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当年的识见

游宇明

陈独秀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五四”时代，爱之者将其视作精神导师，恨之者渴望寝其皮食其肉。一方面，他的私德实在惹人非议，甚至干出玩妓女、与小姨子私奔这等不能摆上台面的事；另一方面，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感、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声音。

我们不妨从一个历史事件考察陈独秀非同凡响的见识。

19xx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取胜的是协约国。中国虽然也是协约国的一员，其实只是派了一些劳工，结果却成了战胜国，一些国人因此欣喜若狂。北大教师崔适赋诗曰：“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餱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梁启超在《对德宣战回顾谈》一文中说：“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北洋政府更是荷尔蒙喷流如泉，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

在这场全国性的狂欢中，即使是象蔡元培这样的精明人也未能免俗。石钟扬《五四三人行》一书介绍：11月14日，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项活动得到其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教育总长下令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穿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见会 1

议效果不错，北大又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将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因此，15日16日，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蔡元培两天都有演讲，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纷纷表达自己的兴奋。11月28日至30日，北大又利用北洋政府和教育部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在中央公园举行的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参加演讲。因为教育部有规定要求各校派200人参加28日的阅兵式，全体学生参加30日的提灯大会，一向并不将政府教育当局的训令当回事的蔡元培这次却高度配合，规定：因参加阅兵式和提灯大会的筹备、演习者，缺课的“不记旷课”；而不参加提灯会者，则“以旷课论”，甚至用“连坐”方式惩罚缺席者。 然而，在普遍的精神高烧里，陈独秀的心灵体温却保持着难得的正常。“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他却“卧病，不愿出门”。为什么这样？陈独秀解释说：“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劳德碑（19xx年义和团起，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要求清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立一石碑，以示赎罪，19xx年11月12日，即协约国宣布胜利的第二天，一些中国人推倒了这块碑，另立“公理战胜”石坊。——游注），我更有无限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

对陈独秀的这番话，你可以反驳他的一些细节，比如在第一次世 2

界大战中，中国虽然没有派军队，但也派了些劳工，不能说“毫未尽力”；再比如德国投降是基于其长远战略的考虑，谈不上是“政治进步”。但你无法否定一个基本事实：陈独秀看到了大多数国人没有看到的深层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对国际事务没有足够的贡献，想搭顺风车享受胜利果实是不靠谱的。事实证明了陈独秀的天才眼光。在第二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等国家无视中国的“战胜国”身份，不顾中国代表的强行反对，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不合理特权转让给日本，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由陈独秀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爱国。人皆有祖国，就象人皆有父母一样，爱国理应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命底色。但知识分子的爱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应该具有比普通群众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洞察力，更明智的冷静，成为民众的心灵旗帜，绝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盲从。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各种不应该发生的灾难。

陈独秀的清醒没有成为当时执政者的一面镜子，却足以让后世的我们获得深深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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