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书报告——《1898年中国故事》

本书的内容正如其标题一般，描述了发生在1898年的中国的那件大事——百日维新。在历史上，这是一次失败的维新，在守旧的清廷压力之下，这场堪称思想启蒙运动的维新变法运动，纵使得到了当朝皇帝光绪的支持，也最终流产。主导这次维新的青年俊才们惨被迫害，朝廷中开明有为的大臣遭贬，一股新兴的改革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可这也是一场成功的运动，他带动了中国原本老态龙钟的思想，让革命的潮水涌向了这篇干涸的土地，最终他间接造成了那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维新运动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理念。

本书着重描写了当年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活动的人们在这短短的百余日里的经历。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康有为开展这次维新的最初的中间人——翁同龢，亦新亦旧的张之洞，已经当时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在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活跃在京城皇宫，创办各种学会，挥洒这自己的才华力图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这些风云人物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如今正繁荣向上的中国不能忘却的。

在书中，详细描写了康有为上京之初的事情。那是的康有为仍是一个无名小卒，却因为清廷软弱守旧的态势几次上书朝廷力图改革。甚至在未入京前便开始为了中华存亡开始了看似荒谬实则饱藏着爱国之心的巴西移民计划。“欲开巴西以存吾种”虽然是现在看来及其可笑的移民计划的理由，但是这种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远虑至此的精神却是当朝许多大官绝对无法拥有的胸襟。考虑到时代变迁以及当时的时局和思想的不同，康有为在初入京城时的言论虽有许多过于激进甚至空想的成分在内，但是有许多观点在现在仍值得我们深思。《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分析的关于中国面临的危机时他提到：德国占领胶州湾势必给了诸位列强开了一个头，引起了瓜分的风潮。即使是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却也免不了面临着周边国家带来的领土威胁，在当时一个软弱的政府顽固守旧听人列强开先河瓜分国土，如今倘若有一个国家成功的在中国的领土纠纷中占得上风，中国无疑也会面临更多的领土纠纷。国土的完整，的确需要强盛的国力，然而即使当今世界舞台上强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领土的纠纷。那么对当时并不昌盛的中国，政府的强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策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充分的暴露了它的不足，康有为在此时提出的变法维新无疑的完全正确的选择。

但是，康有为的确为中国提出了极为明智的变法之路，却也避免不了一些观点上的不合理。如他同样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到的策略：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也是使国家完整的下策，但是从如今看这实则也是不可行的理论。中国幅员辽阔，这也使得统一成为了每个当权者的同等大事。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多少混乱的时代都是因为群王自治，称霸一方而导致，如果听任疆臣自治只会带来同样的效果，使得原本混乱的中国更加衰弱。更不用提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如果盲目自治只会使得本来就不多的国力分散，更加容易被列强殖民统治，这样所谓的：大清王朝不至于尽亡“就成为了空谈。可见康有为尽管有着当时一般文人没有的觉悟和胆量，但是终究是一人之力微薄，亦或是救国之心急切，难免有激进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发表。但这瑕疵掩盖不了康有为为国家做出的努力以及他的爱国精神。

再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朝廷忙着跟洋人签条约，京城却因为来了一群维新派人士而兴起了学会风潮。各大学会打着传播新思想的旗号张扬的开始在京城传经布教。这时候，因为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的高调已经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士的保护，张之洞写出了《劝学篇》。这个曾经在洋务运动上大放光彩的朝廷要员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的

活动，但是他却有着一个和维新派有着极大相似处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写《劝学篇》，无疑是因为康有为的势力在京城一般读书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位重臣虽然思想开明，却对目前这个看似稳定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安稳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对康有为等人的不满大概便来自于他们激进的思想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是的社会开始浮动，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的安定着。无疑，希望社会安稳国泰民安的确是一位臣子应该想的，张之洞稳中求变的思想不得不说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在那个年代已经接近了战火的洗刷，政局再不像从前那般稳定。此时维新变法，对本就不平静的中国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更加的巨大。然而这位朝廷的臣子在《劝学篇》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封建主义的思想。尽管他西学为用的思想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事实证明，张之洞只能是守旧派里的先进人士，而不是维新派中得守旧党。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过了洋务运动这样的大面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却在紧接着到来的战争中，继续了颓势。事实证明，仅仅西学为用是不够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这个已经逐渐衰弱的国家。而张之洞在改革大潮中宣讲中国经典文化，看似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存根留底，为保留国家的底蕴而“劝学”，不过实则是守旧派的思想罢了。如今看来在那个时代中，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平的维新没有成功，于是武力斗争的改革时代紧随而来。

无论是谁，都随着历史的车轮淹没在了过去。那场乱世中的维新虽然失败，却留在了我们心中。纵使思想有多么不成熟，纵使结局有多么惨烈，但是百日维新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维新派人士那爱国的心。他们没有高官厚禄，甚至与朝廷中的皇室成员，守旧派重臣为敌。但是他们依旧一封封的起草着文书，顶着压力上奏，为了中国的富强策划全新的政府，以前热血的成立学会传授新思想。那个人人只求自保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一切的为了心中的祖国梦奋斗。我们古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浸染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每个人心中的旧文化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倘若我们活在那个年代，帝制大概就如家常便饭一样让人习惯。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浸染中，青年才俊们为了国家的未来，大胆的去打破这几千年的叹息之墙，与在中国堪称绝对权利的皇室斗争，只为改革国家，与列强作战，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精神，我们应当学习，不能忘却。本书的最后，用“那原本充满希望的1898年中国故事终于在极度失望中落下帷幕”作结，实在让人感伤。当戊戌六君子献身维新运动，当百日维新终成梦，我们也只能感叹命运弄人，让中国只能走上充满血泪的武装革命之路。但是维新成功与否，在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已觉得并不重要。看着这群拥有先进思想的文人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奔走劳累，宣讲自己的思想感化大众，书写一封封奏折企图唤醒朝堂上的人们的热情，一次次慷慨激昂的面见尽管激进，却让人感受大这群：狂妄“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挥洒热血的热情。在随后到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彻底推翻了帝制的辛亥革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次百日维新的影响，这些运动或许不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正式从百日维新开始，为了维新奔波的人们唤醒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求生渴望，让新文化开始萌芽，推动了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充满着侵略，反侵略，改革，守旧，战争…….但正所谓乱世出人才，在这激昂的年代，无数的才俊出现，留下了他们的墨迹，他们的辉煌，也间接造就了我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出现在百日维新中得人们只是这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用他们燃烧的心感染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不因为它的屈辱亦或是荣耀，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孕育出的人们。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带给中国无数精神财富的人们，我们不仅梗不应该忘记，还应学习他们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做有目标有理想，有热情的新一代人，让自己成为能让时代记住的人！

 

第二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读书报告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读书报告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xx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xx年4月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真是文如其名，从题目中我们可看出傅先生写作本文的目的，即是为将要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订立一个工作的目标及宗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直接研究材料，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二，扩张研究的材料；三扩张研究的工具。除此之外，傅先生对“国故”，疏通，普及都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作者重点分析了中国历史学和语言学落后的原因。但颇令人诧异的是，傅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与语言学家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不少古代史家，语言学家均具有不少先进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可见傅先生对于古代儒者的治学成就怀有相当的敬意。实际上，这与傅先生的际遇有关。在早年时他受旧式教育，19xx年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复师事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对于朴学家的治学门径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故傅先生学术是上受过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并从事过相关的训练，而他对于清儒的治学方法特别是考据学方法始终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并且他甚至认为“用的都是科学方法”，这是客观的，归纳的，考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在整理旧学等方面，尤“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出来。”【1】 而同时尤令人注意的是，傅先生在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一是对史学的独到认识，“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二是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研究之大成。”(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中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38页)。自傅先生在本文中首次正式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后，惹来诸多争议。围绕这一观念，各方学人议论纷纷，反对者与赞成者的态度尖锐对立。作为后来者，学生我不才无法评判谁是谁非，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史学只是史料学”中所蕴含的注重原始史料搜求与史实考辨的实证主义方法的思想必对历史研究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而在本文的后半部分，作者主要论述了史语所的研究宗旨及宗旨的“负面”。这三点中的第一点基本脱胎于作者自己的“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而这最后一点则与傅斯年留学欧洲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傅斯年的留学经历可看出，傅斯年先生受到过西方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正规训练，故由此出发，傅斯年在史学理论的建设和治史实践中都力倡采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方法及态度。主张以此作为改造旧史学与振兴现代学术的根本途径。【2】 故傅先生就会特别强调史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的工具的丰富性及多样性，本质上即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专业知识为历史与语言学的研究服务。正如文中所言“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宗旨的第二点：扩张研究材料。正是这点成为了傅先生大力支持考古的一大动因。在他任所长这段时间内，史语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而在他生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傅先生一生也就与中国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有特殊贡献，更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到文中傅先生所说的宗旨的“负面”上。作者反对“国故”，并提出了对“国故”新颖而深刻地见解：“国故”之下不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更涉及到算学，天文等自然科学。傅先生此等说法并非对所谓“国学”的不敬，他此举是为了破除史语所的同仁们研究时所背负的“国学”的道义枷锁(这也是他用“历史语言”这样的中性词代替了“国学”的原因)，而这无疑体现了傅先生的非凡胆识与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学人的气度。至于反对“普及”则是傅先生不希望史语所担负起所谓的振兴国学，传扬国学的

重任，使史语所不被政治操纵，保持其研究的纯粹与独立性。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对中国的学术界是件大事，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相当的地位。而傅先生在本文所言的旨趣这深深地根植于史语所的魂魄中。正如一位学人所说“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是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3】

参考文献：

【1】【2】胡逢祥《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方法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xx年第4期

【3】扬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xx年第5) 生命科学院 生物科学系 09352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