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 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作者：白彤东 发表时间：2011-4-13 15:54:56 来源：《中小学管理》20xx年12期 访问次数：3116

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 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摘要】结合在美国留学与工作十几年的经历，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中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谁要学习谁；创造性教育与快乐教育是否存在误区；就近入学会产生哪些弊端，考试是否是选拔人才相对来讲最公平的方法。

【关键词】美国教育失败，中国教育改革，就近入学，快乐教育，创造性教育

笔者19xx年～20xx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读书，20xx年～20xx年在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任教，20xx年回国。在读书、教学等等近距离体验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一个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办教育”。本文试图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中反思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改革。

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谁要学习谁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美国是先进教育的典范，中国自然应该向美国学习。他们会说，中国是应试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中国应该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把“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东西改革掉。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报纸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相对于东亚各国教育(包括中国教育)而言有多失败，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以后者为典范进行教育改革。

在一篇充满调侃的文章里，美国学者、教育家彼得·伍德(Peter Wood)指出，在美国终于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杜威的当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系的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却在中国炙手可热，因为中国人希望采纳美国式的教育理论。他调侃说这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伟大阴谋，通过向中国输出这种愚蠢的教育体制，美国也许最终能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给美国带来的威胁。[1]

立场(在美国政治的意义上)左倾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也呼吁美国应向中国学习，适当压制学生的快乐与自由。[2]一般来讲，在美国，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认为，美国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应试教育”、强调灵活和创造力的教育是失败的。

《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Elizabeth Rosenthal)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教育哲学的主流曾认为考试有伤学生的创造性和自尊，但是这种思想正在被不断地挑战。

[3]她曾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她的孩子在中国曾接受的教育就比美国一般学校要更多地强调考试。她和她的两个孩子都更喜欢中国式的教育。她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Testing，the Chinese Way” (以中国的方式考试)。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强调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衡量中小学的教育成果，导致很多差学校削减如“社会实践”这样的课程，而专注于读、写、算术这些基本技能课程。奥巴马政府也继续了这项政策。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根据教师所教年级学生成绩的变化来决定教师的奖金，尽管这种“按能取酬”的政策曾受到美国强大的教师工会坚决的反对。美国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美国教育的一些经验教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创造性教育与快乐教育的误区

美国教育比较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其思想渊源可以远溯到西方启蒙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更晚近和直接的思想渊源则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另外，美国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即对知识精英的蔑视)和美国的商业传统也使其更重视创造性和快乐教育。基于此，有些美国教育者认为不应该给小孩子灌输任何东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创造的定义是对固有模式的克服与反叛。如果你连固有的模式都没有，你能反叛什么呢?落实在中小学教育上，一个中小学学生在还没有一个常规的情况下能创造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他本性里边的东西的随意和廉价的流露。因此，要让中小学生有厚重的创造性，他们需要先被给予一套固有的模式与系统。

美国的教育理念比较强调学习的愉快。其实，中国古人也强调因势利导。在这些方面，中国中小学教育是有需要改革、需要借鉴美国教育的地方。但美国孩子之所以能这样轻松、快乐，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理念先进吗?这应该还与美国人因相对富足而生活压力小不无关系。再快乐的教育，念书必然都有痛苦的成分。小孩天性都是想玩的，是不想去念书的。放任自流的话，中小学生很可能不会去学任何东西。为了让他长大后受益，我们不得不逼迫中小学生去学一些东西，其中有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有“喂”给学生的东西，也有让学生痛苦的地方。让学生学会该学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该死记硬背的东西还是要死记硬背，关键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是什么。就语文课来讲，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应该是中西传统中最好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对传统的东西了解以后，才能有真正的突破与创造。可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东西是传统文化里最好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中小学课本里的有些空间就被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人也许是不满于死记硬背的东西，而不是死记硬背方法本身。

就近入学会产生哪些弊端

中国的小学和初中已广泛实行就近入学。中国初中实行就近入学的时间还短，其后果可能还不明显。美国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长期以来都实行就近入学。所以，我们不妨从这种方法在美国造成的后果来想一想它可能会在中国造成什么后果。

在美国，像中国小学分管片上学一样，学生上哪个公立学校取决于他家住在哪个学区。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的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区的家庭所交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款。其结果是如果一个学区的家庭总体上相对富足，那么这个学区的学校就相对有钱。这些学校在硬件设施、教师质量、师生比例、学生的平均素质等方面，都比较穷的学区有更大的优势。这样，从小学到高中，富裕学区的学生总体上就得到了比穷学区的学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校所学的科目、相对难度与成绩、其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等都要比穷学区的学生要好。当然，美国大学在选学生时，还常看个人的文章、社会活动、推荐信等等。但在这些项目上，

富裕的学生总体上都可能比穷学生做得好。这样，富裕学区的学生就更有可能上大学，或上好的大学。在美国，上不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通过这套教育系统，上一代收入的差别就转变成下一代的能力差别，而下一代的能力差别会转变成这一代人的收入差别。由于个人能力差别导致其他不平等听起来很正当，尤其是对相信个人奋斗的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所以，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穷人受穷。但问题是，美国这个名义上平等的、只以个人能力分高下的社会实质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蜕化成以财富划分的世袭的等级社会。这个社会也许比等级社会还糟，因为它自以为是平等的而不思改变。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实质的等级社会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远离穷人的真空中，缺乏对穷人生活的真实了解和同情，这进一步造成了没什么人来改变这种实质上世袭的贫富差别。

如果笔者对美国就近入学的公共教育系统所造成的结果的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教训呢?以前中国小学也是就近入学的，中学也有地域限制，但是，以前中国是个经济上相对平等(或准确地说，平等地贫穷)的社会。现在，中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的学校还没有像美国那样依赖于其所在的一个小区的税收，但是住房的商品化和开发商以捆绑好学校来卖房导致了类似的结果。这样，那些好的公立小学变相地成为有钱人孩子的学校。并且，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上的社会。这样，有权的人往往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或通过权钱交易帮有钱人的孩子上好学校。这种权钱交易在美国也不是没有，但是其相对完善的制度使得这种交易的程度要轻得多。不管怎样，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中国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很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使社会贫富、权力分化世袭化。

解决这个问题较为复杂，需要我们根据国情逐步加以调整。

考试是选拔人才相对来讲最公平的方法

有人会说：考试不是考查能力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应该全面地考查学生的素质。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现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并没有取消考试，学生除了要考试之外，还要证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荐信，证明自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有趣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的精英大学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

在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不断渗入到哈佛等精英大学，这是这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在美国20世纪早期，政界、商界的精英多属于纯白种人，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这种学生日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这些学校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哈佛大学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打着全面考查学生素质的旗号，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等方面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的推荐。这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

但是，犹太人还是想削尖了脑袋钻进哈佛大学等名校。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改革，他们从中学时就开始准备哈佛等校所要求的各种硬性条件，比如参加“正确”的运动项目。到了50年代之后，犹太人还是成了哈佛这样的名校的主导力量之一。近几十年来，在重视教育方面与犹太人非常类似的、也开始富足起来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在内，逐渐替代了犹太人，

成为美国精英学校迅速上升的少数群体。

一般来讲，美国社会整体比较富裕。即使美国人不上最好的大学，他们也能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所以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大的压力，选择上也能承受多元化。但这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并不是教育本身直接造成的。可是，这只意味着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虽然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现在美国家长，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亲身体验到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与“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人还是有一比的。从幼儿园教育开始，他们就积极地为孩子作准备，让孩子参加“正确的”即好大学所看重的各类活动，以迎合哈佛、耶鲁等名校的需要。但是，只有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产阶级才能真正承受这些负担。这种状况，与上述美国式就近入学的制度一起，导致了好学校总体上被相对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占据。

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教训呢?

第一，美国学生的轻松与多元选择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强调“应试教育”还是强调素质教育的直接结果，而是美国社会相对富足的经济状况所致。

第二，全面考查学生素质听起来很好，但美国全面考查学生素质的起源是为了变相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试想，如果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不用相对明确的考试，而用比较模糊的全面素质考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考查学生素质可能会成为变相考查他们的家庭的权钱背景的工具。

所以，虽然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明显是不完美的方法，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还没有比考试更完美和更公平的方法。用考试来决定学生去什么学校至少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考试让向上奋斗成为可能，社会底层的如农民的孩子更有机会通过考试上大学。即使我们想采用美国的办法并能保证权钱不扭曲这套制度，实行这套制度的代价也是很高的。美国每个大学都有庞大的招生部门安排学生来访、阅读学生材料、组织学校的教师参与面试。美国比中国富裕很多，每个学校才有可能承担这个任务，哪怕是表面上的公平性也需要有相对完善的法治作保证。所以，即使把我对美国这套系统的批评放在一边，我们也还不能认为中国有充足的条件来实行这套制度。所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当今中国是最公平的选择。

当然，这个说法并不等于说我国当今的考试制度不需要改革。一般来讲，我们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东西应尽量是学生应该和需要掌握的，而考试的设计也应尽量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应该尽量不让考试退化成一个与其他知识和能力无关的技能。当然，我们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而不可能彻底消除上述弊病，因为考试作为一种选拔制度总是有其内在的缺陷的。避免考试弊端的另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尽可能保证初级教育的平等。

另外，在考试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有更灵活的措施。我们一直都有特长生加分的制度，这个特长生也可以包括那些极度“偏科”但确实在其所偏科目上有前途的学生。还有，我们的高考是以学生在考试那几天的表现来决定学生几乎是一生的前途，而美国的大学主要参考性考试SAT是有不同的考试时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公平的办法：比如高三下学期安排几次考试时间。学生可以考两次或三次，并可以选择去掉一次成绩，以剩下的成绩作为他们报考大学的成绩。当然，这样的成本会很高。但是，高考很重要，因此多些花费也是正当

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成绩以后再来报志愿。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无论如何，在现有条件下，以考试为主的制度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的办法。

另外，有人反对所谓“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基于考试与一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无关这种说法，这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想当然的结果。它不但 偏颇，并且还缺乏经验证据。就教育本身而言，经常性的考试不仅是评价、反馈的手段，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4]就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在美国已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其结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我们也希望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等能作更多的经验研究。并且，通过高考，我们在考查了学生对某一套确定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同时，也考查了对学生将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素质。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恢复高考以来，所考的东西并不都是值得考、值得学的东西，但是考出来的学生还是不错的。我们有时会有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但这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认定高分会高能，所以偶尔出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就会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们对分数与能力之间联系的看法。

教育是事关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教育总是要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笔者不是教育学家，以上思考肯定会有毛病。笔者只是希望，我们不要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应该多些多角度的思考，应该多做一些切实的经验研究。如果这篇文章能阻挡一下使我们随波逐流的那些潮流，让我们能站住了，好好想想自己真的要往哪儿走，那么笔者就会十分满足了。

注释：

本文是笔者及《中小学管理》编辑根据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O10半春季卷上发表的《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一文中有关中小学教育的部分改编而成的。本文的很多想法都是笔者与钱扛先生讨论的结果。

本文中的一些想法也得益于笔者同龙翔和其他朋友的讨论

 

第二篇：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

高教探索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①

白彤东

摘要：受欧美国家的影响，我国现在也开始强调通识教育。然而，我国在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下不宜普及通识教育。而应对综合性大学的数量予以控制，以保证这些少而精的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受到自由教育所必须的、真正的、彻底的免费教育。进行通识教育应给予学生依据兴趣选课的自由，而非局限于过多的专业课；重视加强经典教育，并通过对教学、教师评价等制度的改革来培养能进行通识教育的教师。

关键词：通识教育；大学教育；反思；改革

留美十三年。在读书、教学以及切近地体验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②。其中一个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办教育。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表的《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

蒙运动之前，只有贵族才能受到教育、尤其是高等

的通识教育。启蒙运动家心怀高尚理想、平等情怀，

希望每个人都能接受贵族受到的教育。他们认为每

个人都有掌握知识的同等潜能，如果他们被给予机

革》对中国教育界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崇美倾向进行

了批评。其中，在中小学教育上，笔者对贬低“死记硬背”和贬低以考试取才、推崇快乐教育与素质教育、（不经考试的）的就近入学多有保留。在大学方面，笔者对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也有很多不同想法。下面这篇文章是对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关于大学改革的讨论的部分略作修改而成的。我希望，

会。他们可以像贵族一样有知识，而知识正是解决

穷人生活之悲惨的最终办法。

启蒙运动的普及教育或大众教育（ｍａｓｓ

ｅｄｕｅａ—

ｔｉｏｎ）的理想很好，但是，他们也许没意识到的是让

每个人都得到当时贵族才能受到的通识教育的条件有多高。首先，启蒙运动之前的贵族都可以请许多

家庭教师，他们的孩子在小时候就能饱览群书，掌

《高

教探索》的高质量与更专业的读者能对我的这些意

见有更直接与相关的反馈。

一、通识教育不宜普及

受欧美国家影响．我们现在也开始强调通识教育，很多大专乃至中专都迫不及待地改头换面成为

握多种语言。他们在受所谓高等教育之前往往就能

达到甚至是常常超过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在相应方面的水平。但是，现在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往往是一个老师教一群学生，总体上来讲，他就不可能给

每个学生以像以前那么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还想让

全民受到教育。可我们无法把学生提到以前的水平，其解决办法只好是把教育水平拉下来。我们想赶鸭子上架。但是架子太高鸭子上不去，只好把架子搞

综合性大学。入大学的门槛也越来越低，以致我们

正在向全民通识教育迈进。既然是向美国学习。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美国的经验与教训。

低。启蒙的理想是让每个人都受到以前的贵族教育，但在美国实现的结果是全民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掺

水的教育。在美国，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让全民受教育，有智力障碍、阅读障碍的学生也来上大学。我曾任教的大学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地区性

我们知道，美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通识教育．

像中国的专科学校很少，很不普及。想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在很大比例上都能上大学。所以我们可以

说美国在表面上实现了全面通识教育。美国全民通识教育在理念上可以远溯至启蒙运动的影响。在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１４

作者简介：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６?

综合大学里总是排在前三名的大学。但是，我每个

万方数据

?学术争鸣?

从荚同通汉教育反思巾同大学教育改革

学期课上总是会收到学校转来的医生诊断证明．证明我的某个学生有比如注意力不集中的心理毛病．要受到特殊照顾（比如上课要让他坐在前排。闭卷

考试要多给他半个小时，甚至需要有人给他做笔记。等等）。

并且。这种抱着全面通才教育理想的人未能预料或没有完善地处理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市场经济

作用下好象人人都平等了，但是市场经济无形的手

在那里。“通识教育”的渊源在于所谓的“自由教育”（１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自由之艺”（这里

的“艺”是按我们“六艺”中的“艺”字来理解），它是一个自由人所选择的他要学的知识。在古希腊、罗马。每个自由公民都可以得到自由教育，其经济

基础是奴隶制，让奴隶去做那些生活必需的工作。

以使得公民能投入学习和与城邦相关的政治活动。

在中世纪欧洲．贵族通过使用农奴和利用其它世袭的特权来保证他们自己的教育自由。但是，现代西方的平等打破了奴隶制和等级制。同时却让每个人都受到市场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并且是越穷的人越不自由。没有自由哪里可能有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是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课。但是，在当代美国社会里。虽然没有显性的压力，但每个人都受到市场的隐性压力。学生．尤其是中产、低产家庭的学生只能去学对自己未来的经济出路有好处的东西。因为他们要养家

糊口、付学费、还贷款。这些学生选课表面上是自由的，但骨子里是不自由的。以前的贵族和现在非常富足家庭的孩子不用考虑将来的出路。可以想学

什么就学什么。当然。他们也有隐性的压力，比如

要去学是贵族象征的东西。但是贵族的一大象征就

是不需要考虑常人斤斤计较的东西。所以．他们会

学哲学、文学、艺术这种“没用”的东西。以及诸

如拉丁语、古希腊语这样死的（或半死的）语言。

比如，在我曾任教的美国大学里，基于启蒙理想，并同时基于其天主教传统，每个学生都要学三门哲学课。对此。很多学生都有抵触情绪。在某种意义

上，我很同情他们。他们的父母节衣缩食，他们自己往往要一周工作／ｋ／ｌ，时甚至更多。他们在中小学里得到的是掺水的教育以致于他们中有些人连简单

的东西都不太懂，一个句子都写不好。在这种情形下，逼着他们来学哲学是对他们金钱的浪费、忽视

了他们真正的需要、也折磨了像我这样的老师。在讲解关于自由之艺的想法时。我常问我的学生他们

万方数据

选得最多的是什么语言。他们的答案是说两班牙语，而不是以前贵族学的古典语言。其原因很明白：在美国，选西班牙语与将来的出路有很重要的联系，找工作可能就更顺利一些。

所以，美国实行全面通才教育的结果是没有准备好的高中毕业生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没准备好，美国大学里教的常常是中小学教育应该教的东西。比如基本的写作、数学能力和基本的思考方式。经济的压力也使得学生不可能得到以前通识教育的精华。美国大学毕业的学生比欧洲中世纪不知多了多少。但其代价是大学文凭的大幅贬值。

这种文凭贬值的声音我们在当今中国也时有听到。当然，它常指的是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凭不像以前，不但是好工作，连一个一般的工作都保证不了。（与此同时，是多见于报导的高等技工的缺乏。）它也是美国全民通才教育之后果的一个前兆。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投入巨大的资源以保证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并让高等教育彻底免费，那么也许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点连比中国富足得多的美国都做不到，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做得到？从宏观上来讲，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能够保证教育的真正平等。从微观上讲，即在教育体制内部解决。现实的办法是通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把那些没有准备好的学生淘汰出去，只留下少数所谓精英，让他们接受通识教育。并且，像我提到的，如果我们想让这个通识教育是真正的自由教育。我们至少应该让它彻底免费。这就使对通过淘汰剩下的少数的学生在综合大学里进行免费的综合教育在现实层面上变得可能。

因此。我们不但不应像现在这样增加（以通识教育为其目标之一的）综合性大学的数量，而且还应对综合性大学的数量予以控制。同时，我们要给那些淘汰出去的学生（包括资质不够的学生和因经济条件无法得到好的教育的学生）以出路。美国模式的一个很大毛病在于他们不像比如德国这样的国家那样有很强的职业教育。德国是最好的学生去上大学去受免费的通识教育。按自己的兴趣学，比如学古典的东西。如果一个学生没有这种愿单或能力，他可以去受职业教育。让他有在社会上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并且，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现在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是人才市场Ｅ高等技’亡的短缺。这砦意味着我们不但不应该把以前的中专、大

?７?

?学术争鸣?

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同大学教育改革

专改成综合性大学，反而是应该把一些不合格的综合性大学改成专科学校。并建设更多的专科学校。

这样。因为留下来的综合性大学数量有限，所以尽管我们的财力有限，我们还是可以保证这些学校的学生接受他们受到自由教育所必须的、真正的、彻底的免费教育。③

但是。我们这里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也许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的影响，

大陆乃至台湾都似乎有向往大学学位与看轻职业教

育的倾向。这种意识又与地方官员的好大喜功形成

互动，导致这螋官员以推动学校升级和扩张为其重要政绩（台湾的民主选举对此并无太多修正作用，而台湾的专科升大学比大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意识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这种社会意识的中立足要比什么东西没学懂、找不到工作、只有一回归到普通教育的轨道。比如，中专学历在考大学

“开窍”比较晚，或是因为经济条件无法负

与中专、大专自我膨胀成综合性大学相关．我

?８．

万方数据

ｔｒａｃｋ）教职）和临时教职的最后选择。在中国，博士后却被当成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学位。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上面提到华人世界的传统，也与综合性大学的增长有关。这是因为综合性大学的快速增长造就了大量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工作的本科毕业

生．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考取硕士、博士来改变他们的条件。这就与各高校好大喜功的硕士、博士项目

之膨胀相呼应。当这些博士毕业后发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增长还是远远超过（已经膨胀了的）综

合性大学教职需要时，他们自然就要寻找下一个能

使他们鹤立鸡群的“学位”。因此，对综合性大学的控制，是应该与对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控制相

呼应的。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除了上面提到的

种种具体改革措施和对人们传统观念的改变外，我

们还要面对各级官僚的“自然”倾向。这就使得我

们期望做到的事情极度艰难。

二、如何进行通识教育

如上所述．进行通识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少

而精。在这些大学里，我们确实需要向美国的好大学学习，给学生更多依兴趣选课的自由，而不是让学生局限于过多的专业课．并在每个专业课上还是手把手地教学生。有人常批评中国自然科学专业课

教育太压抑创造性，制造出来许多工匠，却没有大师。我大学本科学的是物理，而我确实觉得我们综

合性大学传统上专业课过重，影响了学生的视野。

并且．大学里应该逐渐地向学生自己解决问题过渡。

但是，从“当代中国还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就推断中国大学教育失败是不很科学的。造就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并且，哪怕就创造性教育

来说．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就曾指出，很吊诡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恰恰来自于大学

里不鼓励学生独立解决前沿问题而是给他们一套规范训练。⑤当然，也许中国的自然科学教育太强调特殊技能，没能给予学生对整个学科规范的宏观掌握。这里有很多复杂、深刻而又很莺要的具体问题，

需要关心教育的人仔细研究，而不是被“中国还没一般地讲，我认为，尤其是由于中国高中文理

一个来源。是社会现实。后一点，我们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作为的。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改善职业教育的条件与学生出路，那么学生和家长在意识上也许就会转变，意识到学一技之长、能在社会个本科文凭要好。这种意识的转变也许对富裕地区大城市的学生、家长很难．而没有这种转变职业学校就很难招到学生。这里，我们应该给予政策七的扶持，比如，在较贫穷的地区给职业学校的学生以

补助，而在富裕地区将职业学校向农村学生和民工开放并对他们予以资助。对职业学校的歧视的另一

个来源可能是其教育在现行的双轨制下不能或很难时不给予高中文凭的同等待遇，而专科学历者职称

上有种种限制。在这里．我们要意识到有人是大器晚成，

担普通教育。所以，我们在机制上应该尽量给这些人第二次机会，比如，取消高考的年龄限制；去除普通、

职业教育之间的人为设置的障碍，等等。④一般地讲，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华人世界中，对本科文凭的

看重和对专科学历的轻视似乎展示着传统不可战胜，但是，从华人在现实社会里的种种实用选择上来看（重理轻文、莺工商轻基础）．我们应该对实际条件改善后人们思想意识的改变有信心。

有大师”的“深仇大恨”迷惑了去乱砍乱杀。

国的硕士、博士培养也在自我膨胀。其中一个滑稽的现象是：在美国，对期望找到教职的人来讲．博士后的职位、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博士后职位．实际上常常是找不到较永久性的教职（终身轨（ｔｅｎｕｒｅ

分科（这种分科也许应该废除），在大学里．文科的学生就更应该学些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和文科的）

学生也应该学些经典的东西。文科的学生．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可能对学些理科的东西深有拒斥。

?学术争鸣?

从美同通识教育反思中同大学教育改革

“我们是文学、艺术青年，为什么要学科学、逻辑？”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学生选文科不是因为他们喜

欢文科。而是因为他们数理化不够好这一事实．他

们自称的“诗意”或“艺术性”也许只不过是缺乏

逻辑、理性的好听的说法。在一些年轻学子间诸如

“诗化”哲学的泛滥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中有些人脑子糊涂。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乍看起来可能挺艺术

的。严肃地讲，如果一个人是在有清晰思维的基础

上又能够“玄而又玄”。这种“玄”不才是真正的“玄”吗？并且，觉得基础科学与艺术对立是一种流行的、但是极端浅薄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流行的部分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文理科的分野和我们大学综合教育的失败使得搞文字的缺乏对科学的体会。一个真正学过科学的人常常能体验到科学之美。以及渺小的人面对茫茫宇宙的一种神秘的宗教情怀。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就表达过物理学研究让他有深刻的宗教感和对宇宙与理性本身神秘的惊叹。⑥那么，文科学生应该学什么样的科学课程呢？这里，最好

的办法是让他们真正学一套自然科学体系（数学、

逻辑、物理。等等）。而不是学一些往往流于浅薄的“科学与艺术”、“我们的宇宙”之类课程。这是因．为近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严格的数理体系，而非其炫目的结果。只有理解这种体系，我们才能理解（近现代）自然科学。而像“我们的宇宙”这样的课程（这个课程是我曾任教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中一门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很难帮助学生真正了解自然科学和学会抽象思维。在我教过的现代形式逻辑的课上，我的那砦在通识教育中的科学部分有着很好分数的学生和满嘴海德格尔、阿奎那的哲学专业的学生在最基本的抽象思维体系面前表

现得手足无措。而我也只好把讲课和考试的难度一

再降低。

通识教育的另外一部分，是每个学生都应该学一些经典课程。这些经典中的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哲学经典。我自己虽然后来学的是哲学，现在也在教哲学。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个社会需要培养大量的哲学家。那我为什么还要强调在本科教经典，尤其是古代的哲学经典呢？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只学那些与现实问题相关的、能经世致用的东西呢？古典的

东西之于现世的关怀是不是过期了呢？如果我们真

正去仔细阅读古代经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处理的问题与我们当今的问题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这个事实也许告诉

万方数据

我们，哲学经典里处理的问题，与现代自然科学所处理的问题不同．并不是通过知识积累能得以最终解决的。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既然是

永恒的问题。那么其处理的高下就不全在于理论的先后，而在于理论的深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

可以用常识想想，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留下的几部经典．还是当下几十年我们制造的学说更有可能对

人类问题有一个更深刻的思索？答案明显是前者。

所以．对现代问题．包括遥远的古典在内的经典是非常相关的。

现在，我们都认为中国在复兴。但是，我们希

望复兴的是中国，而不是一个面目全非的国家，或一个强盛起来的、但与日本或美国没有分别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就要对自己文化中最经典

的东西有所认识。这些传统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说得最低，即使年轻人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对这些古典教育有敌意，但是，他们生活的圈子再窄，在他们步人中年，功成名就或者想要的都要到了。于是有了“中年危机”（ｍｉｄｌｉｆｅｃｒｉｓｉｓ）的时候，如果他们曾有过好的经典教育．他们也许至少是部分地从这些经典中找到慰藉，而不是像美国很多中年男人只靠买辆跑车，或

像一些中国中年男人只靠养几个二奶来弥补他们的

空虚。

既然经典教育应该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教材。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现在一些通识课，甚至包括哲学专业课，我们常常用通史类的教材。但是。通史类的教材往往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者给我们他们咀嚼过的一流哲学家的思想，其可靠性就很是可疑。即使一流的思想家写的哲学史。它往往也带着他自己的目的与偏见。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中对以往学派的回顾与其说是对它们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他想展示自己学说的正确。我们也应该知道我

们不能把苟子的《非十二子》当作他批判的流派的

客观描述。并且，一本艰深的经典。在这样的通史书里只能几页带过。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本经典怎么可能得到好的呈现？用这样肤浅和扭曲的东西教学

生，培养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肤浅的学生。并且，更

危险的是，这样的教育有可能助长学生不正确的傲

慢。这是因为．像我们所说的，有通识教育的综合

性大学应该少而精。所以，这些大学里的学生都是年轻人里最优秀的人。优秀的人本来就容易自负。

?９?

?学术争鸣?

从美国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

这时。你如果再把经典肤浅地呈现给他们，他们就

会益发觉得世上无人。所以，对经典的原典细读，

也是教会学生正确的谦卑的一个好办法。因此它也是素质教育的好办法。

当我们的学生能够理解最一流的哲学家是怎么

想的，能让他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对话“，我们的学生才能深化自己的想法。并且，与我们的时代相比，经典，尤其是古典，所撰写的时间、地点、社会政治环境、人群都不太一样，那时的思想与我们有着很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学生和老师首先

不应该回避这些不一样的想法，通过把这些经典里的思想“描白”了来让我们觉得它们顺眼和可以接受。相反．我们应该直面经典里看似很“冒犯”的东西。接着。我们应该意识到。当我们读这螳千年经典时。如果我们发现它们中间的思想很愚蠢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念头应该是也许是我们很愚蠢，没能够明白这些经典中的深刻思想。通过努力理解经典的思想．我们才能真正超越自己，超越时代、地

域的局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之于现代的不同是让学生意识到多元性的最好的办法。在我们强调多元性的今天，读经典是培养真正的、深刻

的多元观念最好的办法。

另外．在讲述人文教育时，对美国教学稍有了

解的人就会提到美国教学重视学生参与。在我的终

身轨（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中期评审时。其中一项是那些已获得终身教职的老师要去观摩我的课。我遇见了

我的一个也被评审的同事．寒暄中问他今天被观摩

的课怎么样。他说：

“很好，因为有很多学生讨

论。”他的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把课讲得好与学生讨论等同起来。我的另外一个同事观摩了我的课后．夸了我几句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主义的、平等的意识形态、美国的反智传统、美国的商业主义。这些因素的共同结果是我们认为每个

的是想培养合格的公民．如果这种批判只是个人成’

．１０．

万方数据

“意见像屁眼儿，每个人都有一个”（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ｌｉｋｅａｓｓｈｏｌｅｓ；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８ｇｏｔ

ｏｎｅ）。古典是经历了时

间考验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初学者有多少可能对它进行有价值的批判？只有真的理解了经典以后的批判才是真正的、厚重的批判。简而言之，心怀敬

畏去理解经典是比美国的“批判性思维”（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更好地培养真正的批判精神的途径，而对

经典这一权威的尊重是个很理性的态度。因此，将

中国教育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注重权威、不注重理

性和批判性思维，是很肤浅的说法。当然，对敬畏的强调不等于说我们不应该提问题。经典是挺艰深的，又很可能与我们当下的想法不同。读它时没有

问题是不可能的。这里．我的和很多朋友的经验都

是中国学生比较沉默。但是，他们沉默不等于说他

们没有在脑子中提问、酝酿、思考。他们有时只是不想随意轻浮的提问或批评。当然，作为对所教经典应该更有思索的老师。我们也许能给学生以帮助，一些学生也许也有些老师和其他学生没有的想法。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老师应该适度地鼓励讨论。

另外一个对课堂讨论的一个非平等主义的辩护是，

如果你让学生自己把一个想法说出来，他们会对这个想法理解得更深（这个说法的正确有待经验验证）。另外，虽然我对美国的课堂讨论有保留，但是像我已经讲的．我还是认为课堂讨论是有好处的。我只是觉得在理解为什么要课堂讨论上．基于平等的个人主义的理解是错的，并且美国对课堂讨论的

强调也太过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教育又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我曾读过一个学生对已过世的一个大学教历史的名师的回忆。他提到的这个老师的一点传奇之处是他每节课刚讲完一个段落时。下课铃声就

晌了起来。这昕起来很怪：难道学生不会有老师没

想到的问题？这个老师也没在讲解经典时突然产生新的领悟？一般地来讲．我想中国的经典教育应更多地鼓励讨论，而美国的人文教育应更多地鼓励学生闭嘴。

三、哲学（人文学科）专业教育

既然通识教育的一大部分是经典教育，我们就

需要培养出这样的老师来，并给他们好的教书环境。

培养教授经典的老师应该是哲学系（和其他人文学

科）博士培养计划的任务之一。基于作者的教育背景，我们下面会以哲学系的教育为例，对教授经典

的老师之培养做一个考察。在美国。哲学系培养出

说。我有时提的问题对学生来讲太难，以致于他们不能回答，而我就自己回答了。对此，我应该把问题揉碎，直到学生能回答为止。听完他的话后，我

想。我们为什么要让学生参与讨论呢？美国大学重

视课堂讨论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启蒙运动以降的个人

个人的意见都是值得被听到的，并且我们应该勇于独立地、批判性地思考。但是，如果我们教育的目

见的表达．让每个人都得到宣泄的快乐，那它又有

什么意义呢？像美国一句很不文雅的俗语所说，

?学术争鸣?

从荚同通识教育反思中同大学教育改革

来的博士经常是缺乏哲学经典教育，其原因是不怎么注重哲学史的分析哲学长期占据主流。分析哲学

的始作俑者多是崇拜科学的人。他们期望哲学也能

像科学一样有积累性的发展，而不是永恒的混乱局

面。他们认为分析哲学的一套方法使这种进步成为可能。既然哲学可以有进步，那么我们为何还要研

究那些过时的经典？并且，即使分析哲学家研究经典。他们的注意力也往往集中在经典中的狭义的逻

辑论证上，而对其它哲学表述方法视而不见。把经

典都分成孤立的论辩常常导致他们对哲学经典内部

及之间的脉络缺乏认识。我认为他们的哲学进步观

是有毛病的。但是，更糟糕的是，他们在美国占着绝对主导的地位，窒息了不同的意见。并且，美国

经济的强大使得分析哲学在全世界也居统治地位。

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对美国抱有幻想，以为美国的各

种机构会没有中国有的那些污垢。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污垢，美国确实没有，但是，有些污垢是有人

的地方就有的。在美国，念哲学博士并不总是个很哲学的体验。在分析哲学占据主流后，美国哲学系通过选择什么样的学生入学、

“培养”

（洗脑？）、

以及其它能操纵博士生“生死”的手段（考试、给奖学金、论文答辩、找工作、出版）来去除“非我族类”、有“反骨”的人。哪怕是有些哲学系想培养有不同特色的学生，在分析哲学占主流的情况下，不按它的程序来做。这些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出路就不太好。时间不长，这些“有反骨”的系或被淘汰、或主动地“弃暗投明”。比如，笔者曾就读的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就曾以推崇哲学史、哲学原典教育著称。但是，前几年，它终于无法再顶住现实压力，取消了以几十本经典为基础的博士生综合考试．而采取了以发文章为标准的（更有利学生就业这一短期利益的）资格审查方式。上面提到的这种社会因

素在哪个学科恐怕都是有的，但是，在哲学和其它

一些人文学科里。这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甚。这是

因为．自然科学中。好歹还有些相对“硬”的东西：

你的原子弹炸了。我的却没炸。但是，哲学的性质造就了它没有这么个相对清晰和客观的判决，因此其社会因素占的比重就大得多。

看到美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搞哲学的人也许会窃喜。毕竟。分析哲学在中国从不是主流，我们的主流是官方哲学、诗化哲学或后现代的东西。但是，对分析、论辩的强调本身并不是坏事，坏的是以为分析是哲学的全部，以及分析哲学在美国的独尊。

万方数据

中国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中国的哲学教育不是分析强调的太多，而是太少。比如，作为哲学的一大基础的逻辑。在一些哪怕是中国号称顶尖的哲学系里也不是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甚至。有些本来设有逻辑必修课程的哲学系也废除了这项必修课程，而代之以一些莫名其妙的课程。这也助长了口称诗化哲学，实际上是脑子一团浆子的哲学的泛滥。撇开逻辑分析在中国哲学教育的重要不谈，让我来看看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教育是否强调原典教育。有趣的是，或令人悲哀的是，在对原典的态度上。我们与分析哲学占主流的美国哲学教育殊途同归。哲学本科生的教育充斥着通史教育，哲学硕士、博士入学考试所依据的还是各类哲学史教材。中国为什么也会这样（或比美国更糟）？我猜测，其一，是因为长年运动所造成的学术断代，而

这种学术的匮乏。像分析哲学百足之虫能维护其死

而不僵的方法一样。通过外部的、社会的因素维持了一个长久的生命。其二，与这种学术匮乏相关，我们的哲学界充斥着搞运动、弄潮流的人。中国常年积弱，也使我们的心很急切，老想着很狭隘意义上的经世致用。老想着发现个秘籍或秘传法门。解决天下所有问题。这样的“宏观叙事”和“大历史”不可能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对待经典。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加强逻辑分析、乃至分析哲学的教育会是件好事。这是因为分析哲学对“琐碎”问题的注意能“清火”。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建立起来的宏伟体系的种种漏洞。另外．即使分析哲学教育的结果是让一个人只注重琐碎的事，也并不是坏事。因为只注重琐碎的事的十有八九是个平庸的人。与

其让一个平庸的人才说一些大而无当的道理．不如让他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即使他的工作对人类没太

大贡献．至少他起的负作用会小些。

所以，一般来讲。中国、美国的哲学系都由各

自的原因不利培养能进行通识教育的人才。那么，如果我们有了能够教经典的人才，现在的制度是否能给他们一个好的教书环境？我的几个朋友都跟我讲过一个类似的玩笑：如果一个有终身轨（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的老师得了“本年度最佳教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ｏｆ

ｔｈｅｙｅａｒ）的奖的话，那他是最终拿不到终身教职

的。这个奖是给那些教课出色的老师的。老师教课出色就意味着他太花时间、精力在教课上，从而少了时间在研究、出版上。没有很多的出版作品，一个老师往往是拿不到终身教职的。在美国学术界有

?学术争鸣?

从美围通识教育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改革

句俗语叫“出版或死亡”（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但

是，这种对出版的重视，我猜测，其第一点原因又

是我们把科学的范式硬往人文学科上套。科学是有进步的，其进步靠点滴积累。所以出版很重要。但是，就哲学来讲，如果能把经典传下去，不太走样，

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件很重要的工作。并

且。在人文学科中，讲授经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

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思想，从而有助于我们最终出版有质量的东西，可这需要时间。但是，出版或死亡的大学机制使得人文学科中述而不作的人很难生存．美国已是现实．而我们中国正快步赶上。这是因为

在以前大学很少从而大学教授也很少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精英内部的举荐制来选下一代的老师。

Ｄｒｅｂｅｎ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一生只发表了几篇文章，甚至连哲学硕士也没拿过，但

的例子要极端些。但是，罗尔斯在回忆他的时候就曾提到当时哈佛对出版要求并不严格，他和很多后?１２’?

万方数据

的看重，首先。是我们将国内期刊划分等级。这一

等级的划分往往不是基于学术标准，而是基于意识形态标准乃至一些商业运作（或干脆就是学术腐败和利用学术之名进行商业敲诈）。在美国，期刊的重要性往往是基于一个院系内部教师之间的共识。第二，我们越来越注重外文期刊的所谓“三大索引”。

这个术语，是在笔者决定回国求职时才听说的。在

终于弄明白其含义后，我看了看三大索引的人文部

分。这一索引由美国的一个商业公司编排。它对编

入其索引的期刊并无太多学术上的判断，只是要求候选期刊证明自己是连续出版物和采取匿名评审制度。这样低的要求，就造成了列人索引期刊的鱼龙混杂。至少在哲学类期刊上来讲，我如果在其中的一些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我在美国的终身教职（ｔｅｎｕｒｅ）是有可能拿不到的！

最后，我想说一个小问题。在美国。一个哲学

硕士生、博士生常常要做教授的助教（ｔｅａｃｈｉｎｇ船．ｓｉｓｔａｎｔ）：听教授教的本科生大课（通识课）、独立组织小班讨论、判作业。对于组织讨论的意义，我颇有保留。这是因为这些助教往往自己还不太懂，对本科生的帮助可能并不大，更多的是让这些硕士、博士，即这些可能在将来变成老师的人拿学生来练

手。并且，组织讨论与美国重视讨论有关。而上面

我已表达了对课堂讨论的保留意见。但是，在中美，很多哲学系的硕士、博士并没有受过系统的哲学训

练。所以，听听本科生的课对他们自己的教育会有

好处。并且。观摩教授讲通识课和在教授指导下判作业也可以帮助这些学生学会将来自己如何讲通识课。另外，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与他们学习相关的劳动解决其经济问题。也使教授能更好地处理往往

人数很多的通识课。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助教制度。

并把它当作博士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不是廉价劳工的合法化。

总的看来．我们哲学专业教育在承担通识教育

的人才培养上还有很多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试图改变这个状态，在哲学专业教育上重视

经典教育．并通过对出版等制度上的改变让那些述而不作的好老师能够生存。

注释：

①本文是根据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０年春季卷上发表的＜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各级教育改革＞一文中的有关通识教育的部分改编

使得有质量的出版物越来越少。对出版重视的第二点原因，是我上面提到的综合性大学的泛滥。这在

现在这么多大学，而中国教育在传统上官僚管理严

重，因此我们只好用机械的、量化的方式，以便行

外的官僚能管理行内的学者。我的一个已去世的哲

学老师Ｂｕｒｔｏｎ他能通过同事的赏识而在哈佛当了教授。当然，他

来在世界哲学界大名鼎鼎的人在哈佛评教授时都没

有专著出版。⑦这种事情在中国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

也发生过。比如没有任何正式高等教育文凭的钱穆能当大学教授。实际上，在三十年代以前，即使物理学对出版要求也不高。我博士论文中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泡利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用通信来让人知道的。但是，在罗尔斯那篇回忆文章里，他提到了在

当今美国像他们曾有过的经历不再可能。我在北京

大学哲学系有一个朋友．知道他的很多人都认定他很出色。但是因为他不出版，在当今体制下他就评不上教授（而如果他不是在北京大学．也许他甚至会被赶出校门）。另外，我们中国这几年对出版的过度重视还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我们中国的大学都是官办，各种资源官僚都有极大的决定权。各级官员、有权力的“学者”因历史原因和现实政治原因比美国的官僚可能更缺乏学术判断力。我们中国人又常常抱着对美国处处崇拜的不自信和迅速超英赶美的不自量力。种种原因就造成了在对出版的看重上，我们中国近几年确已超英超美。因此美国有的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谈到对出版

?学术争鸣?

从美同通识教育反思中同大学教育改革

而成的。本文的很多想法都是与我的朋友钱江讨论

的结果。钱江本人也写过一些论教育的文章，与我

这里的想法多有共鸣。本文中的一些想法也得益于同龙翔和其他朋友的讨论。王怀聿、尚毅、聂敏里

对本文的一个初稿提出了很好的批评。这个文章的

核心内容我曾分别在２００６年９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在２００８年６月于武汉大学讲过。对他们给予的支持

（除邀请我做讲座外，首都师大的同学在程广云老师和梅剑华同学的要求下还据我讲座的录音做了文字

整理：武大的吴根友老师支持并敦促我把这篇文章整理出来）。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②笔者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３年在波士顿大学哲学系

念书，获博士学位。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在美国泽维尔（Ｘａｖｉｅｒ）大学哲学系任教。２００９年５月在晋

升为副教授（终身教职）后申请停薪留职一年，并

于２０１０年３月正式辞职，加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任职教授。

③在《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中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ｕｒｒａ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Ｈａｌｆ

ｏｆａｌ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ｒｅｂｅｌｏｗ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ａｒｌ

ｄｏ

ｏｎｌｙ

ＳＯ

ｍｕｃｈｆｏｒ

ｔｈｅｍ”，“Ｗｈａｔ’ＳＷｒｏｎｇＷｉｔｈ

Ｖｏ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Ｔｏｏｍａｎ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ｌ－

ｌｅｇｅ”。“Ａｚｔｅｃｓ、，ｓ．Ｇｒｅｅｋｓ：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ｎｔｅＵ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ｂｅｗｉｓｅ”，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Ｉ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１８，２００７）以及之后出版的一部有影响

的著作中（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ｕｒｒａｙ，Ｒｅ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Ｓｉｍ—ｐｉｅＴｒｕｔｈｓｆｏｒ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Ｂａｃｋ

ｔＯ

Ｒｅ－

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美国学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ｒｒａｙ对美国教育给出了类似的诊断。首先。他提出了比本文作者更极端的、但看起来很常识的说万方数据

法。那就是。一半的学生是低于平均水准的。他们这种低水准是基因所致，不为教育所能改变。（即使能改变，我们从本文的论述也应看到，这种改变在现实中

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既然如此，与其自欺欺人地努力改变所有学生，不如对他们进行适当分流。这里，

Ｍｕｒｒａｙ批评了美国对职业教育的忽视和对四年制大

学的迷信．强调大量学生应该接受职业教育。对少数

的精英．我们应该少让他们学习流行的、后现代的弱

势群体的研究．而应让他们从中西经典里学习真正的

智慧。这一点与笔者下一节的观点亦有呼应。

④这里的一些具体建议是中国知名教育学家杨东平教授在笔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天则经济研究所２００９年职业教育论坛）。杨教授在各种场合表

达了他对职业教育等问题极其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

颇为实用的主张，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⑤参见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１９５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ｔａ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ａｌｅｎｔ，

ｅｄ．Ｃ．Ｗ．Ｔａｙｌｏｒ（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ｔａ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９），１６２—１７４．

⑥参见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ｒｏｗｎＰｕｂｈｓｈｅｒｓ，１９５４，１１

ａｎｄ２６２；Ｒ．Ｃｌａｒｋ，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ｌｅｖｅ—

ｌａ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ｕｂｈ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１），４１３．

⑦参见罗尔斯为纪念Ｄｒｅｂｅｎ的文集所写的前

言：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Ｂｕｒｔｏｎ

Ｄｒｅｂｅｎ：Ａ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Ｐａｓ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Ｔｎ—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Ｈｏｙｄ

ａｎｄＳａｎｆｏｒｄＳｈｉｅ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１３?

Ｊｕｈｅ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