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读书报告

19xx年，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柯文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一书在美国出版。19xx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着手翻译了此书。笔者读的是由中华书局20xx年8月出版发行的中文版本。本报告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主要内容

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并未直译，原英文原标题是“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柯文用了“the Recent Chinese Past”的说法，而不是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之类，因为柯文是反对将中国分为“传统—近代”的单纯二元模式的。也就是说，柯文特意回避使用当时美国学界主流认可的“近代”这一概念，而强调了中国的历史本身。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柯文的严谨学风与历史观。总观副标题，本书应既有对前人“书写”方法的总结，也有对新方法的论述，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叙述”的概览。正如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1这也基本概括了本书的意旨。

本书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其整体结构乍看为“先破后立”，实则为“破中有立、立中有破”。也就是说，书中对其它三种研究模式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批判性地指出其局限；同时，正是在这些局限中，“中国中心观”也渐渐浮出水面，露出真容。 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模式的主要局限就在于它们均认为西方的介入是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种局限导致的后果就是“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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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中，柯文系统地分析了“冲击—回应”模式的利与弊。冲击—回应模式是费正清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在西方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为了寻求出路，被迫作出回应的历史。其中，这一回应既可以是积极的学习西方，也可以是消极的抵制西方。无论哪种，费正清认为这两种回应都使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始于西方的。柯文指出，冲击—回应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最适用于研究近代的中外贸易和沿海港口城市，研究内陆则不适用。非常明显，这一模式将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均认为是对西方的回应，这样一来，一方面将一些不属于回应的历史事件误认为是回应；另一方面甚至将某些根本不是回应，或者与西方无关的变化直接忽略。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中，柯文对李文森提出的传统—近代模式进行了批判。李文森将中国直接割裂为传统与近代，认为传统中国已停滞不前，已绝无可能以自身之力谋求发展，只有依托西方才能进入近代。且不论其西方中心主义之病根，单从这二元对立的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就不得不说其荒谬。无论是中国，抑或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传统中都势必孕育着近代的因素，而近代中更少不了对传统的继承。简单地将此二者割裂，不言内部因素而言其它，实可谓谬上加谬。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中，帝国主义模式看似是站在了前两种模式的对立面，脱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躯壳，直言西方介入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依然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步入近代，实则与前两种模式相辅相成、如影随形。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中，柯文在总结前三种模式“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2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自己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在研究方法上，柯文主张将中国历史细分化，横向上展开区域史和地方史研究，纵向上展开社会史研究，并倡导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二、 两点启示

1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68页。 2同上，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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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一个中心主义？——“取向”与“模式”

前三种模式的原文都用的是“model”，而中国中心观则用的是“approach”。“approach”的原意是“接近、靠近”，本书中林同奇将其译为“取向”。柯文在最后一章中这样解释这种“取向”：“我这里讨论的更多的是一组趋向，而不是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1对于“中国中心”，柯文强调它与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不同，既不是指世界要以中国为中心，也不是完全无视外界因素、将中国历史发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的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柯文是试图站在中国的视角，从中国出发，既以内部因素为中心和重心，同时又参考外界因素的影响下，研究中国近世史的。这一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但是依循此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行度如何，柯文也对此作了反省与分析。一方面，对于美国学者而言，采用中国中心视角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民族自豪感的强烈驱动下，很可能会将“approach”变为“model”，甚至走向“centrism”的极端。关于这一点，本学期顾斌教授在课上提到过，他说在中国研究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非常排斥“西方”，只要是“西方”的观点就是错的。这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不仅背离了柯文的初衷，也为研究增添了更大的屏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那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柯文在结尾这样写道：“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3也就是说，柯文也很难直接指出能够完全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能尽量“减弱”，并且这种影响是出于研究主体的自觉。更难以捉摸的是，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来检验这种自觉意识产生的研究成果是否真实。进而，我们不得不思考，是否有一种研究“取向”可以无限接近历史真理？这种取向又是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2、局部与整体 1

2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崛起》[M].中华书局.2002.8，第170页。 同上，第211页。

3同上，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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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柯文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发现其准确把握的难度，因此他批判了前三种模式的共性理论框架，避开了前人的宏观论述，避开了将中国近世史视为整体研究的对象，转而提出了将中国历史横纵细分的研究方法，并极力倡导融合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只是拘泥于历史学领域。从本书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柯文总是举出个例来批判前三种模式，并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他自己的相关研究中，也将中国分为沿海和腹地。而他在本书中极力推崇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更是从地理角度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地区。同时，柯文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划分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划分，就是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不仅仅停留在整个社会的表层，而是深入到内部，探索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笔者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对于柯文来说，研究对象越细化、越局部化，研究的结果就越趋向于真实。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另辟蹊径，刷新了前人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一种趋向历史真实的可行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新的概念词汇。另一方面，虽然柯文注意到了局部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极度特殊化的追求，使得柯文忽略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甚至忽略了整体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对“动态”的强调，柯文的研究方法缺乏了恒定的标准，也可以说，柯文根本就是在竭力取消这种恒定的标准。这让我们开始反思，如今，缺乏标准的动态局部研究大为流行，那么，标准还重要吗？整体还重要吗？

柯文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站在西方的视角，认为西方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甚至是全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正是试图将这种思维模式彻底推翻，并建立起自己的思维模式。他们都是在努力创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范，不同的是，之前的三种模式都具有较强的限定性，而柯文的取向却更为开放，有一种试图包揽一切却又说不清、道不全的意味。而从这一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之前的三种模式都是从中国近世史整体出发，并有鲜明的标准与定式，当这类理论经历了鼎盛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反其道而行的新理论。那么，据此可以设想，当强调局部与动态的“中国中心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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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程度时，是否也会出现与之相反的新理论呢？整体的宏观概括与标准的精确划定会不会再次回到研究者的视野？

通读全书，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更像是一种前提，还需要之后的研究者不断地实践与反思，使之完善为一套充实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以局部切入是可行且易行的方法，但作为研究者，不妨也立足于整体关照的基础上，将部分与整体相联系，突出局部又不失整体。此外，对于以西方为视角的研究成果也应理性对待，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观点一无是处。因为中国学研究需要不同的视角，这种“不同”既包括不同背景的学者都从中国本身出发而产生的差异，也包括了以中国为出发点和以中国之外的视角为出发点而产生的差异。特别是对于中国本土研究者而言，西方及其它非西方视角都是新视角、不同的视角，这些研究成果及其中蕴含的深层文化原因都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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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工管1402班 0519140211 华超文

书名：《中国的历史》第七卷：斜阳和黎明 中华的飞跃 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舜臣 译 郑民钦

简介：作者陈舜臣是一个日籍华裔作家，他以一个其他民族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从鸦片战争到十五年战争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历史。由于作者是以一个其他名族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近代史的，所以他以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文字呈现出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以及可笑的特性，中华人民对列强的反抗对统治者的失望，国内革命进步人士对改变中国的渴望作出的各种行动。此书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了历史变迁的全貌，是一本值得细细阅读的书。

正文：

这本书分为斜阳和黎明 中华的飞跃两部分。斜阳和黎明部分，作者写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历史。在鸦片战争之前，作者写了清代的一些结社，如罗教、天地会等组织。书以水夫为例，乾隆过后，国势倾颓，治安混乱，在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上，运输物资的水夫经常要受到盗贼的抢劫，他们为了自卫从而团结起来结社。而此时清政权对结社异常的敏感，统治层的满族人害怕汉族人团结使满族政权土崩瓦解就严禁结社。所以那时的组织都是秘密结社，开始还不带有政治色彩。但那时满族统治者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各个官阶，统治层的腐败就意味着百姓的疾苦。当生活于水深火热中时，自然会有人成为盗匪，有人加入一些组织，反抗清政府的统治确切的说是满族的统治。这时

这些组织就带有了政治色彩。我觉得作者写这样的秘密结社的历史，第一是说明了清政府统治已经得不到民心，百姓中已经有了反抗的声音。第二是为了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秘密成立组织反抗腐败统治者的历史，这也恰好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太平天国、义和团、兴中会甚至是中国共 产 党等组织，他们都是为了改变中国使中国崛起摆脱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和列强的侵略的情形。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只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对外贸易以朝贡这单一的模式。外商和清政府几乎是不相往来的。所以双方贸易的基础极其脆弱，鸦片作为违禁物却没有缴纳税就直接运进来。清政府中有人看到了这一点竟然提出了弛禁论，允许鸦片进口赚取进口税。当然不会被允许，鸦片始终是违禁品。清政府始终不与英国的商人打交道，这对势在发展经济和工业的英国来说很是不满。他们先后派出律劳卑、义律来华想与清政府谈判，想要改变这样的局势。但此时的他们也正好碰到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引起了英方的强烈不满。最终还是“炮舰政策”起效，英军占领舟山，甚至随上打到了天津，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但统治层方面还是不与英国方面打交道，派出琦善与英国方面谈判。英国方面在此时提出了“十五点要求”，而此时的这十五点要求基本上就是后来《南京条约》的基本框架。其中就包括割让“香港”。清政府当然不答应。后来的各种谈判也是不欢而散，最后英国方面发动了“鸦片战争”。可笑的是，此时前线抵抗的清军少之又少，原因是在谈判之前，琦善为了讨好英国方面减少了前线兵员，甚至在抵抗时，清军将领为了抵

御英国的枪炮想用巫术来影响他们的精准度。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广州，甚至英军通过长江逆流而上。清军完全抵御不了英军的进攻，甚至都没有去抵抗直接投降。与此相反的是，百姓的抗争让人觉得悲壮，三元里抗英，镇江妇女为了不被英军侮辱而选择自杀。清政府抵抗不了英军的舰队，加之内部的腐败，如果继续打下去，国家财政恐怕就会崩溃，道光帝屈服了。“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英国舰队逼近南京，清政府几乎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要求，缔结条约，也就是《南京条约》，后又追加了《五口通商章程》。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

鸦片战争最终的受害者还是黎明百姓，清政府偿还债务还是需要从税务中汲取。而税务的来源当然是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就会有人想加入某种组织。这个时候就诞生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通知。

这样有组织性的政治性的组织并不少见。在第二部分的中华的飞跃部分，作者就写了一些进步人士的组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封建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达到顶峰。虽然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已经想改变中国当时的面貌，但始终改变不了封建腐败的本质。最终还是辛亥革命起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推翻了帝制。在19xx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革命果实却被窃取。之后的军阀统治时期，孙

中山做了很多努力但结局还是不理想。在中国，改革或是说革命还得继续，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让人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共 产 党的成立，以及共 产 党人的努力使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xx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成功。

这本书宏观的展示了中国近代史的全貌，其中写了很多对于组织的诞生以及主要人物的事迹，这一点是我最喜欢这本书的一点，全书以组织事件将中国的近代史串联了起来，国家的历史就是个人的历史之和。但以我的视角来说，这本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作者花了过多的文字描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时期，以及很多的将历史视角放在了政治上，文化和经济工业方面上的描述很少。可作者也自己说了解读历史，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层面的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作者本身是以其他民族的视角来看的，所以对于历史描述必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和自身的判断。

我从中最大的收益不是对历史事件知识的了解，而是得到一种以不同视角审视历史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视角不同所得到的信息就不同，这当然也取决于个人的三观。对于历史，我们不能加入个人感情，而只能以无法改变的旁观者的心态去解读，所以对于这本书，我推荐大家去品味，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