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后遗症”

移民之后，就好像一个人做了换肾手术，需要终生服药抑制排异反应。拿到移民的门票，跨过那道门槛儿，不是完事大吉了，而是有无数后遗症等着你一一去面对，一种叫做“纠结”的情绪将和你如影随形，直到终老。

相对早期移民那种彻底告别母国，一到移民国即便是住地下室、打labor工也抱着安营扎寨、安家落户的勇气来的移民前辈们，近些年的移民大多是一家两制，家庭成员中那个负责夯实经济基础的一般是拉着行李箱做候鸟，另一半留守陪伴孩子读书。这种家庭体制导致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充满了观望和举棋不定。而今实力不可小觑的各类新移民们抵达之后便可入住豪宅或当地高尚社区，但特殊的家庭体制将原本可能沉闷、单调但却完整的生活割裂，脚踏两只船的行程总是充满了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动荡的心很难把这片天空永远蔚蓝、绿草四季如茵、雾霾终年不见的土地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候鸟们一年四季处在迁徙的状态中，留守的主妇们或盼着孩子早日入读大学，摆脱这份陪读的羁绊；或“移民监”中一口气住够时间，拿到公民身份，以期获得一份行走的自由。

但这依然只是一种期待中的生活，移民后遗症的形影相随，让这些貌似来去自由的人实际上经历着最难以给局外人讲解清楚、且技术含量颇高的牵挂和羁绊。

以保留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为例，候鸟们如果还想保住这个身份，要在五年中住满两年。不要以为这两年是白驹过隙，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度日如年。国内生意如过山车一般牵扯着每根神经，加拿大清净到寂寞的日子实在不好打发，哪里能安心住下来？有的人干脆放弃这个身份，拿个10年签证，但这就意味着你将不能再享有当地政府给永久居民的各种福利。有的心有不甘便委托一些中介机构想“办法”。弄虚作假多了，移民局就开始给所有移民“服药”。现在当第一张枫叶卡到期要换第二张枫叶卡时，手续变得格外繁冗、严苛。为了证明居住时限达标，移民局要求你提供护照中所有出入境记录，包括空白页都要复印出来，中国海关印章没有英文，必须拿到有资质的英语翻译部门一个章一个章翻译出来，同时出具翻译机构确保真实性的声明。除此之外，还要提供每年的纳税证明、读书或工作证明、租房证明、买房的每年缴纳地税的证明、孩子的就读证明甚至成绩报告??凡此种种，就是要证明你真实地住在这里。此外，所有提交的复印件要有家庭医生、牧师或会计师等政府信得过的人关于真实性的声明和签字。现在医生、牧师愿意签这个字的越来越少，很多人干脆拿到律师事务所公证。

一位拿着永久居民身份的女士在加拿大完成生子任务后，回到国内和亲朋好友大力褒奖在加拿大生孩子享受的超乎想象的优越待遇，关键是费用全免。结果没多少日子便收到了医院三万加元的巨额账单，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不够，不能享受当地医疗保险。 加拿大的失业保险有时候比上班的人工资还高，但一旦离境便不再享有。还有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享有的儿童福利（俗称“牛奶金”），也是在离境之后便不能领取。为了打击一些离境后还在拿这项福利的人，加拿大税务局不断加大抽查力度，而且年年抽查，一封信寄到家里，便要你提供居住证明，孩子的在校证明，40天内没有将资料寄到税务局，福利立刻停止。随后便可能面对更多的调查，如果真的是冒领了，那就意味着吐出这些钱的同时还要接受罚款。现在加拿大一些部门已不再相信私人之间的租房合同，为了证明你的真实居住，甚至要你提供半年的水电费、电话费的缴费账单。

很多移民想，干脆入籍吧，成为公民就不用每天算着日子居住，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不仅这种一劳永逸行将被打破，就连入籍的门槛也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了。今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将入籍申请费从每人200加元直接涨价到400加元。尽管很多人认为钱不是问题，但移民局让相当数量的人的语言能力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政府承认的ELSA（英语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四级或四级以上的证明，包括学习期间的出勤记录。以前50岁以上的申请人可以免入籍考试，现在一个即将通过的法案将年龄上限提到了65岁，这就意味着你得用英语参加入籍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笔试如果还可以突击恶补的话，移民局官员面前随机话题的对答如流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新法案通过后，入籍居住时间也从四年住满三年变成六年住满四年。最关键的是入籍之后也不再来去自由，医疗保险住够规定时间方能生效只是限制条件的其中之一，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对居住时间进行限制。

早年已经入籍的移民们，现在即便回到母国居住，因为已经是外国人了，母国也不得不对其见外了。很多手持加拿大护照的加籍华人回国看父母、和老公团聚，在申请中国签证时还得提供国内的邀请函。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在国内有房产和银行账户。为了保证这些个人财产的安全性，他们又不敢随便把国内户口注销，否则你一个拿着外国护照的人怎么说清楚你本人就是那个房的房主和银行账户的户主？因此，他们不敢享受国内给彻底没户口、没瓜葛的外籍华人的某些便利政策，只能在擦边球的状态中手持外国护照，拿着中国签证，回到国内居住满三个月就得出趟国再签一次。

一位回流国内定居的朋友，每三个月出境一次，“旅行”成了他生活的常态，尽管这张护照可以走遍世界150多个国家，但回国就为多挣两个钱的他还得选择最经济的路线——香港。就因为手里那张加拿大护照，这些年是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在自己家却要天天掐着点儿过日子，远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来去无牵挂。即便不用算在加拿大的居住时间了，但每年四月报税的季节还得回到加拿大去报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切断之后将来一旦你回去居住了又是一堆麻烦等着你。还有房子的麻烦事，冬天得有人给你铲雪，一年四季还得有人帮你除草，没人居住却要年年给政府缴纳高昂的地税。这个朋友说一年到头被两个国家的种种细节搞得快人格分裂了。

候鸟的生活也不是别人眼中所艳羡的那样，越到老后遗症越多。超过四十岁以上，长途飞行就开始变成一种煎熬。就是头等舱中的富贵鸟也一样要面临倒时差的折磨，年龄越大越经不起这种折腾，而且不久前就已经有人因为这种迁徙、奔波命陨温哥华。那些现在在国内打拼、筹划着老了以后回温哥华安享晚年的候鸟们，很多连身份都没有了，多病多灾的老年是可以承受得了加拿大高昂的医疗费用呢还是可以经受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回国就医呢？一家两制的移民家庭，老到飞不动的时候，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全部在加拿大，一个人的社保、医疗等等全部在中国，牛郎织女的日子难道还要持续下去吗？到那个时候，在哪里居住、谁来陪伴谁将是一个更加现实并两难的选择。

鉴于新一代移民的这种频繁迁徙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移民国深感这些移民对当地经济贡献远远低于预期，对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和适应性也差强人意。20xx年，加拿大政府一刀切了30万技术移民，当时有媒体形容是“哀鸿遍野”。震惊之余很多已经拿到移民“入场券”但还在国内纠结“去，还是不去”的人，不再每天在加拿大华人移民论坛中反反复复地问那些过来人“自己的状况到底适合不适合去那里生活” 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这张“入场券”

因为紧俏必须珍惜了，至于那场子里的戏是否真的精彩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浪费了这个入场的机会。20xx年，被指责为“只认钱”的加拿大政府再次举起六亲不认的刀切了6.5万投资移民。这回是富人头上动刀，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这下不是“哀鸿遍野”而是“沸反盈天”，国内、国外的媒体跟着热闹，喊着打官司的有钱人还在和加拿大政府分庭抗礼、连连叫板。这是一个从“入场券紧俏”到“禁止入场”的质变，场外的人不论是排队等候的还是压根儿就是远远观望的都急眼了。其实场子还是那个场子，就因为关了门，仿佛场子里的戏更精彩了，人人都想挤进去一看究竟。

实际上，那些已经入场的人们面对这场人生大戏的诸多无奈和求解无解的情况，相比国内的人们面对雾霾、食品安全、子女教育有着只多不少的纠结。习惯了这山看着那山高的人们，对面山头上的人儿真的不比你幸福更多，那里的美好多半是你心中的海市蜃楼。

 

第二篇：移民

移民，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鲜见的，几乎每次王朝更替的时候，都会随着战乱而涌现出大批的难民，他们不堪忍受战争的蹂躝而成群结队外迁，整个家族，整个村落，甚至是整个地区的大量外迁。因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倍尝了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他们发出了“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的感叹。

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中原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1、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在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上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地缘人缘联系，一是逃荒农民闯南洋成为主流。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闹灾荒，所以，流民走过西口，长城，就可到达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与在战争的压力下而不得不四散奔逃的难民相比，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逃避战乱，所以也就没有那种逼不得已，象惊弓之鸟一样的哀怨情绪。没有那种失败、绝望，听天由命，跑到哪里算里的亡命天涯心态。

在这三次的大迁徙中，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出发的。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的向往而踏上了漫漫的闯荡之路。其中，下南洋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环境最恶劣却也是最为壮观的一次跨国大迁徙。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xx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盛，供不应求，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xx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