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摘要】：以杜威为核心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以后,即对当时以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气息,而且对当代的中国教育也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 现实意义 教育反思

一杜威与实用主义思想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为了适应美国工业革命和经济迅速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挑战而形成的。当时的美国,“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变动不定的东西。它在社会自身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地活动着”。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社会的变革,美国学校教育的全部环节,从培养目标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

然而在此之前的美国教育现实却是,从欧洲传入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这种教育而言,其致命弱点就是教育上的形式主义,致使学校生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极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尽管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促使入学人数增加,但学校却是个惹人厌烦的地方。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儿童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教材;“划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在教师的控制下,儿童的个性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种教育“是非常专门化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正是试图解决当时美国教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它“同工业主义和集体企业时代是协调的”。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英美学者把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并称他创立的反映时代剧变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是“美国天才的最深刻、最完全的表现”。

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风景秀丽的农业小镇柏灵顿。1884～1894年任教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期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小学课程内容贫乏，感到当时流行教学法呆板，与他童年学习时的枯燥情况类似，顿然产生了教改的要求。于是他便由课堂的理论讲授者，进而成为教育革新的酝酿者。杜威于1894～19xx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这十年是他改革教育的尝试阶段。他于1896年创立实验学校，以他的哲学和心理学为根据，着手教育创新。

19xx年杜威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任教该校达26年之久，和孟禄、康德尔、桑代克等教育史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心里学家，共同铸成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黄金时代。他推动学校革新，曾于19xx年著成《明日之学校》。他经历长期教育实践和研究，在他57岁时，即19xx年，终于著成经典性的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从此建立起来。

杜威以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教育本质。杜威在自己的教育理论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多方面且反复地论述了教育本质问题。他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基本可以用他提出的三个重要论点来加以概括,这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他明确指出:“教育即是生长,除它自身之外,并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如要度量学校教育的价值,要看它能否创造继续不断的生长欲望,能否供给方法,使这种欲望得以生长”。从这种教育即生长观点出发,杜威又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提出教育的本质即是生活。他指出,儿童的本能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或者说生活就是生长的社会性表现。因此,教育即是生活,在他看来,人不能脱离

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教育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身,学校教育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而不能把未来的东西、成人的经验外在地强加给儿童,否则就会忽视儿童的需要与兴趣,就会陷儿童于教育中的被动地位。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杜威又把教育的本质看作“经验的改造或重新组织”。这一论点完全是以他的主观经验论的哲学理论和不可知的认识论为基础的。

(2)关于教育目的。杜威从多方面论述过教育目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教育无目的”的论述。杜威认为教育只是一种过程,除这一过程外,教育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只有“教育过程内的”目的,而无“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所谓“教育过程内的”目的,即指由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把由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总目的看作是“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并指斥这是一种外在的、虚构的目的。据此,杜威提出应追求建立一种“良好的教育目的”,并指出它所应具备的特征:教育目的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人的活动、需要和现有能力;教育目的必须同时也是组织活动教学的方法,能提出解放、组织学生能力所需的环境;制定教育目的要避免制定一般的、终极的目的,而制定当前的和各种具体的目的等等。

(3)关于教学的基本原则。杜威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他的教学理论,而“从做中学”又是他全部教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从做中学”从根本上说是以杜威的经验论哲学观和本能论心理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传统教育的教学进行全面否定的一个中心论据。杜威全面地批评了传统式的教学。指出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做中学”。在教材与课程的问题上,杜威强烈反对传统教育所使用的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材和由这种教材所组成的学科课程。他认为把这种“早已准备好了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多种多样的学科课程只会把儿童自己的统一的生活经验给以割裂和肢解,必将阻碍儿童的生长。他提出在课程中占中心位置的应是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业,如:木工、铁工、烹调、缝纫以及各种服务性的活动。在教学方法上杜威最根本的要求是在活动中进行教学。他认为传统的班级授课是学生没有活动的情境,只能“单纯地学习书本上的课文”却无从发展学生的制造与思维的能力。因此杜威提出,在以学生主动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教员与课本不复成为学生唯一的导师,手、眼睛、耳朵、以及身体全部,都是知识的渊薮。而教员变成发起人,课本变成试验品。”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不再起主导作用,而只是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参谋作用了。

二 对我国教育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当前我国与19世纪末美国相似的社会大变革背景,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相似的变革要求。而传统教育理念、体制上存在的相近弊端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对当今中国教育反思不足,深化改革,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借鉴意义。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现状,我们择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

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封闭和僵化状况,早在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明确提出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基本观点。

一是“教育即生活”。

杜威强调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生活。”在他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社会经验不断改组、不断改造 和不断转化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因此,教育应该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二是“学校即社会”。杜威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在他看来,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应该把现实

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学校必须呈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按照杜威的意见,现代教育中许多方面的失败,正是忘记了“学校即社会”这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为了做到“学校即社会”,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能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只有当学校本身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时候,教育才能使儿童为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目前教育发达国家中小学无论教材还是教学方法,都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熟悉社会、适应社会、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反观国内,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脱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不能跟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有些课程和教材甚至十几年不变。而社会上所需要的一些新的知识能力教学学校却不能及时给以满足,学生走上社会后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来重新学习和适应。在道德教育上,这个问题犹为突出。学生所接受的大多是书本上整理好的抽象的道德知识和规范,许多既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又缺乏学生道德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撑和内化,因而当学生一旦真正踏入社会生活,马上就会体验到学校道德理论与现实明显的反差和冲突。这种反差冲突不仅严重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功效,甚至会事与愿违使一部分同学产生逆反心理。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道德知识传授和道德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向同学们灌输纯洁高尚的道德知识,又要引导他们在参与社会生活中辨清美丑,崇善抑恶,接受道德现实锤炼,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己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二)“从做中学”

从批判传统的学校教育出发,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育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传统学校的教室里,一切都是有利于“静听”的,儿童很少有活动的机会和地方,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因此,在学校里,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教学应该从儿童的现在生活经验出发,儿童应该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杜威强调说:“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一定程度上,它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知识本来源自实践,而能力的培养更离不开实践锻炼。对于缺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性经验的儿童来说,纯粹的理论知识是神秘而抽象的。如果只采取课堂灌输的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法,显然很难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因此,有效的教学方法应是还原抽象理论知识于实践,使学生在亲身“做”的过程中具体生动地理解、掌握和创新知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进行必要的、科学的指导。 目前我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大量存在着脱离应用、脱离实践、忽视能力培养的弊端。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学生考高分和教师学校的攀比评级,教学内容上教师只会死扣课本,能创造性地理论联系实践的很少。教学方法上则采用填鸭式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自主性被扼杀,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无从谈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体系陈旧,实践能力薄弱,创新精神缺乏,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呢?“解放学生于课堂,还学生完整的世界”在当今的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责任并不只在学校,家长对子 女培养只关心分数高低,而忽视能力大小,子女参加“吃苦夏令营”时家长普遍在“苦”上弄虚作假;社会在择人用人上往往只看重高分高学历而忽略其它方面,无形中也诱导了对人才培育的错误取向。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改变“重分轻能”的教育观念,还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思维与教学

杜威十分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能力。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它能做的或需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优良的思维习惯。在教学方法上,充分尊重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摒弃那种把学生看成是只能对信号或刺激做出某种反应的消极客体的方法,强调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能自己发或领会所学的东西。按照杜威的意见,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他说:“所谓思维或反省,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儿童只有处于直接的经验的情境,亲身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称为真正的思维。因此,学校应该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这里还有一个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位置关系问题。

对此,杜威既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同时也不应放弃教师应承担的指导责任,即教育过程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学生和教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过于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学生积极参与,那么学生就会倾向于迷信教师,从而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机会。另一方面,承认学生的独立性并不等于对学生放任自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尽指导的责任。针对此,杜威还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五步”法。

我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和主导作用,而不重视和鼓励学生积极性、自主性的发挥;强调课程中心、课堂中心和以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封闭的教育活动。这样下来,学生的独立个性被抹杀,思维创造力被埋没,只会死记硬背书本上和教师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学到最后大家全成了“高分低能”的“书呆子”。究其根源,还是我国教育体制上的“一考定终身”和应试教育机制使然。我国人口众多,教育需求旺盛,而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有限,因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只能择优分配。在现实中,择优往往演化为易操作衡量的“择分”。那么,要想在这场国家组织的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不能不服从国家组织的教学安排,就不能不采取“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难怪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会遇到这么大的压力,而且大都是学生家长最为反对。素质教育当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我们的考试却并不是有了素质就一定能通得过或取得高分的。这实在是当前我国教育无奈的悖论。只要“以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机制不彻底改革,那么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和实践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改革,以此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的现状决定了我国教育改革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因此,我国教育在顺应这一大趋势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借鉴别国先进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发展“三个面向”的指针。最近江泽民同志也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象牙塔”式的教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青少年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行全面的教育教学改革,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新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西方教育流派论文

院系：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教育学

学号：1010314077

姓名：李一帆

 

第二篇：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摘 要：文章通过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20-30年代的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进而得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第一，对19xx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第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杜威(John Dewey)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并不予以足够的认同，但却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学者。” 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对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在中国有传播其思想学说的弟子，“五四”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论无疑促进“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一、杜威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首先，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就其经验论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真理观尽管在其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且其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及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维五步法的方法论，强调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强调了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其教育学说，则是针砭传统教育而建立的现代教育理论新体系，强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本身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合理因素。 “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利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痼疾。其次，从中国当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

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时代最强音。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与“五四”新知识界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动、实效的哲学精神，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价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曾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他还说“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 二、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19xx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1、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学制改革过程的关键环节。这次学制改革是一个由全国教育会联合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从19xx年湖南省教育会提出动议到19xx年最终完成，历时7年。其中，有两次会议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是19xx年的第五次会议，一是19xx年的第七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明显反映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19xx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太原举行，杜威出席了该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议案，充分体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该建议案指出：“从前教育，只知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 这里的废止教育宗旨，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本能、个性充分发展的建议案，充分反映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的“生长论”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19xx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会议是新学制草案的决定性会议，时正在中国进行教育调查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抵临会场，着力宣扬实用主义观点和美国优点，“对会议进行，贡献颇多”“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今后全国教育者，实非

浅鲜。”这次决议案确定了6项学制标准，形成新学制的基本框架，为最终形成新学制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2、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19xx年颁布的《壬戌学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一)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 可以说，这几条标准充分反映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这七条中，第(一)、(四)、(五)条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社会和儿童生活的紧密联系。第(三)条则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以儿童为中心”主张的反映。(二)、(六)则体现出实用主义教育民主性思想。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看，新学制“六三三”分段法，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注重天才和特殊教育，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等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明显影响。(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杜威弟子及其他学者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改造上。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之前，中国的新教育理论主要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后，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运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说明教育问题，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作为教育思想热烈传播者，杜威的弟子蒋梦麟不仅仅停留在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学理阐述上，还十分注意运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对于“学生自治”这一养成学生独立精神和团体生活的自动行为，蒋梦麟看来是“教育即生活”的体现，办学者应给予热情鼓励和提倡。胡适则在治学方法上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显然就是脱胎于杜威的思维五步法。陶行知19xx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xx年归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19xx年提出“教学合一”到19xx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陈鹤琴虽不是杜威及门弟子，但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陈鹤琴19xx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便从事教育工作，从19xx年任南京高

师教授到19xx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再到19xx年创办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他不断进行实践上的开拓和理论上的创新。“和杜威一样在创造理论，也创造方法。”把从杜威及其美国老师那里学来的理论改造为“活教育”理论。(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适应儿童个性发展需要和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这些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课程、教材和教法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课程方面，19xx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6大门类，实施综合性课程。高级中学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注重教育生活性及重视儿童个性发展的主张。在教材方面，19xx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民间团体纷纷建议小学应改用白话文课本，稍后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须用白话文编写。同时期儿童读物大量出版，儿童文学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等。无疑受杜威的平民主义观、儿童中心观的影响。实用主义对教学法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其突出地体现在设计教学法等教学新方法传入中国并流行一时。设计教学法是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根据杜威“从做中学”的思想所创立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该方法于“五四”后传入中国。首先在江苏一带试行，为俞子夷等大力提倡。19xx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xx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该方法创始人克伯屈访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介绍设计教学法。设计教学法的推行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等有着积极的意义。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传入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五四”以后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潮，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最主要影响。其影响深度正如香港教育学教授福斯特(Lancelot Foster)指出“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控制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