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

—读书报告

一、 作者简介

本书由李珍主编，与其他专家学者共同协作完成，固在此仅对主编作了介绍。 李珍，19xx年出生，武汉市人。现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武汉市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亚太地区保险与风险管理学会会员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南财经大学劳动就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所特聘教授等。长期从事经济学、保险学、社会保障、人口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二、 写作背景

从20世纪xx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工作如火如荼。这一背景提出了社会保障事业相关人才培养的问题。19xx年，教育部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无论如何是需要理论来支撑的。一个专业如果没有理论的基础是注定得不到良好发展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并且在学科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要求下，本书应时运而产生，由此也是为了增强我们的理论素养，拓宽知识面以及避免研究和学习过程中不必要的重复。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保障学科建设做一些基础工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做一些理论的准备。

三、 内容概括

本书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这是基于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制度，主要介绍、总结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宏观理论基础极其有效运行的宏观机理及理论。

纵览全书，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共十二个章节。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从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抽象出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的定义，并且在介绍社会保障制度与财政的关系基础上得出财政转移支付是其得以运行的经济基础。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这章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线索，介绍与社会保障制度

相关的主要理论的演变及实践探索。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社会保障理论与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相结合。第三章，在福利经济理论基础上，以英国为例分析西方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发展、陷入危机的一般过程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第四章，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分析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凯恩斯主义理念。第四部分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领域中的相关理论。第五章，介绍了资源配置理论，分析社会保障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对储蓄、资本形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影响。第六章，着重论述经济贫困，分析中国城乡贫困原因及影响，用社会保障制度来缓解贫困。第七章，社会保障水平理论，即在一定经济条件下，把握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以便在不伤害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八、九两章分别从社会保障财务制度的中观层面上、社会保险项目的微观层面上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在财务方面的收支平衡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十章，在阐述社会保障基金的种类、性质、特点和运动流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意义、特点、原则、风险、投资的策略和组合，同时还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必要性，提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模式选择。第六部分简要介绍了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第十一章，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的总结和介绍。最后一章，简要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内容及评价。

总而言之，本书是以干预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为主线来评价和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

四、 心得评论

全书详细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由于时间与个人水平等问题，固选取了文章的一些部分仔细品读，其他章节只能略读一二，因此体会也偏向于少数精读部分。

（一）社会保障水平要适度

由于市场在分配领域中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更是缺乏投资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干预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但是从政府角度考虑，如果政府干预过度以至于损害效率那么势必会出现政府失灵。由此，我们认识到初次

分配领域的市场失灵，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干预的“适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保障水平问题。而我们要深入研究的就是要如何把握社会保障的适度水平，以在最大程度上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平。

在微观层次上，社会保障水平是指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高低程度。那么我们该如何找到这个适当的“度”呢？根据本书介绍的社会保障水平数理模型，我们只要分别找出负担系数和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计算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数据，并分别求出这两个系数的合理数值即适度值，二者的乘积就是社会保障水平“度”的具体数量界限和范围。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这一数理模型是需要条件限定的，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另外，生产要素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变化的，并且其中科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科技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得社会保障的实施成为必然选择。社会保障的实施促进了人口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然而，还是那个问题，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又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政策具有了一种“奖懒惩勤”的效果，因而会鼓励懒惰，不利于社会勤勉精神和工作道德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当然，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也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老年人和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其次，医疗保健保障不足，人口身体素质就会降低，再者如果教育的支出不足的话，会影响到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技发展。

众所周知，想要把握好社会保障水平的这个“度”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我们知道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它不仅存在着“量”的高低，还有在“质”上是否适度的区别。不管是什么理论，只要它应用于实践，运用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它都要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保障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好，唯有适度是最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量”超前，“质”的不适度。“量”的超前，并不能说我国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解决了我国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它要与质的适度相结合。但

是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在“质”上却是不适度的，它的结构性不合理，在与它保障的范围过窄，地区发展也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的保障水平也不合理，不同行业间的保障水平也不一样。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不例外。那最关键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这个适当的“度”呢？ 理论上，也许会比较好分析，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怎么做呢？首先，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过高过低的不利影响上文有提到，这里不再累述。只是相适应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我们国家在不断地探索前进中。其次，社会保障水平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方面各个行业、不同地区、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需要社会保障，并且社会保障的水平不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过多的差异，要尽量做到公平才是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一定要兼顾效率。公平固然重要，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公平，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的公平才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利，过度的公平是会损害效率的。效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了效率，社会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的。我们要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鼓励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人们自力更生，积极地生活。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并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保护水平超过适度的上限，就会导致财政和企业的负担加重，制约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社会保障水平适度这一世界性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是通过对基金的征缴、支付、管理和投资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

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直接关系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而确保基金的安全与完整是基金监管的直接目标。从社会保障基金收支过程中及具体运营操作而言，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随着基金规模的增大，社会保障基金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尤其重要。此外，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要求。由于监管人员不免存

在自私自利行为，使公共利益收到侵害，这就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有益的一点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保值很重要，但是增值却是我们最终的要求，基金增值不仅减轻财政压力，而且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增值是要在基金投资渠道正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要保证基金投资的正确性是需要基金监管的有力执行。所以说，为了弥补基金在征集、运营、投资和支付过程中市场的失灵，必须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我们知道基金的投资与管理是很重要的，如果投资得当的话，那么政府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公共福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比如说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就业信息渠道的拓展等等，当然也可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由此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监管是全过程的，不能间断，不管是那个环节，如果间断了，那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我们是无法估计的，但是必然会损害人们的利益这点毋庸置疑。即使基金投资得当，如果没有有效地监管，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挪用、滥用、以及连带着的官员腐败问题，这种事情的发生会造成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与质疑。我们的政府一直都致力于为人们服务，因此应该加大监管力度，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政府部门固然是要在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也有义务进行监督。这需要政府信息公开，比如社会保障基金是怎样进行投资的，有没有获利，又是怎样使用的，主要用于哪方面等等，都要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交代。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国的信息公开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而且作为公民，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方面，我国在20xx年特别强调把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监督的工作拉上了社会保障的进程的重要部分。因为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和制度可持续运行。因此，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务必把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五、 结语

19世纪xx年代，德国首次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自此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末，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从建

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多以及覆盖的人口之众，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制度。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含义是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追求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因此我国也在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20世纪xx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开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国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养老、医疗、失业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取得了显著地成效，但是仍有不少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一总结，关于本书，是以社会保障基本经济理论为纲，介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宏观运行机制。本书以理论为主，辅之以部分国家的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于理解和掌握，并且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关理论介绍很详细，适合学生阅读。此外，全书的系统性很强，有助于阅读思路的清晰。通读本书，受益颇多。除此之外，仍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没弄明白。在阅读此书时，书中前言部分提到的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发达，为什么商业保险也那么发达”。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应该是互为消长的，那为什么美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寿保险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第二篇：社会心理读书报告

中国人“关系困境”出路的试探讨

——读《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有感

社会学专业 郭振 20xx110007

在目前中国社会学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学学者认识到，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不能仅仅依赖于国外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解释，对于“关系”的研究也逐渐脱离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和网络理论框架的约束，走出一条中国本土化的路子，但是目前对于“关系” 的研究也莫衷一是，出现多元化的特征，如社会学的社会角色角度，心理学的人格角度和文化学的国民性角度等等，这种研究上的百家争鸣也正体现了学者们看到了中国人由于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从而将研究逐步深化，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翟学伟对于中国人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阐明了关系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总的来说，我们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是一种特指，具有某种负面的特征和倾向，经常与腐败、“暗箱操作”或者“走后门”等等不良的习惯和思想相联系，他在这里特别区分了中国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区别，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具备等级和类别而且包含权威和利益资源的持续性和无选择的互动，而人际关系则是一种普遍而正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心理学上一种普遍化的概念，社会资本则是建立在正式关系基础上的可以持续从中吸取资源的持续性的体制化网络关系。

就现在的一些学术观点来看，学者们逐渐将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从极端对立的二元论中解脱出来，他们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来反思，认为中国人总体上既不属于“集体主义”类型，也不属于帕森斯提出的“特殊主义”类型。翟学伟认为，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在西方国家也存在，而西方国家提倡的“社会资本”在我国也有所体现，他们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而只是体现的程度大小罢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关系”类型在本土大行其道，他由此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结构和家庭结构来探索中国式“关系”普遍盛行的原因。

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关系”的形成同既有的家庭结构息息相关，而且也正是因为家庭互助的需要促进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人们无法也没有必要离开土地和家庭独自出门谋生，这使得主干家庭的形成得以可能，血缘和亲缘在这种家庭的内部得以巩固，而空间上的邻近和非流动性使得地缘关系逐步形成。而在家庭资源转移中权威和资源转移的不一致，既是各成员维系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又有导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为了保证这种传承制度和等级秩序的延续性，儒家的伦理观被创造出来并起到一个监控的作用。

在谈到中西方的差别时，翟学伟也承认了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对于国人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表明中国正在走上民主化的轨道，为什么“关系”在中国的作用还是如此重要呢？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和制度结构并不总是合拍的，二者之间有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目前虽然中国在制度层面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但是在文化心理层面“实用

理性”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感情和工具的结合体，市场化和商品经济使得感情性逐渐让位于工具性，由此，“关系” 的内涵发生了变成，成为一种“走后门”和拉关系的“关系学”，而“面子”由于这种“实用理性”的渗透，由一种人格和品质的表达沦为虚荣的只顾表面不管内容的“表面观”。翟学伟认为，由于这种制度和文化的不匹配，导致了当今人们的无信仰，造成了社会文化认同危机，从而“关系主义”大肆横行。

而我想到的是，在中国文化的进化中，是否也存在着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的模式，这种“优”和“劣”并非是相对于另外一种物事而言的，而是在文化的内部出现“适者生存，不适者出局”的局面。从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开始，儒家开始为整个封建制度服务，作为体统和秩序的“守夜人”，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儒家思想成为了潮流的对立面，在当代，儒家思想退出了文化的大舞台，但是它的影子还在影响着我们，其中譬如“人情”、“面子”和“官本位”思想等等这些儒家思想中的观点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国人的核心观念和原则。这种儒家文化的渗透和保留，可以说是其自身优越性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人们同诸多观念中自主选择的结果。

这种“关系”的渗透和保留在如今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工具性，在市场化原则指导下的利益交换关系成为主流，但是在西方国家，社会资本和工具理性原则为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则是成为腐败和不公正的同义词，同样的工具性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一个差别就是“关系”中混杂了感情性的因素，这就使得这种工具性不透明和具有隐蔽性，同时这种感情性给交换的双方也都带来了好处，权力的拥有者通过交换获得了额外的受益，而“关系”的促成者则减少了市场化交易中所需的成本，另外，由于“关系”这个概念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这就给现有的监察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和阻碍，使得监察系统成为一种摆设或者干脆纳入其中成为“关系”群体中的一员。

因此，要改变“关系”大量存在的状况是有难度的，因为它首先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是一种藏隐于无形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观念，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促成这种观念的变革。而我认为一个宏观的理念就是要么使现有的制度服从于这种工具性的观念，或者建立一种稳固 的观念来代替现有的“关系观”，与现有的法制化的制度相符合。

具体来看，我觉得应该从家庭结构和制度化的结构入手，因为这是这种理念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根源，总的来说，就是要将感情性从这种“关系”中脱离开来，使工具性顺应市场化的趋势，把这种“关系”转化成一种合法化的能给各方带来效益的社会资本。首先，应该鼓励人口流动，取消城乡间的户籍制度限制，把人们从因为地域而带来的身份差别中解放出来，给人们以更多的选择性，使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和阶层内部的水平流动合法化，人们不必束缚于一个行业或地区，同时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家庭的分化，使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的分化使得传统家庭解体，初级家庭分化成次级家庭，人们之间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有淡化的可能性，而人情关系的淡化会促使人们在行为交往中更多地依靠正式关系，而不是非正式关系。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坐实个人账户，使得个人的养老保障依靠于自己的养老金储蓄，而不是靠“养儿防老”的观念，这样，因为共济性的需要而形成的家族和家庭的一系列功能从中分化出来，子女们有更多的自由去融入社会的流动。再次，在全社会树立自由竞争和公正平等的观念，并且在现

有的制度中体现这一原则，同时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统包统揽型”的政府，通过约束政府的权力范围和推进政务公开来使政府由利益团体转化为服务团体，减少以权谋私和通过“关系”而实现各自目的的可能性。最后，完善监察系统，建立一套可行的有效的监察制度，不必仿效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把监察机构独立出来保持其权力制约的独立性还是极其有必要的。

当然，上述措施只是我对于走出“关系”困境的一些思考，其中有一些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还有的或许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毕竟一种观念的变化要比物质的和制度的变化要缓慢得多，而且一种观念和制度总会有一定时期的路径依赖。不管怎样，“关系”在未来有可能改变的方向，是通过正式关系的形成，成为一种能够带来良好社会效应的资源，而不是一种负面的象征，这也是实现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