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中历史学理论的几个问题
———史书体例与史官建置和正史发展源流
08级研究生 姓名 王海辰 学号 10832004
【内容摘要】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
的体例完备的历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不但在著作名称上标新立异，而且在著作框架的设计和论述方法上都独具特色。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沾溉后人的史学理论问题，本文仅以《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四篇来分析。
【关 键 词】六家 二体 史官建置 古今正史
刘知几撰著《史通》，把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名称移植到史学领域中，创作出了历史学理论文体，开辟了中国专门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体裁的先河。 今本《史通》由49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是有关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分论题。每篇的篇名就是该篇的中心论点，共49个论点。紧紧围绕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主题展开论述。
其中内篇36篇从史书体裁体例、创作方法、史学批评和史家人才要求等方面归纳一系列原则，构成一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全书的主干部分。 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于史籍的源流、类别以及史体的发展作了论述，提出了著名的“六家二体”说。这里所谓“六家”，是关于史籍的分类；而“二体”，则是关于史体的分类。《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说明“六家二体”说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刘知几通过对古往今来史籍源流的考察，认为大体上不出六家范围。《六家》篇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①。”这里刘知几所谓“六家”之论，是要区分史籍类别，追溯史籍源流；就刘知几“六家”论的具体内容而言，其中的《尚书》家与《春秋》家，刘知几借用《礼记·经解》的话，认为前者旨在“疏通知远”，后者要在“属辞比事”；《左传》家和《国语》家旨在述说经义，《国语》家是于《左传》之外“稽其逸文，纂其别说”，以释经义；《史记》
家“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创立了纪传体；《汉书》家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包举一代，成为后世正史范本。
刘知几从史籍源流角度提出“六家”说，这“六家”应该说是综合了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而言的。而当他纯粹从史书的外部形态即史书体裁来论说时，又提出了“二体”说。《六家》篇通过对六种史体的具体论述后，进而总结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旧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②”这就是说，“六家”当中，真正流传于世者，唯有左氏及《汉书》二家，而这里的“二家”，则显然是指《左传》之编年体和《汉书》之纪传体，是纯粹就史书体裁而言的。《二体》篇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③”这里的“二体”是指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认为二书史体的创立，标志着史书编纂体裁的完备。我们说纪传体是以《史记》为代表还是以《汉书》为代表，其内涵是不同的，《史记》的纪传体是通史纪传，而《汉书》的纪传体是断代纪传。如果综合《史通》一书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历史编纂思想来看，他所说的“二体”，应该是指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因为一方面《二体》篇又说汉代以后的史书编纂是“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确，史书编纂不出之“二途”，就是班固《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和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编年体。这里以荀悦《汉纪》为编年体的代表，无改于《左传》编年体的性质；而《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则强调的是断代。另一方面从《史通》关于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评价可知，刘知几是崇尚断代纪传，而不主张通史纪传的做法的。《六家》篇说，通史纪传“疆域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故不便做也不易做。而《汉书》的断代纪传，“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迩迄今，无改斯道⑤”，故而便于做，也容易做好。
当然，刘知几也看到了史之“家”、“体”还存在着一个流变问题，外篇13篇是对这个体系相关问题的补充：《史官建置》阐述史学创作组织源流、《古今正④
史》阐述自古讫唐历代国史的发展源流。这两篇一是从制度发展的角度，一是从国史源流的角度对以体裁为评论中心的《六家》、《二体》的内容进行补充。
他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了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得失利弊，相当充分地肯定了史官修史其中包括史馆修史的卓越贡献。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
《史官建置》的开篇便充分肯定史官的历史作用。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⑥”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而我国古之史家即为史官。故肯定史学之重大功用，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家－－史官，当然要肯定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作用。不过，肯定古代的史官修史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同时也肯定作为史官修史制度发展阶段的史馆修史。《史官建置》中述及唐初史馆，知几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
⑦凡有笔削，毕归于余馆。”看来，知几对唐初史馆的评述还是相当客观公允的。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正史"之名，最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指的是纪传体史书。《隋志》把《史》、《汉》视为纪传史之祖，"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开创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班固因《史记》撰《汉书》，改书曰志，取消世家，整齐为纪、表、志、传四体。而纪、传是这种体裁的主体，班书以下，表、志或有缺略，但一定有纪有传，凡
属于这种体例的，都叫做纪传体。刘知几把编年史和纪传史统称为正史，他论史体结构，当然不局限于纪传史，不过主要是纪传史。刘知几关于纪传史的评论，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的地位，由之可以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
的确，《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统而观之，既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历史编纂学，又可视之为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史学史。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注 释：
①《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1页；
②《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23页；
③《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27页；
④《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19页；
⑤《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29页；
⑥《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303-304页；
⑦《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第374页；
参考文献：
[1]范学辉 齐金江主编本卷 《儒家史学思想研究》（21卷），中华书局；
[2]杨天宇撰 《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
[3] 《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xx年版；
《史通?二體》讲录 在班里的读书班上讲了次《史通·二体》，把大概的记录整理了下，因为有些资料没保存好，丢了，这里缺了一些。还有就是在班上还讲了主要的代表性的史书及其版本等等，因为懒得打，就省略了。
《史通?二體》讲录
《史通》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兩本史學理論著作之一，（另一本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它的作者是劉知幾。
劉知幾，字子玄，唐代人，他從武周後期就是武則天黨政的後期直到玄宗初年都擔任史官，如他在《史通?自序》里說，他“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對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史學著作和作史方法是深有體會的。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是疏通《二體》這篇文章，所以對劉知幾和《史通》就不再多作介紹了。 有興趣可以去看《舊唐書》卷一零二、《新唐書》卷一三二劉知幾的傳。現在學者也寫了許多新的劉知幾傳可以參看。至於《史通》的版本，最有名的是清人浦起龍注的《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點校本。現代人的注本我覺得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箋記》很見功力，可以參看。（程千帆先生的很多書都很好，像《文論十箋》就是對十篇重要的文論作了箋注，很見功力。）但是要注意的是這本書只摘要箋注的文句，沒有整篇的原文。要看原書還是要看《史通通釋》。另外，黃永年先生很推崇呂思勉先生的《史通評》，這書我覺得一般，或許因為呂先生是黃永年先生的老師，黃先生有所偏愛、有些偏爱之词吧。
劉知幾認為古代史書有六種類式,他把這六種類式稱為六家，即尚書家（記言）、春秋家（紀事）【犹如后世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只记大事，不作说明】、左傳家（紀年）【左传家与春秋家的关系犹如经与传的关系一样，左传家类地书是对事件有详细记载的】、國語家（國別）、史記家（纪传体通史）和漢書家（纪传体斷代史）。 我們要講到的二體就是从六家中提炼出来的。所謂二體就是紀傳體和編年體，這是中國古代史書中最重要的兩種體裁。他把這兩種體裁的史書都稱為正史。《史通?古今正史》篇曰把《尚書》、《左傳》、《史記》、《漢書》等古代史書都算作正史。由於《尚書》這種記言的史書類型在後代沒有延續下來（後世有起居注，但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史學著作，只能算是史料），所以劉知幾把編年和紀傳稱為正史的兩種形式。歷代對所謂正史者，與劉知幾的看法多有不同，一般只將紀傳體史書作為正史，（我們現在所說的正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二十四史或者說二十五史，都是紀傳體史書。但要注意的是不是紀傳體史書都是正史，這在後面會講到，這裡先放一放。）至於編年體史書一般都不算作正史，歷代基本都是如此，阮孝緒的《七錄序》對紀傳和編年兩類的標目就分別是國史和注歷。由於原書已佚，而我也沒有時間仔細的看《七錄序》，所以不知道到底是所有紀傳體的書都叫國史還是只有官方承認的叫國史，但至少編年體不算正史是可以確定的。隨後，《隋書經籍志》對紀傳、編年的名稱分別稱為正史和古史。所謂的正史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隋書》之前的正史以及解釋這些正史的一些著作。而古史就是編年體。《隋志》對爲什麽要把編年體稱為古史是這麼說的：“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称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這個說法也是很有道理的。從《舊唐書》開始，確定為紀傳和編年。反正不管怎麼叫，至少一般是沒有人
把編年體史書稱作正史的。即使《資治通鑒》如此受重視，也沒把它作為正史來刊行。至於爲什麽編年體不能成為正史，《四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序說得很好，它說：“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皆正史也。其不列為正史者，以馬、班舊裁，歷代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故姑置之，無他義也。” 那麼現在讓我們開始看看劉知幾是怎麼講這兩種最重要的史學著作的體裁的吧。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
所謂的三五就是指三皇五帝。《史記》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論述是從五帝開始的，唐代司馬貞在作《史記索隱》的時候作過一篇《三皇本紀》，可算作是對《史記》的補作，如其自注說：“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闢，下讫当代，以为一家之首尾。今阙三皇，而以五帝为首者，正以《大戴礼》有五帝德篇，又帝系皆叙自黄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纪为首。其实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爲什麽史遷時代近古而不能得詳三皇之事，而幾百年之後的張守節反而能詳細述說，并相信有三皇呢？這就是顧頡剛先生所說的古史的層累地造成說。事實上，從顧頡剛先生開創古史辨學派開始，我們是不再信任所謂的三皇五帝的了。但不管我們信與不信，至少劉知幾寫了，那麼久讓我們來看看他們認為的三皇到底是那幾位吧。司馬貞提出兩種說法，一說是“伏羲、女媧、神農”，另一說是“天皇、地皇、人皇”。至於那種對，反正我不知道。
至於五帝，《史記》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紀》，司馬遷認為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張守節《史記正義》注曰：“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當然是偽孔傳了），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這種關於上古神話的說法有很多，清人馬骕編的《繹史》對這種上古神話的資料作了整合，有興趣可以參看。
所謂的典、墳，就是現在一般所說的三墳五典，也就是三皇五帝時的史書。《尚書》偽孔安國傳雖然是偽書，但至少作為魏晉時期的文獻來用是沒有問題的，其序文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這些書歷來認為是我們古代的史書，到底有沒有，至少現在是說不清楚的。我們繼續往下看。 悠，就是遠、長的意思。邈也是遠，久遠的意思。潘岳《西征賦》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同此義。
詳，有詳細、詳盡的意思，這裡特指詳細述說。《詩?鄘風?牆有茨》：“中冓（gou）之言，不可詳也。”這裡的這個詳字也是詳細述說的意思。程俊英那本《詩經譯注》里把“中冓之言”翻譯成“宮廷秘密話”，這我也不懂，就先這麼說吧。這整句話的意思是說，三皇五帝的時代，雖然有三墳五典，但由於時代渺遠，我們已經不能詳細知道那時的歷史了。
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
唐虞也就是堯舜。張守節《正義》說：“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於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這幾種說法都是說明堯爲什麽成為唐的。至於舜，司馬貞《索隱》說：“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索隱》又引《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幹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嫔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後诸侯也。又越州馀姚县，顾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馀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大概舜原來是虞這個地方的人。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是漢初由伏生傳下來的。而《古文尚書》有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古文尚書》之說，《史記》、《漢書》都有記載，《漢志》也有著錄。但一般以為現在的《古文尚書》是東晉梅賾偽造的。閻若璩有《尚書古文疏證》來辨其偽。但仍有人認為它是真的，像有《古文尚書冤詞》這樣的書為它辯白。這個問題是個大問題，經學這東西，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各種說法都有，很多問題也弄不清楚。上面所說的“唐虞以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就是指《古文尚書》記載了唐虞以下直到周這一段的歷史。具體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尚書》。我對經學實在沒有深入學習過，在此也不敢妄談，下面別的關於經學的問題也一樣，都只是稍微提一句。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找書看，大家不要問我經學的問題，問了我也解釋不了。我們繼續往下讀。
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故已（以）缺如。
這個從字是不是介詞“由”的意思，我不敢肯定。但看上句“世猶淳質”來看，“從”和“猶”位置對應，可能也是個虛詞。所以我認為它是介詞“由”的意思。我語法沒學過，你們看應該怎麼解這個字？
備體，是齊備、完備的意思。《管子?君臣下》：“上尊而順民，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時而王，不難矣。”《宋書?禮制三》：“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柏字，多所缺略。”從這兩個例子里可以很明白的看出備體的意思來。
“缺”一般在古代常與“闕”通用，你们看“如”字是不是只是句尾的助词啊？
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
《春秋》就是魯國的史書，相傳是孔子作《春秋》。劉知幾《史通?六家》“春秋家”里說：“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丘明就是左丘明，《漢志》在《左氏傳》條下自注曰：“左丘明，魯太史。”相傳左丘明作了《春秋左氏傳》，也被稱為《左氏春秋》。《史通?六家》“左傳家”里說：“《左傳》家者，其先出於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但對於《左傳》的作者，歷來多有異議，今文經學者有說這是劉歆偽作的，近代以來又有許多別的提法。大家可以看看顧頡剛先生編的《古史辨》，裏面有許多關於古籍真偽的討論。至於說“丘明傳《春秋》”，歷來都是由爭議的。由於《左傳》的記事斷限和《春秋》是不一樣的，而且《左傳》很多敘事與《春秋》無關，劉知幾就說“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所以很多今文經家還有許多別的學者都認為《左傳》並不是傳《春秋》的，也就是說《左傳》應該稱為《左氏春秋》更合適。當然，主流的觀點還是以它為《春秋》的傳的。到底它的性質是什麽，是不是《春秋》的傳，大家下去以後可以考慮一下。
子長就是司馬遷的字，司馬遷和《史記》大家都很熟悉，這裡就不再解釋了。
“載筆之體”語出《禮記?曲禮》：“史載筆”。這裡是指史著的體裁。
上面這句話的總體意思也就是說，在《左傳》和《史記》出來之後，史書編撰的體裁也就完備了。事實上，後世的史書體裁主要也就是紀傳、編年外加個紀事本末類。我們來看看《四庫總目》對史部的分類，它把史部分為“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抄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十五種。正史類當然是紀傳體的了。其實，別史類和載記類基本上也都是紀傳體的，它之所以不是正史的原因就是不為官方承認或者它所記述的主人公只是一個偏於一方的割據政權，不是統一全國的。編年類，不用說了，就是編年體啊。其他的，傳記類就相當於紀傳體的傳，而詔令奏議類、職官類、政書類實在是算不得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史書的吧，我看還是說是檔案或者歷史材料的好。而時令類、地理類現在也不算嚴格的歷史著作了吧，目錄類當然也不算史書的體式。雜史類很雜，跟子部的小說類很難區分，當然更不算史書的正統體裁了，最多算歷史劄記。所以說，劉知幾的見識是很正確的，即使是千餘年之後的清代，史書的正統體裁也就是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三種。我們先繼續講這篇文章，紀事本末類我們最後再說。
後來繼作，相與因循。
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
假，即使。
所謂變其名目就是改變史書個組成部份的名稱，如上面提到過的華嶠，他的《後漢書》就把志改成典、表改成譜，雖然名稱有所改變，但內容還是一樣的，就是這個意思。
區域，指史書的編撰體制。
這句話就是在闡述上面“載史之筆，於斯備矣”的觀點。也就是說史家的體式在紀傳、編年之後難以再有所大的改變了。即使以後的史書編撰有所改變，也只是稍變其名目，而史書編撰的體制終究只有這些，後人是無法逾越的。
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
荀悅“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後漢書》卷六十二《荀淑傳》附，可參看。
張璠史書上沒有他的傳，《隋書?經籍志》著錄“《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禮記?仲尼燕居》里有句話叫：“辨說得起黨”。鄭玄注說：“黨，類也。”這裡這個黨也是這個意思。
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
班固寫了《漢書》，我們都很熟悉了，這裡就不講了。 華嶠，字叔駿，高唐人。西晉武帝時官至尚書，封樂鄉侯。華嶠深感《東觀漢記》蕪雜，立志改寫，撰成《後漢書》九十七卷。其書由紀、典、譜、傳等部份組成。
流，本義有河流、水道的意思，這裡是其引申義，就是派別、流派的意思。《後漢書?王充傳》有句話：“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這裡的流就是派別、流派的意思。
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矜在這裡有自負、自誇的意思。《老子》：“不自矜，故長。”也是這個意思。
夫《春秋》者，系日月以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季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共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
上面這句話說了《春秋》，也就是編年體的優點，即編年體以時系事，一件事只會在一個時間上被論述，可使條理清晰，明白當時發生了什麽。但這里所說的“一件事只會在一個時間上被論述”並不是說一件事在一個時間上就能被表述清楚，有些事經歷了很長的時間，使得很長的一段時間段中都會論述到這件事，但其中必會夾雜很多其他的事，要弄明白一件事需要看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這樣就使得其優點也不那麼優了。這樣的情況很多，比如《資治通鑒》對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的描述就這樣。這也是後來紀事本末體產生的原因。
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以備言；
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顏師古注引孟康曰：“盱衡，舉眉揚目也。”趙呂甫《史通新校注》說“此謂理直氣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好，就姑從此說吧。
備言就是詳細的述說。
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
沉冥，李白《古诗十九首》有：“谁人测沉冥”之句，王琦集注引《扬子》李轨注曰：“沉冥，犹玄寂，泯然无迹之貌。”也就是指没处江湖，不为朝堂所知的意思。
枉，原意是彎曲，這裡的“不枉道而詳說”就是指不改變原來的論述方式，去記錄述說這些人。
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
“絳縣之老”指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於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於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杞梁之妻”是指魯襄公二十三年，齊大夫杞梁隨從莊公進攻莒國，戰敗被俘。“齐侯归，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辞曰：?殖（杞梁的名字）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顧頡剛先生說孟薑女的原型就是杞梁之妻，有興趣可以參看《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文章，可以在《古史辨》里找找。
“酬”字，《詩?小雅?小弁》“如或酬之。”陳奐注曰：“酬，猶答也。”《資治通鑒?宋紀十三》“酬對甚簡”。胡三省注曰：“酬，答也。”
這兩句就是說上面絳縣之老和杞梁之妻那兩件事。
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顔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
柳惠就是柳下惠，魯國大夫。柳下惠不是他的名字，他的本名叫展獲，字禽。他的食封邑在柳下，諡“惠”，被稱為柳下惠。具體的事可以看《左傳》、《論語》，裏面有些論述。
顔回即顏淵，字子淵，春秋時魯國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世稱仁，可看《論語?雍也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麄（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短）也。
“麄”是粗的古字，《通釋》本寫作“粗”。
“異”，別本寫作短，按上下文的敘述來看，這裡應該是短字，大概異是誤字。
主要编年体史书及其版本（此处从略，直接讲）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屈細事，表以序其秊（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
纪有“扎丝束的线头”的意思。《礼记?礼器》：“纪散而众乱”。也就是说，纪是整本史书的纲领。《史通?本紀第四》說：“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
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又紀者，即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事委曲，付之列傳。” 委曲有事情的底細的意思，這裡大概是名詞作動詞，敘述事情的底細、原委的意思。《史通?列傳第六》“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傳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
《史通?表歷第七》“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浦起龍注：《春秋》）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廢，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期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指《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
《史通?書志第八》：“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博通，信作者之淵海也。”
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于《高紀》則云語在《項傳》，于《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并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以上說了紀傳體的缺點。
考兹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
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
“勁挺”，《文選》鮑照《出自薊北門行》：“嚴秋莖竿勁”。劉良注曰：“勁，亦堅也。”挺，有直的意思。“可謂勁挺之詞乎”大概是說“這是能站得住腳的話嗎”。
案《春秋》實事，入于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
實有情實的意思，這裡實、事意義相通，都是指春秋時的歷史。 《書志篇》裡說：“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
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劉氏所謂的三分得一不知道是怎麼得出來的。
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
《史通?六家》“國語家”說：“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現在一般都不同意《國語》是左丘明作的，一般都認為是戰國秦漢間人文章的整合。
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官）【這裡的“而”字有些本子寫作“官”字，我讀了感覺都不是很愜意】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珍，後漢之郭林宗、
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并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繁事博難為次序，
嚴君平名尊，西漢隱士，賣卜成都，善於伺（si）機規勸別人。他每天的收入能夠維持生活后，便閉門給弟子講授《老子》，著有《老子旨歸》十餘萬言。
鄭樸字子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欽慕他是隱士，特禮聘他做官，他拒絕不受。嚴、鄭二人事都可見《漢書?王吉傳序》。
郭泰，字林宗，太原公休人。是東漢桓帝時首次反宦官專權亂政鬥爭中太學生的領袖，士大夫公認為“能以德引人”的“八顧之一”。
黃憲，字叔度，以德行聞名，曾拒絕東漢官府徵召。郭、黃二人《後漢書》有傳。
晁錯，漢文帝、景帝時人。晁錯目睹地方封國勢力的囂張跋扈，主張削封，寫了《說景帝前削藩書》。這就引起了景帝時以誅晁錯為名的七國之亂。漢景帝被迫把他殺了。董生就是董仲舒，漢武帝時人，上了有名的《天人三策》，促使了漢武帝之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局面的出現。
劉向大家都很熟悉了，就不介紹了。他的上書就是因為看到漢末后族專權，向皇帝上書，希望能削減后族的權利。最好也沒成功，也不可能成功的。谷永本名亞，字子雲，長安人，尤長京房《易》理。成帝時任太常丞。累上書主張禁止祭祀方術，以災異警告皇帝社會危機嚴重，主張輕徭薄賦，賑濟災民，以緩和矛盾。《漢書》有傳。
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
浦起龍注曰：此是掉句。
必情有所恡【恡，就是吝的異體字】，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璅（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
璅，另本作瑣。《墨子?備蛾傳》：“以鐵璅。”孫詒讓《墨子間詁》註釋說：“吳抄本作瑣。”《文選》張衡《東京賦》：“即璅璅焉。”舊校：“璅，一作瑣。”看來古代璅和瑣常通用。 闌單，紀昀寫到：“陶穀（yu）《清異錄》曰：?闌單帶，疊垛杉，肥人也覺瘦嚴嚴。?闌單，破絮狀。”程千帆先生說：“闌單為唐時俗語，無可疑者。至其義則當本以狀物體之下垂，引而申之，乃亦可用以形容精神不振。”“闌單”一詞郭在貽先生有很精彩的論述，可參看。
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褒）之，有踰本傳。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三“厭悔”條注曰：“厭，苦也。”這裡事實上不是荀悅厭其迂闊，而是漢獻帝厭其卷帙太多，不便閱讀。所以，厭當做苦解。
當時可能《漢紀》很流行，但現在很少有人看《漢紀》了，它完全是荀悅按《漢書》來改編的，沒有什麽史料價值，一般寫論文也不能引用。
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故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博學多聞，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元帝太興初，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另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史，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熟訪于隱，并接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講漸
廣。”“虞預，字叔寧。少好學，有文章，為縣功曹史，除佐著作郎，遷秘書丞、著作郎……著《晉書》四十余卷。”《隋志》著錄有“王隱《晉書》八十六卷，虞預《晉書》二十六卷。”
干《紀》即干寶《晉紀》。干寶，字令昇，召為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宗迄愍宗，二十卷。 徐就是徐爰，字長玉，南琅琊開陽人。元嘉中，使著作郎何丞天草創國史。著《宋書》。
約，就是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二人的著作《隋志》都有著錄。沈約的《宋書》就是現在的《二十四史》中的《宋書》。其他的基本都已亡佚了，後人有所謂《九家舊晉書》等輯本，但也沒輯除多少東西來。
裴《略》就是裴子野的《宋略》，《隋志》有著錄。裴子野，字幾原。河南聞喜人。曾祖松之（就是《三國志》裴注的作者），祖駰（就是作《史記集解》的那個人）。可以說他家是史學世家。
重要纪传体史书及其注本等（此处从略）
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和主要代表（此处从略）
读《二体》时的零碎所感，稍微整理了一下，先抛块砖吧：
我们说到史体分类，都会追溯到刘知几那里，在《史通》开卷他把《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作为代表，一口气划分了六种史体。常言道：事大必疏。刘氏始创之功的同时，也惹来不少非议。章学诚就曾批评刘知几对《尚书》和《春秋》作言事二家的划分过于整齐，不懂得“古人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的情况。不过，章老先生仍然点到为止，有关上古文体和史体的区分，尚欠一步。
《尚书》长期被视为“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原因之一便是篇章多以当时口语写就。《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引刘歆《七略》说：“《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 《尚书.顾命》中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句，清代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肄，习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 ，“肄肄”存有实义，并非“期期”、“艾艾”之类的口吃虚词，因而这里所出现的口吃现象，恰好是当时对口语进行实时记录的证明。《尚书》之中，有的篇章在这种记录前后还记载了相应的当时事件（包含时间和地点等），如《召诰》、《洛诰》、《顾命》等，有的篇章则没有这样的记载，如《酒诰》、《梓材》、《无逸》等，前一种是言事合一的文体，应看作是历史记录；而后一种则是纯记言的文体，应看作是临时的文章。从叙事学上看，事件的理解场域更广阔，较容易表述清楚准确。因此，当历史需要记录以垂范后世时，为保持时间的连续性，便于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后代也能顺利解读，所借以表达的记录对象就会选择事件而非言论，《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国语.鲁语上》：“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 ，《大戴礼记.保傅》：“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宰夫减其膳，是天子不得为非也” ，所谓“举”、“作”、“度”，都是客观的事件，这一点在所谓“春秋书法”中即可窥见。单纯的记言文章显然由于言论的省略局限，从而不具备足够的时间意义，仅仅只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立说，自然没有加上当时事件记录的必要。后人因而常苦若干诰文“王若曰”为何王之疑问，即是显例。如果按照传统标准的分类，前者属于史书，后者则是子书。有学者仅从文字的数量和质量的比例上考虑，记言既明显，便以冠以“主体性”的名称，作为记言史体的佐证，从而把这些立说的文章也列入史书范畴 。这种机械的做法笔者认为并不妥当。《左传》也同样大量记言，字数未必比记事少，在成就上甚至如学者所言“比记事还要突出”，但是《左传》并未列入所谓“记言体”，也属定论，这正是因为《左传》“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的缘故。 《春秋》并非仅指《鲁春秋》，刘知几即言：“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可见所谓《春秋》，最初只是列国史书的泛称。现今能够见到的，除了《鲁春秋》之外，便是西晋时出于魏王墓的《竹书纪年》，它和失传的“百国春秋”均无传而“空存其事目”，却并不能否认它们得以单独存在的事实。单纯记事史体的存在，反映先秦史官对历史结果的重视，所谓“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新序.杂事》） ，强调“一字褒贬”的原因，也是出于此一目的。而对历史结果的记录，一定是以事件而非言论的形式所描述的，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得证单纯记言的文体，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体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与《纪年》的记事，多为国家大事，如杀伐、外交、灾异、变法之类，记载内
容有如此取舍，实际上是当时史官参与国家活动的反映。制定历法，是先秦史官一开始就被赋予的职能之一。由于传统的正朔思想，认为只有天子才能颁布历书，所以史官也大多聚集在王朝中央，其所记载的自然主要是中央的重大活动。从记录格式上来看，“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的编年方式很明显受到了历法的影响，而所谓“王正月”的议论，也立足于此。从史学史上来看，西周时代大多诸侯国，很有可能缺乏这种单纯记事的史书。考察《左传.定公四年》子鱼关于鲁、卫、晋三国的分封赏赐的论述可知，虽然“三者皆叔也”，却只有鲁国得到了随派史官的许可 ，并且可能还与鲁国特赐天子礼乐有关。而西周《作册麦方尊》铭文虽自称“侯作册”，似乎是邢国的史官，然而朱渊清先生已指出，作册一职，并不从事单纯记录事件的活动 。事实上，《史记.历书》即载：“幽厉以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史官的活动，伴随着权力转移，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分迁过程。而相应的，到“陪臣执国命”的春秋晚期，史官的记录中心，自然也会发生转移。《纪年》的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所按照“五帝－夏－商－周－晋－魏”的单线记录，恰好与“中央－诸侯－家臣”的权力转移过程相一致。正如蒙文通所言：“国家政治活动中心既由国君转移到大夫手中，记载国家活动的国史也就很自然地变化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
尽管我们平日会说文史不分家，然而此言仅是收集史料的入门耳。在专业体系日臻细致的今天，史体的分类也需要随之修订，以崭新而精到的眼光予以考察。因为说到底，史料的辨析，是从对史体的认识所开始。
附记：近读陈梦家《西周年代考》，陈氏排比列国纪年以求西周年世，唯鲁近之。岂非仅鲁有史官之佐证欤？10年4月10日。
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谓左史右史乃对记耳，非言事之别。又读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内驳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谓《诗》、《书》本是周史编守以作训诫之教材，并非纯粹史籍，可与吾论互相比照。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