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 产 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

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 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

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总之，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 但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是个绝不屈服的民族 因此不断的出现反抗侵略的英雄 ，但在当时封建制度的腐败与妥协下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只有依靠共 产 党的领导我们才能走上世界强国之路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才能击败敢于来犯之敌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第二篇：近代史书目读后感

读《邓小平传》有感

我最近阅读了伊文思著的《邓小平传》，其实一直对邓小平这位领导人保持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但是，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代伟人的真性情。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这本书主要叙述了1904—19xx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退休的革命历程。邓小平，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我记得他曾说过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因为这句话，一个又一个的经济特区被建立起来了。正是他画的“圈”，使得一个渔村发展到国际大都市，跻身一流城市。他作为一名中国共 产 党领导人，有远见且实干，当他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他不是等待、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来加以解决。大家应该知道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这是对《邓小平》他人生的最合适的概括。但他每次不论起或落，他都尽心竭力地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勤奋工作，甚至在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夜没有丝毫的改变。邓小平的复职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73岁的高龄，但年龄并不能阻止他继续发挥他的经验和智慧。他人虽老，但他身强体健，尤其是他头脑灵活，思想开放，思维敏捷，能够很快接受新的事物。

邓小平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父亲在家里严格而又谦和，邓小平 就继承了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邓小平接受到新旧双重教育，使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善，思维方式也较灵活，逻辑思维也比较严谨。这些为他后来的良好成长打下了基础。正如书中所写的，20世纪，是中国最高潮的时候，是改天换地的关键，在这最关键的时代，拯救民族于苦厄之境的人是邓小平。他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保了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邓小平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邓小平与英国撒切尔夫人谈香港回归问题时表现出的过人胆识，撒切尔夫人：“我伤心极了，但赞赏邓小平。”所以邓小平是一位“具有磁铁般个人魅力的伟人”。

邓小平曾到法兰西求学，在那里条件很艰苦，他漂泊了许多 地方—从马赛到巴耶。在这段时间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能找到什么工作他就干什么工作。直到后来遇到了周恩来，在他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拘谨、不耐心的性格逐渐消逝不见了，到了1926 年，他和同伴们去了莫斯科，得到机会进行了深造。 19xx年 2月，邓小平接受中央分配，到西安的中山军事学校工作。在白色恐怖时期，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也形成了他严谨认真、守纪的工作作风。他在战争中支持毛泽东的战略主张，从此与

他形成了一条牢固的政治纽带。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战役，但从没被打倒过。这也是我最钦佩他得原因，人在失败的时候很可怕，在晚年失败更是可怕，但他重来就没有放弃。在他的指引下，中国引进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工商业技巧，以满足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与此同时，他让中国在处理国际与地区争端问题时，发挥与中国国力相当的影响；他改变了中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再强调革命和战争。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伊文思爵士曾说过,“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与邓小平曾有过 5次面对面接触。他认为,邓小平作为主要决策者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胆识过人，在纵论中国国内和国际事务时充满睿智。伊文思认为,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邓小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解开了谈判中的难解之结,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埃文斯说,邓小平把“一国两制”的构想应用到香港,使香港前途得到保障,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成为可能，他也是一位非常强硬的谈判对手。

看完这本书，我感触很深。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他早年的生活、参加战争、改革开放等等。这使我对遥远又亲切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审视自身，发现不足，引导我们立下更高的目标，追求更大的辉煌。正是有了像邓小平一样为祖国做贡献的伟人，才使得国家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他的一生经历给了我们这新时期的新一代很大的教育，指引我们学习这种不怕苦不怕难，勇于作为的伟大革命精神。

因此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更要学习这样的精神，为以后的人生积淀。邓小平是我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之中，浓重而又庄严的一笔，他用他一生的时间，奉献给了祖国的伟大江山，奉献给了广大人民，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开创者，永远记住他的丰功伟绩，他用他的精神，为我们立下了永世不朽的丰碑！

人文学12级法学班912115040112 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