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

(科研训练、毕业设计)

题 目：

从赵匡胤形象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关系

姓 名：于琦

学 院：人文学院

系：中文系

专 业：汉语言文学

年 级：2003级

学 号：03010086

指导教师（校内）：杨惠玲 职称：副教授 指导教师（校外）： 职称：

20xx年 5月 20日

从赵匡胤形象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关系

[摘要] 本文以《宋史》和民间戏曲作比较，论说二者所展现的赵匡胤形象同异并存。差异在于：史书中的赵匡胤形象是将门之后，出身高贵，而戏曲中的赵匡胤则是活跃在社会底层的游民；《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单薄，缺少变化，戏曲作品中的赵匡胤形象比较复杂。相同和相似之处是：《宋史》和民间戏曲中的一些作品都展示了赵匡胤的明君形象；两个赵匡胤形象都带有神异色彩。这些差异和相似说明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赵匡胤形象 官方话语 民间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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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speech and the folk speech based on

Zhao Kuangyin’s image

[Abstract] This essay compares Zhao Kuangyin’s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opera ,which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Difference :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Zhao Kuangyin,who is a officer’s son,was born noble bu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opera he is a civilian who lives in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Zhao Kuangyin’s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lacks changes bu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opera it is complex. Similarities: both Zhao Kuangyin’s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some opera works are wise Kings and deifi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how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speech and folk speech ,which is contradictory and interacted.

[Key words] Zhao Kuangyin’s image official speech folk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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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1

第一节 内圣外王 将帅之才：《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1

一、记载赵匡胤事迹的历史典籍——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宋史》------------------1

二、《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2

三、《宋史》的略写之处-----------------------------------------------------6

第二节 市井豪侠 真命天子：民间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7

一、民间戏曲是赵匡胤形象的重要载体------------------------------------------7

二、民间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8

第三节 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中的赵匡胤形象之比较-------------------------11

一、迥异与微殊-------------------------------------------------------------11

二、相同与相似-------------------------------------------------------------14 结论--------------------------------------------------------------------------16 致谢语------------------------------------------------------------------------17 参考文献----------------------------------------------------------------------18 参阅书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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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文化学的基本范畴，官方和民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然而，人们却往往习惯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它们，从而把问题简单化，导致认识上的谬误。周宁老师的《想象与权力》一书将意识形态批评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戏剧学领域，以一种超越民间与官方二元对立关系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笔者深受启发，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笔者认为，要考察官方和民间的关系，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个案。一方面，学术界关于赵匡胤的研究并不多，只有一部分相关的史学论文，但大多数侧重论述他的领导艺术和政治策略，讨论文艺作品中赵匡胤形象的文章目前还没有。另一方面，赵匡胤颇具典型性。赵匡胤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在分裂混乱、纷争频繁的五代末期，他兵不血刃却能黄袍加身、登上帝位；面对开国之初外部强权林立，内部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推行仁政，勤俭治国，重农兴学，慎刑薄敛，让百姓休养生息，成为官修史书极力推崇、大肆宣扬的明君、仁君。同时，赵匡胤的发迹经历在民间广为流传，不仅为市井细民津津乐道，也颇受剧作家和艺人们的青睐，多次被搬上戏曲舞台。戏曲中的赵匡胤被塑造成从市井民间崛起的一代帝王，拥有了另一副面貌。针对同一历史人物，代表官方话语的史书与代表民间话语的戏曲作出的阐释同中有异，耐人寻味。

本文主要依据历史典籍与戏曲作品，结合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理论，全面分析赵匡胤形象的特征，并将史书与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进行比较，目的是通过这种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形成更为细致、深入的认识。

第一节 内圣外王 将帅之才：《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

一、记载赵匡胤事迹的历史典籍——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宋史》

记载赵匡胤事迹的史书有很多，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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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是私人著述，真正能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是元代官修《宋史》。

《宋史》修于元朝末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严、欧阳玄等七人任总裁官。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官修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很多都佚失了，《宋史》是保存宋代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尽管《宋史》有粗疏的不足之处，但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叙事详尽，是研究宋太祖赵匡胤的重要历史依据。本文以《宋史》为研究的依据，探讨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赵匡胤形象。

二、《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

《宋史》的前三卷为太祖本纪，比较集中地记录了赵匡胤的生平、经历以及他在位期间所发生的大事，是他的专传；另外，一部分列传中也有关于赵匡胤的记述，使这个人物的特征在别人的传记中旁现侧出。结合多篇传记，我们可以勾勒出赵匡胤的形象。《宋史》选材十分丰富，从几个侧面展示了赵匡胤的鲜明特征，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兼具历史感与艺术感，为赵匡胤形象在后世的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智勇双全的将帅

毛泽东在著名词篇《沁园春·雪》中，只列举了五位古代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有幸名列其中，可见此人并非等闲之辈。这虽是今人的赞赏，却有着历史依据。《宋史》中的赵匡胤的确是一个才能出众、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

赵匡胤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一流的能手，登基前曾亲自参加战斗，表现异常勇猛。 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伊始，北汉倾力来攻，柴荣率军抵御，战于高平。战争过程中，樊爱能等老将不战而逃，形势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统领禁军的赵匡胤。他冲锋陷阵，锐不可当，“麾同列驰马冲其锋，汉兵大溃。”[1](P2)

在随从周世宗征讨淮南的战斗中，赵匡胤“败万众于涡口，斩兵马都监何延锡等”，[1](P2)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的勇气和高超的武艺。他与南唐节度使皇甫晖面对面的交锋更为惊心动魄。《宋史》记载：“南唐节度皇甫晖、姚凤塞清流关，击走之。（太祖）追至城下，晖曰：‘人各为其主，愿成列以决胜负。’太祖笑而许之。晖整阵出，太祖拥马项直入，手刃晖中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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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凤擒拿之。”[1](P2) 韩令坤被派遣去平定扬州，南唐军队来援，令坤欲退，最后是借助赵匡胤的力量才将不利的局面扭转过来。“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趋六合，太祖下令曰：‘扬州兵敢有过六合者，断其足。’令坤始固守。”[1](P3)赵匡胤的这一举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破釜沉舟”颇为类似，其英勇无畏可见一斑。赵匡胤“败齐王景达于六合东”，[1](P3)以赫赫战功官拜殿前都指挥使。

赵匡胤不仅身怀绝技，神武勇敢，而且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北宋建立之初，宋军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势如破竹，除了凭借军事上的实力，周详的计谋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赵匡胤多次正确分析军情，判断局势，出谋划策，出奇制胜。如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冬，赵匡胤调兵谴将，讨伐后蜀。后蜀领地夔州戒备森严，“有锁江为浮梁，上设敌棚三重，夹江列炮具”。[1](P9002)宋军将领出发前，“太祖以地图示之，指锁江曰：‘我军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师争胜，当先以步骑陆行，出其不意之，俟其势却，即以战棹夹攻，取之必矣。’及师至，距锁江三十里，舍舟步进，先夺其桥，复牵舟而上，破州城，守将高彦俦自焚，悉如太祖计。遂进克万、施、开、忠四州，峡中郡县悉下。”[1](P9002-9003)再如，征讨江南时，“大军列三砦，（潘）美居守北偏，图其形势来上。太祖指北砦谓使者曰：‘吴人必夜出兵来寇，尔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沟以自固，无堕其计中。’既成，吴兵果夜来袭，美率所部依新沟拒之，吴人大败。奏至，上笑曰：‘果如此’”。[1](P8979)由此可见，赵匡胤虽然骁勇，但并不是迷信武力、滥用暴力的匹夫，而是个有勇有谋的军事统帅。

《宋史》中的赵匡胤是勇气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卓越的才能使赵匡胤成为五代末期众多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也为他开创帝业、巩固政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道德完善的贤人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象征，赵匡胤作为宋朝的开国之君，他的典范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就赵匡胤自身来说，他具备种种美德，完全就是理想人格的化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2]（P2）这种儒家提倡的修身方法为读书人所推崇和继承。赵匡胤虽高居万人之上，却也有着自省克己的道德修养。和其他帝王一样，赵匡胤也喜欢宴享、狩猎等声势浩大的娱乐活动，但他经常检查、反省自己，以防耽于安乐而荒废政事。宋朝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在游赏朝廷的射圃玉津园时，对侍臣说：“沉湎非令仪，朕宴偶醉，恒悔之”。[1]（P9）还有一次，赵匡胤在近郊狩猎，“逐兔，马蹶坠地，因引佩刀刺马杀之。既而悔之，曰：‘吾为天下主，轻事畋猎，又何罪马哉！’自是遂不复猎”。[1]（P45）

如果处理政事失当，赵匡胤也会反躬自责。《宋史》记载：“一日，罢朝，（太祖）坐便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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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乐者久之。左右请其故。曰：‘尔谓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误决一事，故不乐耳。’”[1]（P49）可以说，赵匡胤一直按照道德标准辨察自己言行中的是非善恶，他善于自省、正视过错的态度就如同孟子所说的那样：“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奢侈腐化、挥霍无度的封建帝王，如秦始皇、隋炀帝等等，与此相反，赵匡胤则是一位提倡节俭的皇帝，正所谓俭以养德。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便可以窥见他节俭的作风：“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1]（P49）厉行节俭，赵匡胤要求上行下效：“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曰：‘生长富贵，当念惜福。’”

[1]（P49）后蜀主孟昶骄奢淫逸，以至国家走向衰败，终为宋朝所灭。赵匡胤见他连溺器都用宝物装饰，十分愤怒，“舂而碎之”，[1]（P49）并有所惩戒地感叹：“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1]（P49-50）夜壶虽小，赵匡胤却将其视为亡国的象征，足见他高度的政治敏感。因此，《宋史》评价赵匡胤说：“帝性孝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1]（P49）

《论语》中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P88）赵匡胤就颇具儒家所说的这种“君子”风范。他豁达宽容，因此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戮大臣。甚至对待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赵匡胤也十分坦率，充分体现了他磊落的襟怀。“吴越钱俶来朝，自宰相以下咸请留俶而取其地，帝不听，遣俶归国。及辞，取群臣留俶章疏数十轴，封识遗俶，戒以涂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南汉刘鋹在其国，好置酖以毒臣下，既归朝，从幸讲武池，帝酌卮酒赐鋹，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未敢饮此酒。’帝笑而谓之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宁肯尔耶？’即取鋹酒自饮，别酌以赐鋹。”[1]（P49）赵匡胤曾以门户洞开的宫殿来自喻：“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1]（P49）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

另外，赵匡胤还是儒家孝悌之义的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宣扬孝道，曾多次颁诏，或嘉奖孝顺之人，或惩罚不孝之辈，以促使百姓赡养父母，遵行孝道。对待自己的弟弟赵匡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匡胤关爱有加。“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他也十分赞赏太宗，“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1]（P50）遂赵匡胤最后遵从母亲杜太后的建议，传位于弟，可见其孝悌之心。

在《宋史》中，赵匡胤是躬行践履儒家道德规范的贤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改革五代时期的陋习，形成宋初的良好风尚起了示范作用。

3、仁德爱民的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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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能方面，赵匡胤是智勇双全的将帅；在人格方面，赵匡胤是道德完善的贤人。与此相对应，赵匡胤在政治上是一位施仁政、近贤臣的英明君主。

首先，赵匡胤以民为贵，仁德及民。

早在陈桥兵变时，赵匡胤就“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1]（P8828）后来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赵匡胤发起战争，但他禁止兵将杀戮平民、降臣和战俘。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赵匡胤命令曹彬、潘美“将兵十万出荆南，以伐江南。将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1]（P42）王全斌奉命平定后蜀，功不可没，但他“违戾约束，侵侮宪章，专杀降兵”,[1]（P8923）为此遭到赵匡胤的贬绌。甚至对自己的反对者，赵匡胤也是怀有仁慈之心的。在陈桥兵变之后，后周副都指挥使韩通曾预谋抵抗赵匡胤，被王彥昇杀死在他的府第。王彥昇保驾护主无可厚非，但赵匡胤对他过于轻率随意地斩杀大臣不以为然，一直耿耿于怀，“终身不与节钺”[1]（P49）于王彥昇。正如赵匡胤自己所说：“人命至重”。[1]（P50）

赵匡胤的英明还在于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政王道”。他在战争过后放榜安民，大赦天下，赈济平民；他曾下令兴修水利，参加祈晴祈雨等活动，并多次减税免赋，有助于百姓安居乐业。凶年饥岁, 赵匡胤便以扩大兵额的办法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妥善安排了灾民，使得“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1]（P4799）

其次，赵匡胤爱惜人才，深谙驭臣之道。他多次造访臣子们的府第，或商讨国事，或慰问病情；每有股肱之臣去世，赵匡胤都悲痛不已。据《宋史》记载，王全斌率兵征讨后蜀时，正值暮冬，京城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若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冲犯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赐全斌，仍谕诸将，以不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1]（P8923）赵匡胤体恤下情，爱才惜才，使得众多人才终生追随并倾力辅佐，成就了他的功业。

再次，赵匡胤从善如流。与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一样，赵匡胤广开言路，采纳忠言。他诏百官朝对，“须陈时政利病，无以触讳为惧”。赵普曾举荐某人为某官，赵匡胤不用，赵普反复直言进见，惹得龙颜大怒，但最终赵匡胤还是领悟了赵普的良苦用心，采纳了他的建议。

《宋史》的太祖本纪末尾充满溢美之词，概括了赵匡胤的政治功绩，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宋太祖）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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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1]（P51）

由以上分析可知，《宋史》中的赵匡胤是一个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塑造的内圣外王的形象。“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做人要做有德行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有所作为。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内圣”到“外王”，是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修己才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只有在思想意识、道德品行上进行自我锤炼和自我陶冶，才能成为成为“仁人”、“君子”，也就是“内圣”，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安邦定国，达到“外王”的目的；同样，儒家也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外王”可以推行王道仁政,宣扬伦理道德，感化民众，使人良善，这是改造人心最根本、最彻底的方法，实现“外王”，“内圣”才有意义。

儒家反对暴政和霸权，认为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因此儒家也就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万民拥戴的“圣主”。

《宋史》所展示的赵匡胤形象就是这样的“仁人圣主”。连“陈桥兵变”这一不忠行为，《宋史》也做了圆满的解释，认为赵匡胤德才兼备，人心所向，因此众军拥戴他为帝合情合理。《宋史》甚至以“帝王之兴，自有天命”的宿命论观点为赵匡胤代周兴宋辩解。以今人的眼光来看，所谓的“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一场智取皇位的政变，手握军权、势力强大的赵匡胤以此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就如《新五代史·安重荣传》中所云:“天子宁有种乎? 兵强马壮者为之尔。”[4]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话道出了这一政治事件的实质。《宋史》对“陈桥兵变”的解释粉饰了政治事变，避免了赵匡胤的完美形象受到玷污。

三、《宋史》的略写之处

《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蓝本，但有些记载却极为简略。最明显的一处就是赵匡胤从军前的经历。

后汉初年，赵匡胤从军，投靠在郭威手下。此后他建立战功，受到郭威、柴荣等人的重用，逐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建立宋朝,取代后周。

太祖本纪的绝大部分都是记载赵匡胤归顺郭威以后的事迹，并且在其他人的列传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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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部分资料与之对应或作为补充。关于赵匡胤从军前的经历，《宋史》语焉不详。只有太祖本纪记载了他从出生到从军一段时间内的几件事，表明他不同常人，天赋异禀，与其后期生活的记载相比则显得非常粗疏。

我们只能根据《宋史》推知他过着“漫游”的生活，至于他漫游的范围、漫游生活的内容，他性格的形成、思想的发端都成为迷团。

略写之处可能是由于史料的欠缺而导致的缺憾，也可能是史学家回避某些事实故意剪裁。这种有意或无意的省略使得前期的赵匡胤形象远没有从军后那样清晰鲜明，给研究这个人物造成了困难，但也拉开了审美的距离，为文艺创作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艺术空间。

综上所述，《宋史》侧重道德品格的表现，塑造了赵匡胤完美无瑕的形象。与其说他是垂范后世的君王，不如说他就是儒家“礼治”、“仁治”、“德治”等道德观念的化身。史书中的赵匡胤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真实历史，他是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形象，这一形象体现出官方话语所要维护的封建正统观念，发挥着礼乐教化的作用。

第二节 市井豪侠 真命天子：民间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

一、民间戏曲是赵匡胤形象的重要载体

史书中关于赵匡胤的大量记载为人们提供了阅读的对象和改编再创造的基础，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流传具有重要意义。但史书并不是承载赵匡胤形象的唯一形式，小说、戏曲、讲唱文学也保留了大量与赵匡胤有关的故事。

在民间戏曲艺术的宝库中，很多作品都刻画了赵匡胤的形象，如元杂剧《赵元好酒遇上皇》、《西华山陈抟高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元明之间无名氏的杂剧《赵匡胤打董达》、《穆陵关上打韩通》，清代李玉的传奇《风云会》以及《斩黄袍》等京剧。另外，还有《甲马营降生赵太祖》、《赵太祖夜斩石守信》、《赵太祖镇凶宅》等元杂剧，虽然剧本已佚，但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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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可知它们都是敷衍赵匡胤故事的作品。可见，民间戏曲是赵匡胤形象的重要载体。

这些戏曲作品虽然取材于历史，却表现出与史书迥然不同的风貌。因此，在民间戏曲中，赵匡胤的形象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民间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

史书所展现的赵匡胤形象已经具有一定的艺术感，但仍有模糊的地方，这就留给人们发挥和再创造的余地，赵匡胤形象在剧作家和艺人们的演绎下进一步丰满起来。

1、市井豪侠

民间戏曲作品补充了赵匡胤从军前的经历，使其形象变得完整。赵匡胤本是后汉岳州防御使赵弘殷之子，但他年少气盛，桀骜不驯，不服父母管束，为避祸离开家乡，闯关东，走关西，过着游民的生活。元明之际的杂剧《打董达》和京剧《打刀》、《打桃园》等剧作，讲述的就是赵匡胤游走民间时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在赵匡胤身上可以看见《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影子，他武艺高强，好结交天下豪杰，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土豪董达拦路霸桥，不但指使爪牙强取钱财，还恶意报复，毁坏了柴荣的伞车，生性刚强的赵匡胤无法容忍恶霸为非作歹，打死了董达及其爪牙，为民除害，伸张了正义（《打董达》）；赵景中在穆陵关开店，屡受韩通一伙无赖欺侮，赵匡胤来到店内恰逢韩通的徒弟石洪等人寻衅，遂将其痛打并赶走，面对前来报仇的韩通，赵匡胤毫不示弱，将其打倒，保护了弱小的百姓（《打韩通》）；随父母去北岳进香的赵京娘，被介山寨主“满天飞”张光儿与“着地滚”周进等强人劫掠到青牛观中，在观中避祸的赵匡胤得知详情后将京娘救出，又不顾千里之遥步行相送，在途中诛杀了张、周二贼，将京娘护送至家才辞别离去（李玉《风云会》）。在这些戏曲作品中，赵匡胤完全就是一个锄暴安良、为民请命的豪侠。

赵匡胤既然是不受礼法束缚的市井豪侠，就有与统治秩序相左的一面。他任气使性、蛮横霸道，藐视法纪，轻视人命。在传奇《风云会》的“闹栏”一出中，赵匡胤因被管理御勾栏的御乐院正苏小之欺侮，前来报仇雪恨。为了复仇，他不惜杀死卖獾儿肉的小贩和御勾栏的门卫等一干无辜的人，并声称“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5]（P623）在京剧《打刀》（一名《吴衍能》）中，赵匡胤嘱托冶工吴衍能为他打铸钢刀，刀铸成后，赵匡胤便以试刀为名将吴衍能一家残忍杀害。赵匡胤的侠客形象瑕瑜互见但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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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戏曲中，赵匡胤被改造成了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的市井豪侠，但这种改变并无损于这个形象，作为市井豪侠的赵匡胤反而更容易被百姓引为同类，受到欢迎。

2、真命天子

在民间戏曲中，赵匡胤虽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但种种征兆表明他并不是普通的百姓，他能够发达富贵、成为天子是上天注定的。

一些异人、高人都预言他是未来的君主，为他指点迷津，如李玉的传奇《风云会》的第十出“谈星”，道人陈抟早就知道赵匡胤是太平天子，给他留下“你是南方赤帝子，上应北极紫微星”[5]（P619）的卜辞；在元杂剧《风云会》中，以卖卜为生的苗光裔也有类似的预言，认为赵匡胤乃“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6]（P618）。

赵匡胤本身也表现出一些神异的特点。在杂剧《打董达》中，赵匡胤在尚未发迹、穷困潦倒之时，就有祥光金龙附体，呈现赤光鳞彩，柴荣观后断定他必为异人；京剧《龙虎斗》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被屈斩的呼延寿廷之子呼延赞为报父仇率师进犯河东，赵匡胤亲自临阵会战。由于人困马乏，赵匡胤无力抵抗，呼延赞举鞭欲击，却出现一条赤金龙，鞭不能下。呼延赞由此知道赵匡胤是神佑的真命天子，于是“扳鞍离镫下战马”,[7]求匡胤饶恕并归附于他。

作为真命天子，赵匡胤身边有神灵护佑，在危急时刻总有神仙出手相助，使他化险为夷，遇难呈祥，如上文提到的《龙虎斗》一剧。在京剧《困曹府》中，赵匡胤的神异色彩体现得就更加明显了。赵匡胤大闹了御勾栏后外出避祸，官府到处悬挂榜文欲捉拿他，无奈他天生生有肉瘤，易于辨认，于是困在曹彬家里不得出关。在此紧要关头，华佗仙师奉玉帝之命前来搭救“真龙”，割除了赵匡胤的肉瘤，使他顺利出关。另一部京剧《打桃园》讲述的则是神仙指点赵匡胤的兄弟郑恩救急的故事。赵匡胤因偷食一座庄院桃园里的桃子，受到主人家小姐桃三春的追打。太白金星得知天子有难，便吩咐徒弟变化成牧童，在三叉路口等待赵匡胤的兄弟郑恩，指点他去解救危难。

在戏曲中，神化现象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出身贫贱的历史名人，如南戏《白兔记》中的刘知远，睡着时有蛇出入其七窍；杂剧《龙门隐秀》中的薛仁贵，睡着时在别人看来便是白额虎卧席。这些神异的特点固然是出自百姓的想象。因为戏曲作品通常将这些名人描述成平民百姓的一分子，经过一系列波折后最终发达显贵。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无权无势，即使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成就也十分有限，更何况像赵匡胤这样成为万人之上、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们之所以会受到命运的垂青而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是上天的安排，离不开神灵的帮助。百姓借助鬼神观念，委婉地表达了发迹变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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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面君王

民间戏曲对史书记载的内容有所借鉴，又予以改造，因此造成赵匡胤形象内在的矛盾性，这主要表现在赵匡胤称帝后的故事中。

一部分戏曲作品与史书保持了一致，表现赵匡胤的勤政爱民。

赵匡胤贵为天子，却不贪图安逸，一直以统一天下、治理国家为本分。他自叹道：“朕不学汉高皇深居未央，朕不学唐天子停眠晋阳”，[6]（P626）“但歇息想前王后王，才合眼虑兴邦丧邦”；[6]（P627）在雪夜里，他想的是“寡人身居九重，不胜其寒，何况小民乎？”[6]（P627）并且赵匡胤意欲平定南唐吴越等四国，并不是简单的争霸，而是为了一统河山、治国安帮，为了百姓免遭涂炭。他心中“恨的是，钱李两王，有刘鋹，合孟昶，更觉猖狂，行霸道，去仁义，万民失望，众黎民，同受害，各处遭殃。”[8]赵匡胤极具亲和力，在高文秀的杂剧《遇上皇》中，他甚至与平民结交为兄弟并为之伸张正义。可以说，儒家提倡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赵匡胤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赵匡胤本身也是儒家道德的维护者，在他心目中，“既然主四海为一人，必须正三纲谨五常”；[6]（P626）他充分认识到儒家典籍的作用：“讲礼记知谦让”，[6]（P626）“论春秋可鉴兴亡”。

[6]（P626）

这些作品借鉴了《宋史》的内容，塑造的赵匡胤形象与《宋史》基本上是一致的，是个理想化的人物，下层百姓在他身上寄托了对英明君主、清平治世的渴望。

还有一部分作品违背史书的记载，把赵匡胤刻画成不知进取、偏听偏信、荒淫残忍的无道昏君。

在京剧《斩黄袍》中，取得皇位的赵匡胤并没有如史书中所写得那样勤于政事、安邦定国，他宠信妃子韩素梅，并提拔其兄韩龙为大理寺正卿，颇有晏安骄淫之态。赵匡胤的结义兄弟郑恩直言进谏，触怒龙颜被绑缚殿前，待午门斩首。韩龙兄妹隐匿众臣的保本，致使郑恩冤死。该剧中赵匡胤昏庸残忍，足以让人痛恨得咬牙切齿。郑恩被捉后的悲愤斥责，将赵匡胤忘恩负义、屠戮功臣的面目暴露无遗：“站在金殿泪如梭，骂声昏王你听着，你坐江山亏哪个，全仗老郑枣阳槊，争来江山你安坐，好色昏迷要斩我。”[9]（P424）郑恩将他比作“招取妲己乱朝纲”[9]（P426）的纣王也不为过。

另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记载，元代的王仲文撰有杂剧《赵太祖夜斩石守信》，赵子祥亦有同名杂剧，可惜二人的剧本都已亡佚。石守信是北宋开国之初统率禁军的将领，赵匡胤为了巩固帝位，在酒席上以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手段迫使其交出兵权，即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史》有石守信传，按其记载，他是寿终正寝而并非为赵匡胤所杀，这两部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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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违背了史书的记载，使赵匡胤背负上了“杀功臣”的罪名。

在民间戏曲作品中，赵匡胤的形象是很复杂的，他有超越常人的优点，也有不利于自身的缺点；他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庸俗的一面，让人又爱又恨。

总之，丰富的民间戏曲作品塑造了完整饱满、生动传神的赵匡胤形象，对这一形象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节 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中的赵匡胤形象之比较

赵匡胤这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殁去，相反，他以各种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是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对其争相阐释的结果。史书和民间戏曲中的两个赵匡胤形象同异并存，折射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一、迥异与微殊

史书与戏曲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时代的实在情形做出阐释，它们塑造的赵匡胤形象，既有迥异，亦有微殊。

较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称帝前的赵匡胤形象。史书中，赵匡胤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政治人物，而戏曲中的赵匡胤则是活跃在社会底层的游民。

根据《宋史·本纪第一》的记载，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庭，其父赵弘殷是五代时的军事将领：

“宣祖（赵弘殷）少骁勇，善骑射，事赵王王镕，为镕将五百骑援唐庄宗于河上有功。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汉干佑中，讨王景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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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周广顺末，改铁骑第一 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

[1]（P2）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赵弘殷骁勇善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且宅心仁厚，反对杀戮，这些也是赵匡胤最突出的特点。可以推测，父亲的为人处世对赵匡胤不无影响。后周世宗当政时，赵弘殷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赵匡胤也在朝做官，父子二人“分典禁兵，一时荣之”。[1]（P2）

史书中的赵匡胤是将门之后，出身高贵，而民间戏曲则淡化了赵匡胤的出身，在他身上涂抹了浓厚的民间色彩。在戏曲作品中，赵匡胤的身份仍是后汉军官赵弘殷之子，但他不服父母管教，长期游走于民间，军人家庭只是一个背景而已，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赵匡胤大闹了御勾栏，得罪了当权者，与官方发生冲突时，民间成为唯一能够收容他的地方；反过来，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回报民间，即伸张正义、保护百姓。赵匡胤已经成为平民的一分子，成为具有侠义精神和攻击性的民间英雄。

在传统中国社会，侠客的行为是正统观念所不赞同的。侠客富于正义感，勇敢诚实，慷慨轻财，但他们行动自由，目无法纪，通常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礼法不合,为统治集团所不容。赵匡胤形象所体现的正是受正统观念排斥而被放逐民间的侠义精神。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平民百姓，无力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于是渴望出现扭转乾坤、拯救民众的英雄。侠义精神与百姓这种美好的愿望相契合，渗透在戏曲中，在赵匡胤身上焕发出了光彩。

攻击性是人最基本的原始欲望之一，它是死本能的体现。人们用理智将攻击的原始欲望压入无意识，成为深层结构。然而在民间这个粗鄙化、原生态的生存空间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较少受到官方礼乐教化的影响，一些蒙昧的、非理性的原始意识在民间有所流露。另外，广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要承受各种心理压力，由此会产生忧愁、恐惧、悲伤等消极的情感反应，这些都需要及时的疏导才不会影响人的生存与发展。深谙民情的下层剧作家在戏曲中塑造赵匡胤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人物形象，使得不能直接表现的无意识和不良的情绪得到合理的宣泄。

其二是赵匡胤称帝后的形象。《宋史》中的赵匡胤性格单一，缺少变化，而戏曲作品中的赵匡胤形象则复杂得多。

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是《宋史》记录的重点。如前所述，《宋史》中的赵匡胤形象完美无瑕，近乎“圣人”，但与戏曲相比略显单薄。现实中的赵匡胤不可能毫无缺陷、无可挑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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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帝王身份给他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创业之君的形象，对所录之事进行删修润饰，同时凭借赵匡胤至高无上的帝王形象传达官方正统观念，以利于统治。但这也造成了人物在史书中的符号化倾向。

在戏曲舞台上，赵匡胤的形象在民间艺人的争相演绎下显得生动丰富。他继承了前期的种种优点，同时由于地位的改变，各种缺点也暴露无遗。赵匡胤的形象虽然没有“去神化”，但做到了“去圣化”，至少他被还原成了真实的人。当然一些缺点是附会在他身上的，其中尤以“诛杀功臣”的罪名为著。

宋代君臣关系相对比较平和,鲜有滥杀大臣之事，但民间戏曲偏以宋太祖赵匡胤为杀戮功臣的典型，将他与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同样看待，我们不得不感叹民间话语强有力的超越性。民间话语作为一种权力，表达的是下层百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打破了官方话语的霸权。因此，民间话语往往会超越至上的皇权，与官方态度相悖逆。被朝廷、官府诬为盗寇的宋江、燕青等起义者，在民间戏曲中不就成了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水浒英雄”吗？正是这种不受政权和法律约束的超越性使得赵匡胤在戏曲中改变了形象，历史上毕竟出现过那么多为百姓所唾弃的昏君，他们的荒淫残暴早已在民间成为定论，无法扭转，同是皇帝的赵匡胤被民间舆论划为他们的同类也在所难免。

另外，对于赵匡胤发迹的原因，史书和戏曲做出的阐释并不完全相同，即前述的微殊。 据《宋史》记载，赵匡胤之所以从军，是受到了高人的指点和资助。后汉初年，赵匡胤“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1]（P2）《宋史》以传说加以附会粉饰，抬高了赵匡胤的地位，增强了他的神圣感。

与《宋史》相比，戏曲中的赵匡胤更加人性化。他能够发迹不乏高人的引导，但更应归因于他自己对功名富贵的积极追求。身为游民，赵匡胤没有固定的职业来安身立命，实际上过的是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贫苦日子，因此他对富贵一直有着强烈的渴望。在杂剧《打董达》中，尚未发迹的他就感叹“问什么祥光金附体，争知俺眼下受孤贫”。[10]（P307）从社会需求上看，赵匡胤迫切要求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渴望担当大任、飞黄腾达，他认为“可正是君子人须当务本，博一个富贵临官运”。[10]（P307）他与兄弟结拜的誓言，不是“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类过于理想化的愿望，而是非常务实的“愿他年富贵毋忘”、 [5]（P617）“愿他年功名共享”。[5]（P617）平民百姓借赵匡胤之口诉说出内心蕴藏和焕发的功业追求。

官方与民间分别借史书与戏曲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双方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反映在赵匡胤这个人物身上，造成了形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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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与道德标榜紧密相连，“一方面，史学家们认为自己应当作为而且本来就是历史是裁判者，善于用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特别是当世主流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以往的历史；而在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的标榜终究是要服从于当世的政治需要，这又使得宋明以来的史学家们往往屈服于现实的政治”。[11]这就不难理解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赵匡胤形象为什么成为伦理道德的集结符号，况且中国人历来注重“祖宗”观念，赵匡胤是创业之君，是宋朝之“祖”，将他塑造得完美无暇既满足了嗣皇帝对于先帝的尊崇,又合于“垂范”后世的需要。

民间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空间，置身其中的戏曲作家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进行艺术创作，其作品反映的也是民间生活的面貌和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民间创作的随意性，都使赵匡胤不再是官方正统观念的传声筒，而成为血肉饱满的艺术形象。民间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体现出了有别于官方和精英阶层的民间意识形态。①基于这种深层原因，两个话语系统中的赵匡胤形象存在出入不足为怪。

二、相同与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史书与戏曲中的两个赵匡胤形象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不乏相同或相似之处。

戏曲中的赵匡胤形象带有明显的神异色彩，而维护官方正统的史书亦有附会的传说在内，主要是关于赵匡胤出生和登基时的种种祯祥征兆。

《宋史》卷一记载：“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1]（P2）

史书中出现这种传说与民间话语相关。《录鬼簿》中就记载关汉卿曾作杂剧《甲马营降生赵太祖》，虽然剧本已佚，但从题目可推测出，应当是以赵匡胤出生的祥兆奇闻为题材的戏曲作品。

另有宋代杨億口述、黄鉴笔录的笔记《杨文公谈苑》可作为佐证，其中记载：“太祖生洛阳夹马营。生之夕，光照一室，胞衣如菡萏，营前三日香，至今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12]①所谓的民间意识形态，是“指与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存在于传统社会下层、乡民与市民生活小传统中的一些自觉的信仰、公认的教条、习俗性态度与情感，甚至一些不确定的模糊的意旨与承诺意识形态。”周宁.想象与权力[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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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香孩儿”是宋代时便流行于民间的传说。元末编撰的《宋史》显然吸纳了民间话语的某些成分。

据《宋史》记载，赵匡胤奉命抵御契丹入侵，“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1]（P4）罗贯中的杂剧《风云会》中也有这一情节，陈桥兵变之前，擅长占卜的苗训曾观到异常天象：“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6]（P620）民间传说不仅仅为戏曲创作提供了素材，也影响了史书的撰写。民间戏曲与官方史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素材，可见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

《宋史》中还有一些关于赵匡胤神异特征的记载：“既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又尝与韩令坤博土室中，雀斗户外，因竞起掩雀，而室随坏。”[1]（P2）这与民间流传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法颇为相似，与戏曲中赵匡胤危难时受神灵保佑的故事殊途同归。

关于赵匡胤“明君”形象的塑造，史书和戏曲也有相同的地方，在这里仅以“雪夜访普”这一经典情节为例来说明。

“雪夜访普”本事见于《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积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 [1]（P8932）

民间的剧作家也热衷于这个题材，罗贯中的《风云会》以及京剧中都有这一情节。 在官方看来，举凡成功的君王，都离不开贤臣良将的辅佐。人才是君王的臂膀、股肱，为帝王（也可以说是为了国家）倾尽心力；反过来，一位明君对待人才的态度应当是欣赏和信任，以便让他们更充分地发挥才能，辅佐君王治理国家，造福百姓。三国时的名臣诸葛亮也在他的《出师表》中总结出“亲贤臣，远小人”[13]是先主刘备成就大业的关键。

与官方提倡的正统观念颇为相似的是，下层百姓也乐此不疲地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塑造明君贤臣的形象。因为在百姓心目中，明君贤臣是清平世界的创造者，是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保障。在民间戏曲中，贤臣与明君的关系通常被比作“风云”或“龙虎”，也就是会合在一起能产生巨大力量的事物，这样的比喻强调了贤臣对君主重要的辅助作用。“求贤若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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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思齐”似乎也成为评定明君的标准。受到市民读者群欢迎的白话小说也经常安排“访贤”的情节，如《封神演义》中周文王渭水访贤，《三国演义》里刘备三顾茅庐等等。因此，一些民间戏曲作品为了突出赵匡胤的明君形象，与官方保持了一致，甚至选取了同样的题材，以寄托广大下层人民的美好愿望。

为什么两个话语系统中的赵匡胤形象还有着相同和相似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从民间和官方两方面寻求答案。一方面，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民间创作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尽管朝廷与民间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官方把持了巨大的权力，民间在一定范围内被迫接受官方的影响。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百姓的个体意识薄弱，缺乏对个体价值的认同，对权力有着热切的崇拜，因此民间戏曲中也会流露出官方话语的因素。另一方面，官方在树立自己的权威时也要教化子民，主动扩大影响到民间，如宋朝的国史，准许人民传抄，在朝廷官府之外见之者甚多。这样，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些因素散落民间，因此戏曲中不乏美化、赞扬赵匡胤的作品。民间话语中与正统观念相吻合的因素也为官方所利用，来维护其自身的地位，提升官方话语教化民众和警示世人的作用。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有意或无意地相互影响，使得两个赵匡胤形象异中有同。

结论

史书与戏曲中不同的赵匡胤形象，反映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对立。官方维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观念，提倡伦理纲常、礼乐教化；民众则推崇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江湖义气，赞赏除强扶弱、见义勇为。双方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塑造着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史官在史书中歌颂赵匡胤的仁德，把他塑造成符合儒家道德规范，颇具仁者风范的明君，从中寄托“治世”的理想；民众通过自己喜闻乐见的戏曲，褒扬赵匡胤的仗义，把他描绘成从民间崛起，沾染草莽之气的太平天子，借此表达发迹变泰的愿望。

在塑造赵匡胤这一人物形象时，史书与戏曲在某些方面保持了一致，这表明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也并非截然对立。

在戏曲中，赵匡胤形象还存在着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一面。也就是说，虽然作为民间话语的戏曲所表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面貌和价值取向，但其中也包含着肯定现实秩序的正统观念。正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14]民间话语中渗透了官方话语的因素。

而且，史书在展现赵匡胤形象时，在某些方面与戏曲不谋而合，甚至直接采用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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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官方不仅注意到了自身与民间相冲突的一面，也发现了民间话语中和官方话语相一致的观念。这些要素被整合到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为官方话语所用。

可见，“特定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分离也有归属。”

[15]

综上所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二者的冲突只是一个侧面，而另一侧面则是: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合作。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比较复杂，且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它们以相互矛盾但又相互交织的状态并存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中。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拙文肯定存在不少疏漏舛误之处，恳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致谢语

本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尤其是杨惠玲老师，在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过程中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和大力的帮助；还有赵越、解佳丽等同学对本文的内容和格式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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