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新历史主义”理论

通过阅读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的几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对新历史主义有了大致的、粗浅的了解，以下是对其的简单概括。

新历史主义是诞生于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 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在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中,使“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范畴。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前者以研究文艺复兴的“自我塑型” 去重写文学史,进而创建一种“文化诗学”,并将文学看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 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和“话语”转义学的研究,进而确定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

（一）《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

格林布莱特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中说道：“......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格氏在这里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此后,格林布莱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是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 ,甚至是武断的因素。其实二者之间疆界的形成是历史的产物,因而必然也是可以与时推移、历史地变动不居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从来没有分界明晰的楚汉界河，暂时的切分只是为了学理上便于表达的一时之需，更多时候二者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文学艺术也可以讲“生产性”，既可以讲“话语”方面的，也可以讲“作品”方面的，但它的生产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门类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格林布莱特就此阐述说,“文学与历史之间 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谁决定谁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 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格林布莱特文化诗学在解读文化现象时，其逻辑前提就是倡导一种将其放回到当时特定的“时代与语境”中去的“语境化”的历史观。 格林布莱特把对“自我塑型”的研究投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透视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现实,从而构建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语境、文化事件的多维映射机制。格氏提倡通过考察其社会行为来解读文 学生产和文化权力“互有轩轾”的博弈痕迹, “通过这种阐释, 我们才会抵达有 关文学与社会特征在文化中形成的那种理解格林布莱特强调在理解和阐释文学事件时要把作者身处的

社会环境与文化现实融通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塑造过程”，从而“获得关于人类自我表达结果的具体理解”，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象征表现手法和现实倾向。格氏谈道:“诠释它们之间象征结构的交互作用,并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塑造过程。”作为格氏倡导的“历史本源观”的核心概念，“自我塑造”一方面体现了自我力量与异在的社会场景之间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人类本源意义上的“自我力量与自我形象”的塑造历程。这里的“自我力量与自我形象”主要涵盖以下要素： 其一是自我存在对个人秩序施加的长期而稳定的感受力，以及个人借以向外部世界倾诉和发号施令的言说方式，一般集中体现为自我表现力的外化形式。其二也可以是私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象征结构，一般集中体现为自我约束力的物化形式。 其三还可以是某种对个性形成与表达一直发挥着主导性塑造作用的主体性因素。在格林布莱特这里，自我塑型理论首先被运用到文艺复兴期的戏剧批评实践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得以固化、定型。

（二）《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在文章开始，格氏就批判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提到的理论主张，他认为詹姆逊将话语体系不断地进行区分，把文化领域也区分开来是不对的。之后又提到了利奥塔从后结构主义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氏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都是某种单一理论的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格氏试图走出这种单一话语的误区，而主张对上述单一话语进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问道：作为历史或语境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他回答：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那种趋于区分于趋于独白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生作用或急速振摆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权力、意识形态和军事黩武主义与快感、娱乐和兴趣空间并存其中。为此，格林布拉特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话语和“演员”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的一名罪犯在“法律”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来回振摆。格氏将这种历史存在的“区分”与“联系”并存的话语摆动成为“关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因此，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二者之间发生不断振摆的关系，所谓“文学的历史化或语境化”就是要充分揭示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广泛流通、相互转换。

总之，文化诗学研究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化诗学研究所实施的文学文本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策略是，善于采用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来回描述、反复阐释的方法，将某个边缘文本或某些奇闻轶事与所要解读的文学名著并置，经过对二者进行反复的相互厚描性的解读，出人意料地找到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连接点，揭示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从而让读者看到所评文学作品与当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

阅读了海登怀特的几篇论文《评新历史主义》、《解码福柯：地下笔记》、《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和《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总结其理论主张如下：

（一）历史诗学是一种历史文本的研究

怀特认为,历史文本只是历史的记载,根本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因为每一历史都是按照事实的选择、修辞的使用、情节编织解释、形式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的寓意等逐步“加工”出来的文本。面对芜杂、凌乱的事实,历史学家要做的是“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然后“通过所有一般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故事”。怀特认为,首先,历史编纂学家必须具有把历史事实编织成故事的一个预先的能力。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先前理解,借用柯林伍德的“建构的想象力”,为某一系列历史事件提出可选的情节结构,使历史史料获得同一文化中文学著作所含有的多重意义。

还有语境论,目的在于把事件置于“具体的环境”中来进行解释。具体的事件由情节编织的解释上升为故事的类型,故事类型经过形式论解释成为规律,这构成了海登·怀特历史文本的主题思想。历史经过复杂的转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如果说传统的历史认识论强调历史是对过去史实的反映,通过历史可以了解“真正的”历史,那么试图借助于经过了历史编纂家的“加工”的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还原到文本承载的原始事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因为读者所面对的历史只能是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对此,怀特曾做过专门的论述: “不论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先前分析或解释。”这样看来历史经过复杂的转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历史是一种虚构的文本，是文本化了的文本历史。

（二）将历史与语言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怀特所提出的语言建构物、诗性结构、阐释模式以及话语转义等概念都是立足于语言形式主义基础上，是用来阐释历史叙述的重要概念首先，他将历史视为语言的建构物，一种文本结构，这样就与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形式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同之处。怀特吸收了形式主义批评文学作品的方法，并将该方法运用历史著作的分析之中。在怀特看来，历史首先必须被书写，然后才能被阅读。过去的历史事件一旦被书写下来，就形成了具有结构性的书写物。历史都是经过写作转换而成的历史(文本）的建构过程是历史事实转换为历史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文本的文学性产生的过程。在怀特看来，“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存在是假定的，然而， 接触这些事件的途径只有靠语言媒介及其转义策略。语言学协议在历史记载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一种建构性的作用，本身就意味着“一篇历史话语的论证从根本上说是二级虚构物，是对虚构的虚构或者对虚构制作的虚构，它对于情节的关系相同于情节对编年记事的关系这种历史编纂方式与弗莱所说的文学“虚构”方式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需要写作素材包括想象、修辞等手段的加工以及情节的建构等步骤，只不过历史叙述对历史的原始因素的处理是“发现”的，而文学想象处理的方式是纯粹“虚构”。他认为,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有四种可能表达的方式供历史学家选择:对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论和语境论而言,可用形式论解释;对传奇原型、喜剧原型、悲剧原型、反讽原型而言,可用情节的解释;对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 可用意识形态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 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的理论。怀特强调,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

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种将历史诗意化的研究使怀特受到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批评。但怀特仍然坚持自己的“历史阐释论”和“语言行为论”,并且, 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引入文艺理论研究中。他认为,解决本文与历史的关系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应选择语言叙事理论,在文学本文研究中采用历史本文研究法,在历史本文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使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恢复叙述使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淡化并打通 边界。

（三）历史的文学性

怀特对19世纪历史学家的作品分析方法也应归属结构主义。怀特把历史著作看作一种按照时间序列编排起来的叙述结构，有一定的语言描述。但是，与结构主义方法不同的是，怀特把叙述结构假定为一种“诗性结构”，而把叙述的语言视为一种充满隐喻的诗性语言。历史叙事的结构因为诗性语言的参与，成了一种诗性的结构，经过转义，成了文学叙述模式。因而，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不再具有了本质性的区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莱认为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当虚构成分——或神话情节结构 ——在历史中明显地存在时，它不再是历史而变成杂交的文类，成为历史和诗歌。”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即语言学模式的存在决定了历学家与历史哲学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怀特引用了19世纪四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与克罗齐作为对比，怀特认为,他们的差别主要是写作重点的不同， 但表现在语言形式上的思想倾向却是十分的一致。怀特认为,“文学性”并不是外在的或非本质的特征，而是历史话语的本质。转义、隐喻、虚构等“文学性 ”要素寄寓在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而“历史性”则表现在历史叙事这一文学操作过程中。历史事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历史叙述，需史学家的参与，更需叙事结构的建构。历史事件以“原生态 ”的状态存在，或以编年史的方式存在，都不能称得上真正的“历史”“原生态”的历史事件是凌乱的、无序的，存在于过去的“时间”维度中， 与后人是隔离的。“编年史”的事件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编排的，没有叙述故事中的开端、高潮与结局。事件可以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事件转化为历史故事需要历史学家的“叙述化”过程，用怀特的话来说，需经“情节编排”的操作。 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可以将事件“叙述化”不同的故事“情节 ”类型: 浪漫剧、喜剧、悲剧与讽刺剧。历经这一文学的操作过程，历史事件才能被叙述为完整的“历史”。历史的叙述过程其实也是“文学性”的衍生过程。反过来说，“文学性”也只有借助于历史话语的叙述过程才得以存在。随着“文学化”或“情节编排”的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才逐一被理解，才称得上真正的“历史”“历史性”才凸现出来。这样“历史性”与“文学性”就形成了互相依存的“互文性 ”关系。

怀特在《评新历史主义》中最后总结了新历史主义，转向历史的新历史主义者,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然而,他们发现根本就不存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定的历史方法这种东西,而只存在多种历史方法,并且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有多少立场观点,便会有多少历史方法。无论如何,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打通了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界线,并使“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当代文艺理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历史话语所禀有的那种“诗性”品质,“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理论和历史编纂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

 

第二篇：白雪公主606A3读书卡电子小报成品好书推荐手抄报模板书香满园快乐读书简报小学生语文读后感板报,共享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