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报告

张立方

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批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针对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2）“传统—近代”模式，（3）帝国主义模式。这几种模式都夸大了西方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们都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在批判的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研究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史的研究；把中国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注重借用其它学科的知识。柯文注重对中国历史作精细化的描绘，特别强调“区分”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能够认清中国历史的真面目。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现实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的实质和规律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和理性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一句话，历史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历史是复杂的，多面向的，而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掺进历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情感和经验体会。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这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用当代人的思维和观点为当代人书写的，这是典型的历史相对主义。胡适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柯文指出：历史的真相终究无法探知。

中国中心观提出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他认为尽量寻回过去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柯文又支持关于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这个过去最终是无法探知的。柯文也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他强调：“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所有人，只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柯文用了很模糊的“一定程度”，可以看出他心中的无奈。

中国中心观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黑人和妇女发起了旨在反对种族及性别歧视的民权运动，大学校园中青年学生掀起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国

际上，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上全面领先的神话被打破，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美国人认为西方代表文明，中国代表野蛮，他们是先进的，强大的，所以正义在他们手里，西方入侵中国是给她带去进步与繁荣。而从越南战争中，美国把巨大的破坏力量倾泻在一个比自己远为弱小贫穷的民族身上，美国史学家为自己的国家在战争中的行为感到震惊、羞愧，“野蛮人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从而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并且同时超越了帝国主义，他们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作者在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时指出：尽管太平天国与西方有一些关联（利用基督教教义发动群众，洪仁轩接触过西方文化，“常胜军”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但我们仍然不能不能把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回应。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指向西方的，而是指向腐败的清政府。确切地说，他只是按照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这个主旋律就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一治一乱，兴衰更替中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它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演奏过。太平天国运动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作出的回应，他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斗争。

柯文提出了矫正“冲击—回应”取向的一种办法。他把十九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组成，最外层带，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作出的回应，或者入侵产生的后果，例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与船坞、基督徒、总理衙门和海关等。在这一层带，“冲击—回应”模式是基本适用的。其次是中间层带，它包括的历史侧面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

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与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排外主义等。其中的某些情况，例如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冲击—回应”的分析框架还能勉强适应。另一些情况，例如由政治原因而引起的排外主义或者为加强个人权力而推进的自强运动，他们既是对西方，也是对内部政治挑战作出的回应。还有一些情况，如太平天国等，他们不能算是对西方的回应。最后，是最内层带。它所包括的是晚清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则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层带中，除了变化缓慢的文化属性，诸如语言和书法外，还有本土的思想、宗教与审美的表现

形式、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与风格、以及古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风俗习惯和制度。这些层带的内容是流动不居的，层带之间也经常相互影响。

应当注意的是，柯文批判西方中心观，是一个西方人对自身的反思，他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作大象耳中的跳骚，西方所起的作用——不论是好是坏——总的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但中西方在近几百年来的巨大差距，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西碰撞之后的交流与互动，其对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在中国有无数人在向西方学习，追求近代化，他们恐怕会同意“只有类似西方的变化才是变化，只有类似西方的变化才是重要的”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也未必是“西方种族中心”强加给他们的。柯文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只能看作一个西方人对自身的反思，而不能成为中国人的新的教条。以西方的任何观点作为教条，恐怕也是柯文所不愿看到的。

 

第二篇：《在中国发现历史》读书笔记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论在美国的兴起》读书笔记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是美国历史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观点，它是对战后美国历史学界费正清、李文森等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流观点的批判。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众多的历史研究观点，就是为了评判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把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社会看作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观点。

这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冲击——回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本书中作者所要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在批判“冲击一回应”理论时，作者指出冲击——回应存在的问题。在作者看来 “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东方” 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方冲击，东方回应这一说法并不存在。而后作者又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说明冲击——回应理论的不合理之处。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作为叛逆运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清王朝自强的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后期的改革运动，其发生的主要动机都不是为了应对西方入侵而做出的反应，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危机问题，统治阶层普遍意识到只有改革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统治。尽管有些人会反对变革，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反，相反，他们从心底里希望改革，只不过是担心改革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而会对改革进行阻挠。所以，通过这一个个深入的分析，既可推倒冲击——回应理论。

“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源头，因此中国近代史也是按照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该观点完全否定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在西方入侵前是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烈进攻，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同时，在李文森看来，体现为西方文化的近代社会，通过两种途径同时作用于中国文化：一种是作为溶剂，中国的旧文化对之无力防卫；另一种是模范，中国的新文化对之亦步亦趋。李文森假设儒教与近代社会基本上水火不容，并认为只有摧毁传统秩序之后才可能建立新的近代秩序。但作者认为李文森在西方把近代价值观念引进中国之前，在中国的思想中是找不到这种观念的。可是，当西方 在十九世纪终于真正来到中国时，即不仅是带着机械钟和欧几里得算术几何，而是挟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时，中国的历史，在李文森看来就被推出轨道，发生了全面的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李文森衡量近代是以西方为标准的，而中国革命本身也被视为不仅仅是对西方入侵造成之新问题 的回应，而且也是对来自中国内部老问题的回应。

帝国主义模式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封建社会崩解；民族发展前进的动力。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十九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作者认为

如果从超历史的角度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它确实是一种神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他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

最后一部分即是“中国中心论”，在这部分作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几大因素去阐述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前进的中国。尽管它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的历史仍然是中国的，并不是西方中心论所解释的那样，这就是作者关于中国中心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