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读后感

周凯旋---上亿身家女富豪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901班 20090501019 顾颂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因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彼此对于成功的的定义总是不一样。至少在我看来周凯旋的确是没有办法和顶尖的成功人士相比,毕竟像是乔布斯,比尔.盖茨之类的人着实为少数,可是,一个女人,我在此没有贬低女士的意思,做到如此地步,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楷模和向往。 她无疑是成功的。

周凯旋有着从普通公司职员到上亿身价女富豪的传奇经历,而完成这个跨越的,在于她出众的能力,也在于她爽朗的性格。她依靠自己的头脑起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赏识,用这些资源,她铺就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她有独立的思维,同时又有超强的沟通协作能力,她有积极而又淡然的态度,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她,只能说:魅力。周凯旋是原TOM公司第二大股东,TOM私有化之后退出。创办周凯旋基金会,并担任李嘉诚基金会董事。曾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xx年“亚洲商界女性十强”之一。

作为华人首富的红颜知己,周凯旋的住宅距离李嘉诚的只有5分钟车程,他们也常被看到在一起吃早餐。的确是,李嘉诚是周凯旋的好友,有这样一位好友,令很多人为之羡慕,周凯旋在自己的事业上最重要的一步上是由李嘉诚为她投资。李嘉诚之所以选择相信她自然也是因为她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她在事业和工作上表现成功的征服了李嘉诚的信赖。不单单是李嘉诚,施南生是香港电影界很有影响的女经理人,在香港商界、社交界有深厚人脉。名不见经传的周凯旋向施南生自荐,说能帮施把电影卖到欧洲。施南生出名的求才若渴,她欣赏精明过人的周凯旋,两人很快成为好友。在施南生的扶持下,周凯旋渐渐进入上层社交圈。除了结识香港及东南亚各路商家外,她还结识了另一位朋友张培薇,她正是东家董建华的表妹,对董事长影响力很大。

交朋友也是需要的眼光的,李嘉诚和周凯旋在很早的时候就是朋友,两个人再看现在看来都有着令人震惊的财富和成功,有句话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交友是一种艺术,好的朋友可以使自己将来的一只手,坏的朋友则是一块绊脚石。

所谓人脉,就是这样吧。周凯旋的成功离不开这些人的帮忙和支持。

周凯旋是一个极富眼光和灵感的女人,她无意中开始了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东方广场项目”。她和张培薇为董建华下属的东方海外公司寻找地产投资项目,完全靠直觉在北京长安街上找到儿童电影院,却发现按照政府规划,必须要在周围1万平方米的面积上整体开发。于是,“两个女生,从一幢小楼起步,做成一件轰动的大事”。周凯旋全面吃下王府井至东单“金街”与“银街”之间的10万平方米的地段。之后,毫无地产操作经验的周凯旋提出了全面开发新东方广场的规划,并用半年时间迁走了长安街上20余个国家部级单位、40余个市级单位、100余个区级单位和1800余户居民。在这个项目上,董建华给予她充分的信任,至今周凯旋也没弄明白这种信任源于何处,只好自认为是董先生这类大人物的一种独特的直觉。周凯旋说:“我现在都很感激他,因为没有他给我机会,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虽然我自己也在努力争取,但是,门是他替我打开的。”李嘉诚和周凯旋认识,是因为董建华希望与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合作开发这个庞大的项目。周凯旋说服李嘉诚为此项目投下20亿美金,并且最终取得了4亿港币的酬劳。事后周凯旋回忆说:“这件事前后做了5年,赚到了我人生最大的一笔钱。”

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空间,市场调研,购买程度,利润市场等等都得益于人们的眼光和感觉,人们的财富很多时候都被预言。我想,一个人的个人财富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己的追求就会改变,原先对于金钱的热爱执着慢慢的便会转换成为精神上的满足,就好比周凯旋。周凯旋并非止步于商业。周凯旋基金会于19xx年8月28日成立,以“促进普及教育”为使命,希望能帮助更多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对于女性的成功,周凯旋认为:“我认识很多成功的女性,我发现成功的经验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只要把着眼点放好,努力争取一个结果,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去做任何事。

很多成功的女性摆在面前,真的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力和羡慕的感觉。成功不仅仅需要的是实力,更重要的是机会和机遇,周凯旋的成功和乔布斯的成功区别在于,她的偶然性太强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周凯旋是幸运的,也是在幸运中酝酿的必然。

就我自己而言,事实上我没有太大的野心,能够过上小资的生活,便是希望和满足了。

 

第二篇:名人传记

名人传记——胡适

胡适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XIN),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xx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xx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xx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主要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xx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xx年考入中国公学,19xx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xx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xx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xx年至19xx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xx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xx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xx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xx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xx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xx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xx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著作书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胡适文存》《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戴东赢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胡适日记》《齐白石年谱》,以及《先秦名学史》等英文论著。此外,从19xx年起,还陆续翻译了都德、莫伯桑、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胡适去世后,台湾编辑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手稿》等,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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