然，要消除这种怀疑，正如伊万怀疑的上帝，需要上帝有所行动，来证明它的存在，它的价值，我们的政府同样需要以实际行为来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以事实来消除人们的怀疑。

此外，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价值观的碰撞，我们时刻都在做着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们随时都会陷入伊万一般的矛盾与痛苦，面对诱惑，面对司法腐败，我们是要随波逐流，还是秉公执法坚持正义？面对南京彭宇案类似事件，我们是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不因祸福趋避之？面对小悦悦事件我们是被人性恶的野性所侵蚀，还是坚守人性善的良知底线，道德底线？面对不胜枚举的事实，我们的心灵也受着拷问与煎熬，我们也有着犹豫和困惑，在漫长的黑夜中探索与思考。正如“活着亦或是死亡是个问题”一样，是对人性的思考与挣扎，伊万是我们每个人的影子，我们每个人也是伊万的复制，如伊万一样，斯麦尔科加夫是搭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我们也正颤颤巍巍的接受着每一根稻草的重量，如果我们不做出选择，斯麦尔科加夫的那根稻草迟早会压在我们身上，终有一天我们会像伊万一样的命运结局。

最后，前面我已经谈到伊万作为当时俄国社会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进步与责任，他的身上寄托某种希望与光明。我不由得对当代大学生做出一些思考，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我们，应该有着同伊万一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思考和探索，而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先觉者”，我们应该给予社会、国家更多的关注，担负起所应承担的责任，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挑起社会的脊梁，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愫。

参考文献：

[1]: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2]:荣如德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年版

[3]: 张百春译：《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北京华夏出版社，20xx年版

[4]:曾艳斌:“论宗教大法官的启示”，世界文化出版社，20xx年版

[5]:张变革:《卡拉马佐夫兄弟之赞成与反对的话语激情》，20xx年版

[6]: 荣如德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20xx年版

[7]: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