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话儿可以这样“反弹琵琶”

学生有错，教师对其批评是理所应当的，但批评语言却有所讲究。“反弹琵琶”式批评法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所谓“反弹琵琶”其实就是一种正话反说的方法，即运用实际上的意思跟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这样做，能被直言批评更能起到说服效果。

一、以扬代抑，让批评变欣赏

在特定场合下，对学生可以不用批评，而用表扬的方式，做到“以扬代抑”：即通过表扬其本人的优点、成绩或与其错误相对立的优点来达到批评的目的，让被批评者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最终克服缺点。

邓夏飞、马俊自制能力差，班主任准备将其座位调至讲桌边以便于老师加强督促，可他们都非常不愿意搬座位。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班主任在班会课上作了如下讲话：“同学们，邓夏飞、马俊两位同学想主动靠近老师，做老师的朋友，大家赞不赞成?”一番喝彩后，班主任继续说：“他俩为了克服上课爱走神的毛病，要求坐到讲桌边请老师和同学们监督，这是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让我们为他们的进步鼓掌!”

说来也怪，两位学生很是感动，不仅主动搬了座位，而且各方面很快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邓夏飞、马俊自制能力差，班主任准备将其座位调至讲桌边的用意十分明显，这对他俩来说就有批评和责难的意味。如果班主任直白地说明意图，会引发抵触心理，尤其在他们不情愿搬位置的情况下，如果强制命令更有可能引发事端。但是，面对他俩的缺点，班主任没有任何只字片语的批评，而是以扬代抑，不仅使他俩愉快地接受了安排，而且很受触动，其效果显然要比正面批评好。

二、化庄为谐，无声处听惊雷

有时候，当学生做错事时，如果以火爆的语言、严肃的面孔去回击，那批评就如同冰刀霜剑刺人。此时，我们不妨巧用幽默化庄为谐，变雷霆万钧式的说教为和风细雨般的调侃，更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语文老师柴松，平时对班里要求很严格，对个别学生甚至有点苛刻，有几个学生因此对他有意见，想找机会羞辱他。一天，他一走进教室，发现黑板上画了 1

一只狼，两旁画了两条直线。他一下明白了有人要嘲讽、为难自己。火冒三丈的他本想发作，可他很快发现教室里有几张诡谲的脸正在望着他，仿佛在问：“看你怎么收场？”。想到这儿，他决定换个方式处理此事。于是他灿然一笑，说：“这是个有趣的谜语，狼在路中间，乃豺狼当道也。本人姓柴，那谜底就是本人了。”接着，他又夸奖道：“这个谜语出得耐人寻味，思维缜密，画也画得不错，此人非等闲之辈，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几句夸赞之后，那几位搞恶作剧的学生很不好意思地跑上来，不仅擦掉了黑板上的画，还向老师道了歉。

学生搞恶作剧，骂老师是“豺狼当道”，如果老师以硬对硬，大发脾气，那就一定将课堂气氛搞僵，使得教师下不了台。相反，该语文老师却避实就虚，将错就错，用调侃式的话语借画发挥，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而且对搞恶作剧的学生也是一种无声的回击，可谓圆满收场。

三、主客颠倒，言在此意在彼

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意图，恰当表达意愿，但又不便于直接指责、批评，那就不妨突破约定成俗的老路，在表达顺序上来个与常规相反的倒置，有意让主客反串，不仅让批评风趣幽默，而且入木三分。

课外活动时间，初二(2)班的刘林和李军正在打乒乓球，高一(5)班的黄明伟和杨洋仗着自己资格老、个头大，想强行把刘林和李军撵走。这时，教导主任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了这一切。他走过去，拍了拍刘林和李军的肩膀，笑着说：“小同学，我们不是说要尊老爱幼吗?你们看，两位哥哥比你们大这么多，你们今天就发扬发扬风格，尊敬一下两位大哥哥吧。”教导主任说到这儿，瞟了一下黄明伟和杨洋，见他们有些不自在了，就又接着对两位小同学说：“再说了，你们俩个头这么小，还敢与他们抗衡？岂不有点自不量力吗?”

说到这里，黄明伟和杨洋终于不好意思开了口：“算了，你们打吧，我们还有事。”说完，转身离开了。

黄明伟和杨洋仗着自己资格老、个头大，欺侮小同学，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直言批评他们，也许他们会与批评人抗衡就是不走，或者即便当面走了背后却去找这两位小同学“算账”。教导主任意识到这一点，采取颠倒式批评，来了个主客倒置：看是“此”，实则“彼”——本来是黄明伟和杨洋的错，却有意批评 2

两位小同学。黄明伟和杨洋其实一下就能明白批评者的用意，那席话恰恰是说给他俩听的。这种颠倒式批评，既保全了犯错误同学的面子，又促使其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还能无形中保护“弱者”。

四、巧施“南风效应”，破解对立情绪

有一则大家熟知的寓言故事：有一天，南风和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个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把大衣裹得更紧了。而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此觉得春暖上身，继而解开纽扣，后又脱掉了大衣，南风最终获得了胜利。这种“南风效应”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启示。

张磊是学校出了名的捣蛋学生，而且屡教不改。这次，他把尿液混进矿泉水瓶里，害得一位不知情的同学喝了下去，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打架。当流着血的张磊被带到新来的班主任面前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班主任吸取前几任教训，并没有劈头盖脸地训他，而是先看了看他的脸，继而温和地说：“你今天没有占到便宜呀，因为你也有损失。看来，你也是受害者嘛。”

本来想反抗的张磊一听此话，反而沉默了起来。班主任就又说道：“但凡人做坏事无外乎两种表现，一种是损人利己，另一种是损人不利己。你看，你今天的行为既损了别人，又不利己，何苦呢？”

说来也怪，就这一句像“南风”一样的话，竟一下子消除了张磊的对立情绪，他破天荒地接受了老师后来的批评，并逐渐改掉了那些沉寂多年的毛病。

在学生错误种类中，最具有危害性也最易引起老师反感的是学生的对立破坏性。这是一个人在屡遭挫折引起不满时表现的一种异常心理。当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对待自己的错误，或对老师、同学失去信任时，他们一旦受到批评便会产生对立情绪。张磊原以为老师会狠批他，却没想到老师像拉家常一样跟他聊了起来，这就至少没让他产生对立情绪，那后面的工作也就容易多了。

由此可见，“反弹琵琶”不仅显得幽默，而且意更深，具有良好的效果。不过，运用“反弹琵琶”式批评切忌矫揉造作，否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作者：祝 师 基

单位：723508陕西省西乡县杨河中学

电话：138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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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批评

一

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解说屈原身世，发明屈骚意义，训释楚语方物，使后人无论是读屈原，还是读楚辞，都不能舍其书而他就，在屈原作品的传播接受史上，功莫大焉。王逸说自己之所以作此书，是不满前人班固、贾逵的

《离骚经章句》“义多乖异，事不要括”，因此，“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而对班固的屈原评价，批评尤为激烈。这就引出了屈原接受史上的一大争议，后人或支持王逸的观点，或支持班固的看法，而支持王逸者占大多数。但是，若深入探讨王逸与班固争论的实质，就可以发现，两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讨论问题，而王逸的观点之深刻影响后来读者的重要原因，是他调整了自西汉以来的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

王逸与班固争论的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

班固也肯定屈原之忠，如言屈原“忠诚之情，怀不能已”，如言“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赞序》），对屈原的遭遇充满同情与理解，对《离骚》之作深加赞扬。但他认为刘安将《离骚》与《国风》、《小雅》相并而颂，“斯论似过其真”。因为，“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在列举经书古贤的处世之道后，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这是说，屈原处危国乱世而执著忠谏，不辨形势而陷己于祸。又“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猖景行之士。”即谓屈原不能通达君之不可要求的道理，又不能自释其忠信被谤的怨愤，品行虽高洁，行为却狂狷，不合于明哲保身、哀而不伤的经训。因此，班固对屈原的总体评价是“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王逸对班固批评屈原之不明智则大不以为然。他说：“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耈，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贱也。”这就是说，士之忠君，当直言谏诤，死而后已，不可以避祸而不进，全身而不言。因此，“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离骚叙》）王逸视屈原为天下第一忠臣，极力宣扬其忠贞讽谏之意，如谓《离骚》是“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九章》是“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之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故以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比较班固与王逸的屈原评价之争，其实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臣之谏君。班固注意的是屈原的行为方式，王逸强调的是屈原的忠信品格。班固不否认屈原的忠贞，而他之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是因为屈原置身于“危国群小”而诤谏不已，终至不容于朝，沉江而死，故谓之“非明智”。他所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讲，即士在不遇明君而遭贬黜之时当如何处世？他的评论是沿袭了自西汉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而得出的新结论。

二

“士”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这个知识群体诞生在战国时期，特定的情境使士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呈现出这样的群体特性：他们追求着功业声名，尽管这种追求的实现不能完全离开权力的支持，而由于他们是凭藉着知识与智慧去建立功业，这就赋予了他们尊道自贵、傲视王侯的品格。但是，随着战国纷争的形势为统一的专制政权所取代，士人在功名追求中渐渐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就日渐失去自己作为知识群体而存在于社会的主体自由，士人由此而落入功名追求与个体人格的矛盾和困惑之中。生活在汉帝国的士人是最早感受到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士人。他们从阅读屈原而提炼出来的“士不遇”主题，就反映了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与出路探讨。

屈原之载于历史，最早见于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则是屈原最早的传记作者。一篇抒情之作，一篇传记之作，着眼各有所重，而屈原那忠诚的品格，卓越的才能，在作者的笔下，都受到高度的赞扬，他那放逐的遭遇，悲壮的自沉，都得到深深的同情。无论贾谊还是司马迁，都在作品中通过与楚国污浊现实的对比，强调了屈原的坚贞不俗，宁死不渝，叹息他的“遭世罔极，逢时不祥”，推尊其志向“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因此，他们对屈原的自杀表示了沉重的惋惜。贾谊说：“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司马迁说：“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贾谊因才高遭忌而疏放长沙，司马迁是自呈忠言而触罪受刑，他们都强调屈原的才高志洁而不遇于世，在对屈原的表彰与同情中寄寓了对自身不公正遭遇的愤怒。生活在大一统帝国中的他们已不再拥有战国之士游行天下的自由，除了忍辱，别无出路。他们对屈原不去楚国的质询，不理解屈原为何有路而不行，其实是由于自己的困境而产生的叹惋。因此，他们之读屈原，是从才士与浊世的对立而提出问题，关注的是王权之下士人的个人遭遇。这一取向引导了汉代士人阅读屈原的主流。

汉代士人读屈原而有相当数量的拟骚之作。西汉时期，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扬雄《反离骚》等，都是抒写自己的不遇情怀。他们或从自身遭遇而深深悲叹，或借托屈原而感怀激荡，一面表彰忠贞强谏的行为，一面哀伤谏而不入，反招祸殃。他们面对专制王权的横暴，将屈原的遭遇视作士人的普遍命运，尽情抒写着空怀才志与徒然殷勤的失望，而以屈原之沉江为坚守士人品格的无奈。东汉时期，则有梁竦《悼骚赋》、班彪《悼离骚》、王逸《九思》、蔡邕《吊屈原文》等，同样是借屈原的遭遇而抒写自己的失意不平，情感则要比西汉士人平和。而对于屈原的死，班彪申之以“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蔡邕叹之以“卒坏覆而不振，顾抱石其何补”，都与班固一样地持不赞同的态度。

在谈到不遇士人的出路时，退避是两汉士人一以贯之的选择。不过，无论是贾谊和司马迁以“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的老庄思想来做自我疏导，还是东方朔与扬雄提出“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的自守，他们的退避是在碰头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出路，故而在情感上就表现得非常激愤，指斥现实是“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贾谊）；悲叹自己“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司马迁），而对战国之士的周游天下、驰骋立功怀有无限的向往。东汉士人抒写不遇之悲，如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等，在指斥现实一面往往著墨不多，多是通过历史的

思考来做内心的自我调整。他们在文章中往往列举战国之士的逞才立功，而紧跟着就数说其悲惨的下场，或将功业之士与孔子等道德文章之士相比，说明士之追求功业原非一途，功业价值也不是只有一种：“《说难》既遒，其身乃囚，秦货既贵，厥宗亦坠”（班固）；“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张衡）。在他们看来，以退守来平抚不遇的哀伤，是一种明智，是一种自觉。他们在要求士人调整、适应时世的同时，更强调以文字自存的价值，既维护其人格，也使其功业赢得一定的独立性。所以崔骃高唱“臧否在予，唯世所议”（《达旨》），张衡声称“聊朝隐乎柱史，且韫椟以待价”（《应间》）。在他们，退避虽然是不遇之士的消极选择，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正是由于对退避意义的认识提升，东汉士人对待士不遇的心态远较西汉士人平和。

首先对《离骚》最具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意象,王逸的解读手段和结果背离了文本内在的文学属性。具体而言,王逸用比兴解诗,将这些意象与现实一一比附,以寄托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期望,结果导致文意破碎、语气拘滞,破坏了《离骚》整体的艺术美感。其次,王逸对文本外在艺术形式缺乏足够的审美观照,也大大降低了屈赋的艺术魅力。至于王逸对文本创作情感的张扬,固然与文学发展到东汉中后期自身情感因素的理性苏醒有关,但这种情感的张扬更多地带有一种个人情感的因素。由于在当时文学尚未自觉,王逸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在主观上对《离骚》“依经立义”的价值评判也制约了他对《离骚》进行文学解读。 第三部分:王逸《离骚章句》的评注模式与训诂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