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读后感

今天，我看了《名人传记》，海伦·凯勒这位坚强的女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岁半时，她生了一场大病，毁了她的一生，她变得又聋又瞎。她的家庭教师安妮·莎莉文小姐是一位光明的天使，在她的鼓励下，海伦10岁时开始练习说话，当她14岁时她已学会了德语，20岁时她被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录取。海伦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求知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19xx年6月从哈佛大学毕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聋哑人。19xx年，她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盲人委员会主席，美国盲人基金会就是海伦努力参与下创建起来的。

海伦还写下了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

我们要学习她那种坚强的意志，想到自己在学习上得过且过、马马虎虎，常常是作业应付了事，遇到难题就退却，缺乏坚强的意志，没能持之以恒，感到十分羞愧。一个残废人尚能如此，我一个正常人真是无地自容，我要以她为榜样，多向海伦学习，不怕困难，刻苦学习，长大做个有用的人才。

 

第二篇：论名人传记

当代名人传记现象批判

1、现代自传文学的简单回顾

考察今天的名人传记现象，先不妨追述一下中国现代自传写作的历史。据说清末变法自强派王韬的《园老民自传》是现代自传文学的萌芽，但那时或稍后，展现更新的思想与经历的自传也开始大量产生了，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自述学术次第》，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1902），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曾任留美学生总监及驻美副公使、后竟客死他乡的容闳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19xx年的中译本更名为《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述》）以及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这些作品大多比较简要，通常择取传主的某几个生活片段，或某个重要的活动领域，做成历史的叙述，但其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均已突破传统自传文学的藩篱。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登场，《沫若自传》第一卷始作于19xx年，当时影响巨大，三年之后问世的胡适的《四十自述》，更可谓极一时之盛。郭、胡二位的自传出来后，仿效者蜂起，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自传文学的序幕。

鲁迅或许是个例外，他自认一生经历与思想简单之至，顷刻可以写完，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来做自传，肯定要塞破图书馆的。他虽然给农村流民阿Q做过"正传"，而应人之邀所做的"作者自叙"之类的文字却仅存梗概。鲁迅没有留下详细的自传，但他的日记、通信以及大量编年的作品集，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自传，更何况一瞑之后，别人所做的传记不断涌现，超过任何一位现代名人。鲁迅对新涌现出来的名人自传现象用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但他的质疑本身又是值得质疑的：出于他人之手的众多《鲁迅传》尽管作出了艰巨的努力，然而关于传主生平与思想的叙述，终究未能摆脱隔靴搔痒的嫌疑。鲁迅对现代名人自传的质疑和拒绝，提醒我们对这种新的写作样式应保持必要的警惕，但他本人没有一部自传，又无疑是件憾事。 他传不能代替自传，自传有其不容抹杀的价值和必要性。胡适在《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xx年版）"自序"中说他鼓励三、四十岁的朋友做自传的理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自传中写出促成历史事件的"心理的动机，幕后的线索，和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他认为这样的自传能够"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瞩望可谓高矣，然而也确实合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传的标准，即通过个人身世与思想的叙述，折射出社会历史的诸面相，并有一定的文采--不只是辞藻修饰而已，还要达到优秀文学作品对自我与世界的深切体认。

中国现代名人自传--主要是各种身份的文人自传--是随着现代文化原始积累期一同开始的，自传本身就是这种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各种名人自传，特别是透过名人们的心理解剖、灵魂告白（或忏悔）、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与记录，我们确实可以从历史与文学的双重角度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

五十年代以后，自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自传写作的资格发生了问题，并非谁都可以写自传。什么人可以写，什么人不可以写，事先规定好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与此相联，自传的格式和要求，当时虽无成文规定，但作者们大致心中有数，不能独出机抒的。一般来讲，有资格写自传的当然首推政治上无懈可击并具有辉煌历史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我这样的六十年代生人，这方面的著作，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数朱德总司令对其早年生涯特别是他的母亲的回忆；但那毕竟只是平凡人的一面，和总司令身份相称的另一方面的真实，似乎着笔太少。可见有资格写自传的人并不一定就写，即使写了，也不一定能够畅所欲言，像胡适要求的那样，"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现在这类著作又有些活跃，譬如陈再道将军的自传，据说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真实，然而为时已晚，不可能像昨天那样吸引众多的忠实读者了。

当时倒是没资格写自传的居然写了，而且写得很好，比如《彭德怀自述》。该书实际上是别人（"《彭德怀自述》编辑组"）根据作者在庐山会议后历次被迫提供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19xx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开头一段文字，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还满怀

敬意地礼赞过："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像这类交代材料式的"自传"很多，目前许多健在的长者正是从过去项目小组那里讨回当年的"作品"，这才在人生的暮年大写其自传，有的甚至一跃而为高产作家，像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贾植芳先生，他近年来大量饱含忧愤与顿悟的自传性文字，实在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血泪之书。还有一类，是奉命写作，当时只是作为反面教育材料出版，然而因其叙述的丰富生动和取材的别致而意外地拥有众多读者，比如最后一个皇帝傅仪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群众出版社19xx年3月第1版，到19xx年2月，据说已经是第12此印刷了，没看过的年青朋友值得买回来一看，保证胜过关于清宫的各种电影的戏说或戏说的电影多多。

以上简单的回顾大概可以说明，在中国二十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名人自传往往带点阴差阳错的味道，该写的人未必能写，肯写，写也未必成功；不该写的人未必不写，写了也未必不成功。过去五十年里，许多人的自传在各种权力的干扰乃至严格监督下写成，名为自传，作者实际不止一个，自传的真实性当然要大打折扣。至于打折扣本身折射出来的躲在历史阴影中的另一种真实，恐怕只有等未来的具有福科所谓"冷酷的智能"的"知识考古学"专家来发掘了。

也有人虽然身处权力旋涡的中心，但写自传时却确实排除了权力的纠缠，比较率性而为，可惜忙乱中匆匆执笔，刚开头就煞了尾，留下永久的遗憾，如陈独秀的《实庵自传》（19xx年3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单行本），自少小懵懂写到南京乡试，勉强一万字，极生动有趣，然而现代史上翻江倒海的陈独秀的真容尚未现身，就废然而止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陈氏真的将他后半生经历如实写出，至少在写出以后的几十年里恐怕也是白搭，不可能允许一般人轻易看到的；就连评价上高于"托匪头子"陈独秀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多少年来不也一直作为"内部参考材料"而始终不明不白以半地下形式流布吗？

权力，始终是现代自传文学最忠实的读者与检查官。

乱世中，也有幸运儿能够在晚年从容擘画、基本上按意愿完成自传，比如茅盾三卷本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可惜正因为太从容了，许多真实的用心反而隐藏得过于深密，甚至根本就压抑得无影无踪。

这是中国现代自传的过去。一句话，所谓自传，往往搀杂了太多"自"所不能左右而反过来却完全可以左右"自"的权力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自传也就是他传，至少不能将自传和他传截然分开。

2、新的传记热在崛起

从不少迹象看，九十年代开始至今，似乎又兴起了新一轮的自传热。说"新"，是因为许多情况都不同于往昔了，比如作传的"自由度"就大大提高，只要有卖点，什么人都可以率而操觚，而且大多数是"热处理"，刚一脱稿就付梓印刷，接着地摊书店，满目皆是，大肆宣传，一致叫好，写出来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那么，传记的并不遥远的过去，对于今天是否还具有某种参照价值呢？当今的自传真的已经摆脱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巨网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有朋友最近忽发浩叹，说现在已进入宝贝的时代了，不管什么人都可自称宝贝，不管什么人也都可以被称为宝贝，而且不管什么样的宝贝出来，大家（包括老外）都见者有份，群起而谈之，群起而宝贝之。什么都要宝贝一把，好像满街行走皆是宝贝，"宝贝"都快成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了。

我觉得他的浩叹有问题，至少犯了逻辑上以偏概全的毛病，看到一点，不论其余，就急着下结论--但也是缺乏统计学训练所致吧。如果因为有几个宝贝被急速制造出来，就马上宣布进入宝贝时代了，那么用这种方式为时代命名，将不胜其繁多，不胜其变化，一会儿是宝贝时代，转眼可能又是别的什么时代了。这样下去，我看大家也甭干别的了，就忙着给自己的时

代不断换名字吧。

这种颇具"后现代"气味的困惑，叫我思之良久。很久以来，据说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就已经趋向多元化了，对此我实在不敢妄加评判，但是，至少在文化或文学领域，似乎可以负责地断言，多元化云云完全是睁着眼眼说瞎话，因为偌大一个国家，不管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现象，一位小小的作家，一件小小的作品，一种小小的提法，甚至一两句小小的流言，都会迅速变成强劲的旋风扩散开来，不管愿意与否，人们都会不由分说地被卷进去，由此造成一哄而上、全国一盘棋的热闹景观。以前，群众这种犹如昆虫在黑夜中奋不顾身扑上去的趋光心理，多半通过上传下达行政布置的方式被强化，现在加上发达的资信（以及日益发达的现代迷信）就更容易一触即动，一点就燃了。中国，永远是喜欢围绕某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权力中心旋转的汪洋大海，不管这个中心是什么，总之须臾不可或缺；否则，人们就会觉得没有方向，生活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要解释中国各种时尚--比如宝贝热（变相的自传热）或名人自传热（变相的宝贝热）--的产生及其社会、文化和心理内涵，倘不理解中国人喜欢抱住一个中心打旋的脾气，几乎不可能。

比起宝贝热，出版界和读书界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名人传记这个新兴奋点，也许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轻易不会冷却的。不知从何时开始，全国各地的"出版家"们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大量征求各类名人自传，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铺天盖地，五花八门，读者也闻其风而悦之，争先恐后，趋之若骛。一本名人自传在手，似乎就笃定拿到了新世纪入场券，成为跨世纪读者了。新出版的名人自传，以我狭隘的闻见，接触到的就不下十数种之多，但也因为我的见闻狭隘吧，今天，名人自传的作者，似乎主要还是荧屏上经常露面的名人（荧屏名人？）居多；电影演员，体育明星，戏剧或小品演员，这些经常活跃于荧屏也主要通过荧屏而广为人知的当代英雄，以及专靠电视吃饭的各类节目主持人，他们的勤于写作，勇于写作，看来真要打破世纪末中国文学疲软沉寂的局面，蔚为大观了。

刘晓庆大概是明星写自传的始作俑者。凭心而论，她以《我的路》为题在报纸上连载的自传，以及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xx年正式出版的《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确实披露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尽管非常琐碎，尽管也有掩饰，有曲辩，但无伤她大体的真诚。第一个以明星身份写自传，要有点冲破禁区、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勇气，尤其对刘晓庆这样一个被各种流言包围着的有争议的明星来说，率先出列，站到众目睽睽之下，后果怎样，很难预料。不像那本故意往自传这边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出手就得到了文化名流的崇高评价，刘晓庆的书，虽然地摊上卖得极好，但并没有引起较高层次读者的注意。 有时物以稀为贵，有时则需要大家伙扎堆，形成规模效应，这才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现在看来，刘晓庆还是锅盖揭早了点，这以后，荧屏名人的自传作为一种正式的"文化现象"，就比较显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出版社等米下锅，条件优渥，格式也不限制，可以截取生平最辉煌的一段，也可以乞灵于正在走红的"文化随笔"，甚至可以请人捉刀，总之名人容易下笔，读者也容易接受（鲁迅先生说："群众，--尤其在中国，--永远是戏剧的看客"），跟风、仿效者蜂起，盗版不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乎，"棋圣"摇摇晃晃地踱出来，向大家讲述他的"围棋人生"（《围棋人生》，聂卫平、王端阳合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屡败屡战、以中国足球的耻辱换得自己的成功的徐根宝教练，也有他的《风雨六载》（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失败而成功的教练与成功的运动员兼教练员的郎平的自传相比，不知效果怎样（《激情岁月--郎平自传》，郎平、陆星儿着，学林出版社），但我想读者是不会计较这些的，只要是名人，便可一锅煮，统统吃进。小品演员蔡明真要叫你佩服她的感情充沛，荧屏上哭哭闹闹尚嫌不够，还要在稿纸上《感动》一把（《感动》，蔡明，作家出版社），而习惯于对一切世事都嬉皮笑脸蜻蜓点水地摸一把、从来没有将故事演全演透的黄宏，这回关于自己，却要《从头说起》了（黄宏，作家出版社）。出版商的智慧真是令人佩服，不仅可以将海外或出口转内销的名人请来（《我是谁--成龙自述》，上

海人民出版社；吴士宏《逆风飞扬》，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充分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让一度被选为贵妃如今恐怕早就不为人所知的南京姑娘张宁"自己写自己"（《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奇怪的是，引进像好莱坞大片会打压国产片，但海外名人的请回来，反而为国内名人自传市场进一步造势，两路合一，愈加红火了。

看来只有无名之辈才会为蝇头小利勾心斗角，正点的大牌名人是不屑于这些的。市场大得很，完全可以各显神通，各取所需，大家相互照应，彼此鼓气，不仅可以赚得更多，还显得雍容大度，愈加宝贝得可爱了--只要看名人传记都有别的名人的序跋，这一点就不言而喻。我觉得名人之间的合作，大家协力制造一种气氛，将读者招呼得舒舒服服，这是名人传记现象最可注意的一点。不是说同行自古相轻吗？非也，同行之间也可以亲亲密密，而真正被"轻"的，倒是自以为被同行的名人们一致尊为上帝的出钱看名人、读名人的群众，包括看过，读后，而正在挥汗如雨地爬格子、一心想蹦出点智慧来的笔者。

最热闹的，当然是是曾经或一直为名人出名提供最佳创作平台的中央电视台各位大小节目主持人的联袂献演了。举其大者，有倪萍的《日子》（作家出版社），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岁月情缘》（作家出版社），敬一丹的《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华艺出版社），水均益的《前沿故事》（南海出版社），杨澜的《临海凭风》（上海文艺），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华艺出版社20xx年1月）。就连老名人章客标，这时候也技痒难耐，赶紧趁热闹款款地来一记《世纪挥手》（海天出版社19xx年7月），甚至某个嫁了名人自己也成了名人的名女人，也没忘记向读者兜售其成名的诀窍（《台湾媳妇青岛妹--凌峰和我》，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世界真是有福共享了。

有这样勇于作传的各路名人，名人传记领域的行情能不一路看涨吗？就连一些本来或许正在交华盖运然而永远不甘寂寞的文人，也纷纷别出心裁，制造起别人的自传来，--或代名人捉刀，全部代劳，部分润色，或干脆撇开名人，自己制造出比名人传记更加"杀根"的另一类名人的传记。这里不妨先向大家推荐两本：一、《我的日记--一个坐台小姐灵与肉的自述》，张梦云著作，中国社会出版社；二、《罪恶的伊甸园--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色情心理行为调查》，刘长华、杨博、钟呼顺编着，中国社会出版社"警世系列丛书"19xx年10月第1版。快去看吧，两书精彩之处，决不在头脸光鲜的名人传记之下。此外有无更加精彩的，尚不清楚，容我再探再报。

3、裸露的当代情感

一般说来，在当代各类读物中，我个人最喜欢看的还是名人自传，在那里面可以看到许多真实的情感，可以从一个特殊角度收集这个时代社会学与精神史方面的大量材料。我在这方面兼收并蓄、驳杂不纯的兴趣，是用多年来纯文学阅读失败的经验教训换来的。尽管我相信鲁迅先生在《孔另镜编<当代文人尺牍>序》中所说是真的，即中国文人就连写信、记日记，也不肯赤条条上场，但既是自传，总要有所袒露。说谎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不说真话。这样推测起来，自传也许会有比较接近真实的地方吧。而且即使仍旧不肯袒露，只要读得足够仔细，在各种拒绝袒露的姿态和修辞手法中，追踪被隐匿的内容的蛛丝马迹，也未尝不是件赏心乐事。

刚才提到刘晓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演员，她当然懂得怎样博取观众或读者的同情心，但也许是初次写传，也许是天性使然，不少地方，你还是可以看到她的不满，愤恨，乖张，乃至寂寞。她并不一味投读者所好，倒喜欢不时发一发脾气，这样就比较多地流露出私人的真实情感，比起她的电影，甚至更加本色。明星在成功之前的幻想，蹭蹬，挫折，奋斗，成功的得意，招摇，回过神来之后对成功道路上不该有的付出半是辛酸半是愤恨的记忆，以及登高望远的气度，对芸芸众生毫不隐瞒的鄙睨，历历可见。这一切都是纯粹私人性的，极少奉命或曲意的伪装，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不得不承认它的真实。

后出的自传正是在这点上显出了不同，也显出了后来居上者的特点。在修辞技巧上，可以说，

后来者都更加成熟了，但也正是在这些后来者几乎一致的对于修辞的倚赖与讲究中，可以看出那掩盖什么的需要。问题是，这种掩盖又并非完全遮蔽，而是露出那么一点，比如在表达得意的同时，战战兢兢，决不忘乎所以，一种偷偷摸摸的幸福意识背后，是精心培养起来的良好的分寸感，即使对什么有意见，也不会明白地说出来，相反，倒是把意见埋得很深，转过头来，索性再将一些感激的好话奉送给自己原本不满的人和事，大家和平共处。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肯把话说满，自断退路，名人自传最多的这种聪明的处世方式（在这方面倪萍恐怕还在赵忠祥之上），自然是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长期磨练的结果，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着眼，则是他们对自己稳定而优越的身份地位的认同和珍惜。

对环境的熟悉和从容应付，还表现在语言上面。前辈们习以为常的人民话语（动辄诉诸人民的心愿，以人民的名义）在这里干脆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上下级语言，同事语言，办公室语言了。这种掂斤拨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写作，是现场直播式的表演间隙的偶尔客串，不可能抵达写作的实质，不可能真正沉浸在写作所带来的精神性创造中，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在于现实的沟通，比如讨好上级与读者、观众，对曾经有过过节的人们发出"承让承让，拜托拜托"之类的信息，犹如歌星在劲歌狂舞中不停地对台下观众说："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发财发财！"

"我算什么呢？离开领导的帮助，观众的爱护，什么也不是"，"没有组织上给我的话筒，我能做什么？"------诸如此类，几乎成了荧屏名人在叙述成长历史时的口头禅。关于社会，关于时代，关于他们作为传媒宠儿每天都会遇到的敏感话题，他们几乎一致地卑之无甚高论，也几乎一致地回避自我表现的冲动--尽管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多少有悖于他们职业训练的特点。

也许是对这种刻意的闪避的补偿吧，在别的方向上，被控制的情感倒是汹涌澎湃，浩然而莫之能御。在一本名人自传的某个小标题--"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下面，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真诚的抒发：

"我自觉我是无愧的。作为主持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国家、对现在的环境，天天牢骚满腹，你还能得'金话筒'奖？中国主持人不懂中国文化，你主持什么？"

类似的告白，比比皆是。不必指出他是怎样地偷梁换柱，把"国家"、"现在"和"民族文化"等同起来--反正这已经是习非成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让我们套用作家王蒙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来说明上面一段引文所包含的实质性问题吧：当代的名人们，正在自己活跃的文化舞台上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恋爱的季节"，他们用全部的理智与热情，拼命向四面八方播撒"爱"的话语。这种无所不包的"爱"已上升为"爱的哲学"，它首先调适了名人自己的七情六欲，成功地使一切情感因素归顺于此，成为居于名人自传中一切复杂情感之上的主导感情，然后，通过上上下下一致承认的"个人魅力"，名人自传的这种主导感情，这种对现状无条件的照例夸张而廉价的"爱"，自动推广开来，充当广大读者的情感规范。在此主导情感前面，观众和读者当然还可以拥有其它性质的感情，但那一切是那么渺小，多么反常，多么乖张，多么丑陋啊，--几乎毫无必要。

名人自传的主导情感，也是当代媒体唯一可以反复言说而且也有必要反复言说的合法性情感模式。在任何涉及感情的文字或画面的叙事中，起点也许还有一点平民百姓比较真实的爱恨情仇，但终点必须归结为在叙事结构中始终处于高潮位置的"爱"的轰鸣。一本名人自传，就是一首"爱"的协奏曲，在权力的指挥棒下，名人登场了，一开始也许还表情肃穆，端庄，凛然，很快就活跃起来，渐渐露出欣慰的神色，最后全身激动，高呼"爱"的口号拉倒。当代荧屏名人的自传，就是这样努力再现着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制造的各种现场氛围，读者，以及同样身份的观众，通常也就是在这样千篇一律的"爱"的轰鸣中疲倦而满意地入睡，甚至还在眼角挂着几颗感动的泪水。

名人自传在文化上的贡献，首先是制造了唯一允许公然裸露的当代情感，唯一可以招摇过市的反映当代生存的美的形象：允许有点小刺恼，小波折，但整体必须一律的温馨、祥和、漂亮。

所谓裸露的情感，就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与人共享的虚拟化、模式化的宝贝，它犹如一个泪腺特别发达的本色演员，可以产生巨大的煽动效果，使名人自己和所有关心名人的庸众一起沉湎于媚俗的"感动"中。由现实生活激发的各种情感的冲撞力量，在现场共创的感动中迅速以单一化和平面化的方式被凈化，被升华，在戏剧性的裸露中统统披上了一层眩目的霓裳羽衣。在真实的生活中，不管得到了还是失去了，是输家，还是赢家，一旦落入这种媚俗的感动，就都觉得自己是顶可爱的宝贝，耳旁也似乎再次响起了伟人那声如洪钟的允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六亿神州尽舜尧"。

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科多次指出，无遮无掩的裸露，从来就是对于性感最彻底的扼杀。情感的裸露，也是对真实情感最大的遮蔽，这跟知识分子裸露自己的精神从而更好地掩盖真实的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4、身份转换与权力的变形

和以往相比，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作者身份的转换：从政治性的伟人，强人，变为文化圈（按即文艺娱乐界）的名人，文化身份上，则由作家、学者为主体转变为以并不经常弄笔的"成功人士"为主体。

从这种身份的转换，大致可以看出九十年代名人自传在整体品位上和以往的伟人或强人自传的区别。

首先从不同的传记最后提供的传主形象来看，一般说来，伟人自传（可惜很少）制造的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充满了神话传奇般的细节描写乃至虚构的情节；强人自传散布思想和语言的各种禁忌，剥夺读者渴望花边新闻的权利，以枯燥的训谕折服被组织起来的读者的耐心；至于名人自传，则谨慎地避开这一切，专门制造一些软性的、似乎更接近凡人生活的形象。 表面上，名人自传以谦虚的姿态回避着权力，他们的媚俗表演似乎仅仅是消费时代一种广场的狂欢，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人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对某一些人来说你是弱者，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可能摇身一变，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强者。

流行本身，首先就是获得权力--严格说来是一种温柔的暴力--的表征。不同的写作者对市场份额的占有总有一定限量，这限量的大小，多少，取决于同一购买时间里其它写作者的情况。比如说，许多阅世甚深、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老人的自传，就很难在市场上和名人们一争高下，后者实际对于前者构成了残酷的挤压态势，甚至完全掩盖了前者的声音。考虑到许多文化老人的自传，在申诉自己长期被剥夺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解构那些不合理的权力体系，那么，对这种申诉和解构的挤压、掩盖，本身难道不就已经加入了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并由此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了吗？

当代荧屏名人自传还喜欢将自己和另外一类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区别开来，这当然也是出于自身的认同意识。在处于权力顶峰或权力底层的人们看来，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和荧屏名人并无实质性区别，不同之点仅仅在于，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们往往不好理解，所以他们的声音，最好还是由荧屏名人们代替发表出来吧。这样，荧屏名人轻而易举就获得了代表一切艺术家说话的权力，正像他们始终代表着广大观众与读者，像幸福的鸟儿唧唧喳喳一样。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名人自传中，名人甚至还自认为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呢："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要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

在人类诸多的权力结构中，代表别人说话的话语权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一切偶像的诞生，都要通过在话语上对别人的权力的巧取豪夺来完成。当人们树立、认可某个公共偶像时，

就意味着人们要把自己代表自己的权力拱手让渡给偶像，通过偶像信口雌黄的单口相声显现自己被歪曲的存在。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这类偶像在高居仰仗他们表达自己的那些芸芸众生的存在的金字塔顶的同时，还必须服务或服从于更大的权力之源，当他们以公开揭密的方式掩盖更大的真实，至少是延迟或干扰对真实的想象的时候，当他们以说出真话的虚假的坦诚无休止地说谎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执行比他们站得更高的权力者的指令。对被代表者，他们是剥夺者；对可见或不可见的权力之源，他们又是被剥夺者。

传主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倒是向我们指示出权力如何以变相的方式继续保持并且滋长的线索。消失的只是具体形态的权力，而保持和滋长的是永恒的权力之源。 在消失与滋长中，还有旧的权利的接续和延伸：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过那么多的人成为个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但轮不到我------但《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几遍，我由衷地赞佩与景仰他那无与伦比的文采，在中国，我至今还没有看过能与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驾齐驱的文章。我能背诵他的已发表的全部诗词，我熟悉与播讲过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于是，我只要听说有诋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然而，我个人又无能为力。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

善哉。

由此也可以知道，如此名人实际上就是被权力温床惯坏了的宝贝。"我是宝贝谁爱我"的小说叙述模式，作为一种虚拟化的变式，也可以归入名人自传的系统，而且是这个系统的极致。简单地说，无名小卒预先把自己当名人而在文字中倾心地自我抚摩，发表出来果真就成了名人，便是宝贝模式的真谛。宝贝，是坚信自己将会成为集体关注的中心然而毕竟前途莫测的准名人--不具合法性的伪名人。名人，则是知道已经获得集体认可因而可以持证上岗的合法化的"中国宝贝"（这是二、三十年代也曾引起过震荡的一部作品的名称）。宝贝和名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自其不变而观之，二者都是权力炒作、权力诱导、权力呼唤的产儿。

5、修辞破译

名人的"名"与名人为之服务的权力主体的"权"互为表里，这是名人自传一切修辞手法产生的根源，也决定了这些修辞手法的内容与实质。

一位名人这样评价同行的做派，也就是他们的修辞艺术：

"我看我们这支队伍越来越正派，越来越成熟了，大家的风度、气质越来越脱离了个体户演员和摇滚歌星的那样一个范畴。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大有前途，因为很多同志非常刻苦，有方向，能把握自己------大家谈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斯文，越来越有一种文化气息，这是我们节目主持人队伍很可宝贵的性格特点。"

"很可宝贵的性格特点"从何而来？他也有一套完整的说法：

"我们主持人是在集体制约下工作的。尽管屏幕上突出的是你自己，但离开政府给你提供的屏幕，给你提供的话筒，离开这样一个创作的集体，你将一事无成。"

"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一定要注意一种倾向，不要把自己当成是自由职业者。我们可能经常接近文化圈的人，而他们一些人的思想观点等各方面都保持着强烈的个性，这点你一定要想到你跟他不同------你藉以出名的单位是共 产 党的宣传机构。主持人离开屏幕，离开话筒，就什么都不是。在胡同里评不出最佳主持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工作起来，内心就不矛盾。不要别人说什么你也跟着起哄，最后到底怎么回事你也不明白。" 这就把他们的修辞艺术的奥秘揭示得清清楚楚。

因为自觉地和"个体户演员和摇滚歌星的哪个范畴"（其实我们还可以将他说的这个范畴扩大为一切有独立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艺术家）区别开来，名人自传的文体就必然向非艺术那一面

倾斜。他们断定艺术是不负责任、没有地位的"个体户"所为，这说明他们毕竟明白自己和艺术的区别；但艺术究竟是什么，恐怕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但他们确实尽力使自己的工作做得像艺术，或者按他们的主观意愿，那本身就是最艺术的，比如能够背诵几首唐宋诗词，引用一点外国文学什么的，再就是秦牧、杨朔歌德派散文的变体大流行。

一个优秀的名人的"文化气息"、"斯文"，与一个不受欢迎的艺术家的艺术之间的根本区别，还不在此。一个不受欢迎的艺术家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他们的艺术产生于人们在生活中激发的真实的喜怒哀乐，迷惘与困惑，不满与冲撞，即使面对伟大的传统文化，他们也不会脱离现实作无条件的赞佩，他们甚至为了现实的意义而成为一个反传统、反文化的浑身毫无"文化气息"也根本不"斯文"的"摩罗诗人"；而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人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因为他们"越来越正派------有方向，能把握自己"，就因为他们的话语只是毫不含糊的既定意志的推演和宣告。他们一方面当然可以通过传统的权利机制加上现代传媒相结合的话语暴政，强迫观众和读者"喜欢"他们；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努力通过一种排他性的艺术风度--他们在荧幕或屏幕上的各种修辞手法--吸引本身并无多少艺术鉴赏力的普通观众与读者的注意力。 艺术家也倾尽全力来追求修辞的上达，但这样的修辞是为了立其诚；名人在锻炼修辞上化的工夫也许会大大超过艺术家，但这种修辞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并在掩盖中兜售其虚伪。名人自传的文体与修辞，正如名人在荧屏上一举首一投足所展现的风度，是太平盛世的黏合剂，是掩诸色而成一色的纯白的涂料。他们先自己理顺了各种利益关系，"内心就不矛盾"，然后，在他们一点矛盾也没有的内心绽放出来的语言的花朵中，一切被谈论者、被描写者，一切"走进新时代"的中国人--也与他们一样，一个个柔情万种，欣喜不已，怀揣着倾吐不尽的诗情画意。

在现在的公共空间，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不是学者的著述，作家、诗人的诉说，艺术家的语言，而是名人们玲珑剔透的"普通话"，它满盛着"爱"与"感动"的泪水到处泼洒，同时也富含着权利的指令，随时进入普通人的意识与下意识，在虚化他们的精神的同时，也钝化了他们对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最起码的感受力。名人的"普通话"取消汉语的差异，制造习非成是的语言习尚，用"弘扬文化"、"再创辉煌"、"分享艰难"、 "XX情怀"之类貌似高雅实则粗俗不堪的陈词滥调，阻遏青少年正常的语言发育，使他们在语言形成期自动放弃追求自己的语言的权力，不假思索地接受用名人的风度、媒体的图像为载体的上选的"普通话"。名人制造了一种绝对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也制造了弥漫性的语言的空间。

当代名人的勇于修辞，也是汉语不断走向粗俗化和伪文化、伪高雅的最大促进者，是精英文化撤退之后留出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是在全无修辞资源也全无修辞诚意的情况下拼命修辞的伪艺术，由此造成的语言时尚，充满了工厂、部队、机关、学校、商店、餐厅、超市等各种场所，不仅弥漫于公共领域，也渗透了私人空间，不仅宣之于口，也笔之于书，就像空气滋养生命一样滋养--饲养--着生死未卜的汉语。

当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忙于梳理学院里的学术语言及其基本词汇时，他们不知道，有另一双无形的大手（我指的当然是手握话筒的荧屏名人和授予他们话筒的权力之源的合体）正在用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力量，日夜不停地大量生产乔治奥维尔所谓的"新说法"（Newspeak），以此塑造着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作为一个时代主流表达方式的语言。这种"新说法"和主流语言表面上是一种大众化的、软性的存在，本质却是奥维儿在19xx年所说的"对英国人的心灵进行蚕食鲸吞的政治语言"。我觉得E.W. 扎伊尔德在其题为《知识分子的抗辩》的讲演集中，就这个话题对知识分子发出的一再提醒，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知识分子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受习惯表达方法支配的每个社会的语言共同体，总是已经存在着了，其主要功能，就是维持现状，确保事态平平稳稳、毫无变化、不经受任何挑战地向前延展。奥维尔在其随笔《政治学与英语》中对此问题的讨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他说，陈词滥调、老掉牙了的隐喻、懒散的写作，都是'语言衰亡'的实例。语言衰亡的结果，是心灵麻木、了无生气，

而衰亡了的语言仍然具有某种魔力，像超市里的背景音乐，轻轻拍打着人们的头脑，引诱它进入毫不设防的催眠状态，乖乖接受它所提供的未经检验的观念与情绪。"对朱利恩本达（JulienBenda）来说，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一味容忍，那就无异于背叛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条："19xx年，还远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意识到，对政府来说，驱策那些类似今天的媒体文化人的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帅我网是多么重要：政府招他们来，不是要他们做领导，而是利用他们强化政府的政策，对官方的敌人开动宣传机器，向无知的百姓倾泻花言巧语，以及参与制造乔治奥维尔所预见到的专制国家整个庞大的'新说法'体系"（扎伊尔德，1993）。事实上，任何一种"新说法"都并不企求永恒的有效性，而只希望达到一时的说服或哄骗的效果。因此，"新说法"必须不停地制造出来，不管怎样前言不搭后语，怎样朝令暮改，也不管人们的实际接受能力到底有多大，反正不能让你闲着。在这意义上，"新说法"才是彻头彻尾的话语暴政。

6、"看"的时代的巨大文本

由庸众和名人共谋的名人偶像崇拜，是消费主义时代极端媚俗的意识形态的最粗鄙的编织者。当代无个人，只有关于个人的话语，报道，谈论，歪曲，虚构，谣言；用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产品，就是名人--出名的常人。名人自传决非孤立的存在，他联系着一个巨大的社会文本。

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说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最高尚最深刻的精神创造，固然仰仗于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是，如果你想多多了解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一流作品之外，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品也不能偏废，它们在拣拾直接的现实生活材料方面，往往还要超过专注于人类灵魂的一流作品。我的爱读名人自传，多半就因为这个，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叫多识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吧。

在当代荧屏名人自传之前、同时和之后，出版界其实也一直在组织另一系列的名人传记，著名的有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其它一些出版社也有成系统或零星的传记著作出版，近年比较有影响的，就有文化方面的关于辜鸿铭、胡适、陈寅恪、吴宓等大型传记。这些作品，无论在传主的文化素养、做传者的知识水平方面，都是荧屏名人自传无法相比的。但是，就提出或暴露的问题而言，荧幕名人的自传或他传未必没有相同的重要性。至于从社会的接受来看，只要翻翻荧屏名人传记的印刷数量就可以知道，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你可以说文化名人的传记是高品位的，但你不能说，当代荧屏名人自传的实际影响会低于高品位的文化名人传记。如果说荧屏名人的传记只是过眼烟云的文化垃圾，而文化名人的传记则可传之久远，那肯定是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在更大的读者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才不过是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东西呢，充其量也只是荧屏名人传记一个不起眼的陪衬罢了。从文学名著的高度对名人自传的轻视可以休矣。

正是不同的传记作品在图书市场悬殊的冷暖遭遇，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我对当代荧屏名人传记的兴趣与其说在这些传记本身，毋宁说是这些传记倒映出来的读者形象。每当我拿到一本荧屏名人传记时，总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读书，而是和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读。我也不只是在研究某个传主的顾影自怜，搔首弄姿，欲盖弥彰，或欲彰弥盖，同时也可以用眼角余光扫一扫在想象中跟我一起翻动书页的别的读者们，试一猜度他们的内心。名人传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交流场所，你在这里收获的乐趣，可能要超过金圣叹的雪夜读禁书。

名人自传能够带给读者怎样的满足？我想，抱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或"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想法的人，恐怕很少，而习惯于仰望明星的精神疲软者往往居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一般所谓穷人，他们对于当前的福人和天生的福人（在他们看来并无本质区别）通常总是羡

慕不已，并不怀疑什么，你也不用担心名人的炫耀财富或别的什么会引起崇拜者们心理失衡，因为对于大多数崇拜者来说，名人毕竟不是自己周围的张三李二，而是大家一同观看、真的"须仰视才见"的天际之星。正如名人的热爱现实、总希望权力的色彩与物质的闪光越美越好，人们对名人的爱，也总希望名人的形象越无可挑剔越好，名人的哪怕再过火的炫耀，他们也不会嫉妒，不会反感；相反，他们倒是不能原谅名人的老实，寒碜，就像在电影院里，他们画了钱，不是为了看他们熟悉的窘迫的生活，而是为了借助电影的离奇与做作，拜访一下他们所不熟悉的也许根本就想象不到的另一种富足美好的存在。这时候，名人的一切虚假表演，反而都成了他们投资的回报，谁要是揭破假相，必将作为不知趣的败兴者而受到唾弃。名人的举首投足，很容易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客观投射物，情绪不停地被煽动起来，几乎不可避免。

很难说，这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优点，因为人生有时候确实承受不起太多的真实，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是较好的逃路。崇拜名人并进一步阅读名人自传的报偿，也可谓无穷无尽：和终日枯坐电视机前或在昏暗灯光下看晚报所获得的名人印象不一样，你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探秘、印证，其中的满足难以备述。没有人告诉你，这只是集体的欺骗，因为你自己就参与这欺骗，就需要这种不无幸福的愚弄。这就不奇怪，在一个远没有消灭贫穷的非理性的消费主义时代，为什么无论贫富，一律折服于名人，因为名人形象，就是消费主义时代最大最成功的广告。这个广告不为某一种具体的商品而做，它服务于一切待价而沽的商品。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效应中，名人用他的名气为自己积累着不断上升的资本，而庸众也相信在对名人的痴情追逐和观看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本与权力。

名人自传这股旋风越旋越急，中心终于越来越小，固定在当代名人身上，很快又缩小一圈，最后聚集于当代传媒与影视界。这是有道理的。以前，阅读名人自传的目的不外于窥探隐私之类，现在，这种得到从门缝里看进去的刺激性快感的目的固然还在，但除此之外，另一个新添的项目也许更加振奋人心，就是大家同时仰起头来，观看一致认可的明星们超越不同的媒体界限，以自传之名进行的大致相同的语言表演。

从窥探发展到观看，这是自传阅读方式的一次革命性转变。窥探还只是发生于各自分割互不相干的单个阅读空间，而观看行为则把这些单个的空间连成一体。观看性阅读作为荧屏观看的补充形式，或者就是荧屏观看的一部分，真正将读者引入了后现代的一切皆诉诸观看行为的虚拟性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观看时代的巨大文本，就是这样被编织起来的。这个文本脱稿之时，就是本真的现实感陷落之日，而本真的现实感一旦陷落，观看时代的迷茫更加无处不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名人自传的前景真是无限美好。

如果有谁耐心地听我瞎扯到现在，就请打开前面推荐的《罪恶的伊甸园》一书第三百二十一页：

"山西这个地方挺邪的，别的方面发展那么缓慢，惟有歌舞厅数量最多，而且生意很红火。最早开发太原色情业的四川妹给同行姐妹们发电报，用六个字就概括了情况--人傻，钱多，快来"。

精辟之至！但我又听说这六个字，本来是形容中国足球大量引进的外籍教练们喜心翻倒的样子的，被《罪恶的伊甸园》迷茫的人生的作者移花接木，用在这里了。果真如此，那么就确乎是具有普适性的六字真言，而且差不多可以作为时下中国的一则大寓言--譬如国外某驻华公司代办写给总公司的述职信，在评价这边投资环境时，如果也用上这六个大字，岂非神来之笔？但这已超出本文谈论范围之外，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将这六字真言送给目前还没写过自传的名人们--"人傻，钱多，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