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管理变革感悟：改人要少讲道理，多讲事实

朗欧企管·驻厂咨询

管理究竟在做什么？

很多工厂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出货。但货今天出去了，明天又可能被堵住。货能不能保持顺畅地出，关键在于什么呢？人。所以，管理最终是要改变人。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团队，好的状态，才能够保证每天都能准时出货。如果人的状态不对，就会影响到人所做的事情。

朗欧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在咨询项目上都特别注重对人的改变。我们的ST项目搞现场改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生产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改人：提高人对工作的兴趣，让人发自内心地愿意改善自己的工作，这样企业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管理究竟在做什么？管理就是要改人。

怎么改人？很多企业把改人理解成骂人和训人，这样改人会越改越糟。

那么，不骂人、少批评人，多讲道理行不行？改人也不需要滔滔不绝地讲太多大道理，把账算清楚、把事实摆清楚，人们自己会选择改变的，因为这对他有利。

以事实改人，这是我在改人方面给大家的建议。改人最好的方法是把人的注意力不断地放到事情上去：给他定每天具体的任务，给他目标，他的注意力就到事情上去了。

其实，人的状态受两个力量的支配，一是习性的力量，二是目标的力量。

首先，我们的状态受习性的支配。所以，做管理要懂得反习性而动，顺习性而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此外，目标也能支配我们。什么是目标？任务就是目标，PK就是目标，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就是目标。

我们的很多咨询案例就证明：只要把目标定出来，并且通过订单评审、主计划、排查等为目标的达成准备好充足的条件，效益就一定会提升。如果我们不用目标支配员工，习性就会支配员工，他就可能天天“打瞌睡”（不知不觉地工作）。所以朗欧企业管理咨询专家老师在项目上做排查、评审、对单等动作，都是为了给员工制定一个每天明确、可以完成、能进行考核和PK的个人目标。管理做到这个层面，人就会慢慢改过来。

 

第二篇：改革30年感言

改革30年感言

XX 公管081

改革30年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让我们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以农村改革为例，当年我么们都在乡下生活过，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听说农村有了变化，不那么相信。因为多少年农村就没有多大变化，贫困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后来杜老给了点条件，我们利用暑假到安徽农村调查，看到了改革引起的变化，更知道改革来得多么不容易。从此就卷入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最重要的感受，是认识到无论有多大的问题和困难，基层总有一些解决办法，总有一些自发对付困难的努力。这点不会改变，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总有人吃了苦头，或者让人不满意，所以总有人试图去应对，尝试解决一下。真正有挑战性的，是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零碎的努力。在什么养的条件下可以汇聚起来，集中成为政策和制度。

30年前农村是什么问题？因为农民太穷，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那是离谱的贫困与短缺并存。不是社会不需要农产品，是急迫的需要，可就是没有供给。同时农民又太穷，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拖住了。这样老大难的问题能解决吗？

你要是在乡下呆过，就知道同样的天气和技术，农民也要把那块小自留地种好。为什么呢？就是体制上有差别：自留地也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但归农户管理，责任归农户，收成也归农户。就这点小小的不同，结果农民的行为就完全不一样。那么能不能把自留地面积扩大一点呢？其实这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包产到户的由来，无非就是把生产队的土地划到每一家农户，承包给农户经营。包产到户早在19xx年的浙江永嘉县就有了，问题是1959-19xx年大饥荒之后，自留地得到了合法承认，但包产到户还是得不到。

难道我们要晓得，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就像当年，农民穷难道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成立消费者不知道？都知道。也总有人自发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19xx年支持包产到户的那位永嘉县委书记，倒是给农民提供了政策承认，但他本人却因此“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党籍与公职，回乡当农民一直当到19xx年。这说明，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有，历史上有，现实中也不断冒出来，困难是合法承认的门槛太高。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中国农村改革，我感受最深就是这一点。农民穷、农产品短缺的问题早就知道，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早就有了，但过去就是多年不承认，有时不但不承认，还要斗、斗、斗，非把适合生产力的办法当资本主义去批，口号越喊门调越高，路却越走越窄。

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端正了，决策人和决策机关眼睛向下，实行一种当年万里副总理讲的“事后承认主义”，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决心面对现实的政治家，愿意用自己的政治权威，为自发的改革实践提供试验的保护和合法的承认-这就有戏了。从这点看，邓小平和他那代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贡献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没有这个条件，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才能汇聚成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

现在人们一般成人80年代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地位。回头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管用，早就想搞，也多次自发搞起来了。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这个经验说明，离开了“官场”的一致认识，仅有底层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来看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个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上述两种力量连接到了一起，打通了经脉，使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和将来，中国的经济还会有问题，还会有困难，比如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几年没有碰到过的。怎么应对新挑战，事先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从改革三十年的经验里汲取力量，在底层的自发努力与国家的权威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是分散的利益结合成为建设中国经济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