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费孝通（19xx年11月2日~20xx年4月24日），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xx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xx年到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xx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xx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xx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xx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叫《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xx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xx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xx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xx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

19xx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142人，其中就有费孝通。

19xx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xx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xx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xx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

19xx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xx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对国家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非国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成书背景

19xx年暑假，在赴英国学习前，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入捕虎陷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他听从姐姐的劝告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养伤期间，他含泪写成了他俩此行的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19xx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

会的病痛。

19xx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xx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三、主要内容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以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生活（主体部分）；二是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

其中第一部分详细剖析了开弦弓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受到当时特殊环境的影响，以致具体的方向都是在论证新社会建立以后给人们带来的变化，当然必然会提及起社会结构的不足。第三部分则是笼统介绍开弦弓村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篇演讲稿。下面我将具体讲一下主体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是前言。

第二章主要讲了调查区域的界定，人工河渠、交通发达的地理状况，以种植水稻为主，蚕丝业为辅的经济形势，并说明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蚕丝业的衰落对开弦弓村人的影响。同时以地图辅助来概述村庄格局，详述村里人由本村人和外来人组成，并阐述了二者的特点，最后解释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

第三章以家这个基本单位为中心，介绍了该村的社会背景，主要分析了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家庭组织的基本关系。前五小点主要是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后三点主要是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主要围绕重视香火绵续的父系传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儿子才能接续家系，传承香火）、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及孩子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夫妻关系则主要围绕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夫妻、婆媳的关系及表亲联婚、小媳妇等特殊婚姻形式。

第四章第一部分揭示了所有权是什么及财产的分类。第二部分分析不同种类的物如何为不同的成员所拥有，以及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是如何在各成员之间分配的，最后指出家长的权威性。第三部分讲述了财产的传递过程主要在三个阶段，结婚、分家及去世。第四部分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以一个人没有孩子或有女儿无儿子为例来详细阐述，说明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第五部分说明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不仅在他们生前，也延续到祭祀等对灵魂的福利。第六部分简述了新继承法与开弦弓村实际情况的不同。

第五章第一二部分分别讲述父系、母系亲属关系如何扩展。第三部分讲述亲属关系扩展的另一种方式——名义上的收养，并说明名义上收养的社会关系与亲属关系相似。第四部分说明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也很普遍。

第六章第一部分讲述户的定义和非家成员进入一户的办法。第二部分讲述邻里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讲述村民祭祀灶王爷和刘皇的习俗，分析了灶王爷的警察职能，揭示人们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第四部分说明村长通过村政府履行职能。第五部分讲述了保甲这种强加的行政体制。

第七章讲述了节俭思想对消费的控制，住房格局，以水运为主的运输方式，衣着特点及其功能（说明衣着不仅在于保护身体，也是进行社会区别），开弦弓村人的主食及供给方式，说明娱乐活动多出现在生产活动的间隙以及村民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第八章说明农业是村民共同的基本职业，从事专门职业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非常少，并说明了两类渔业户的不同。

第九章概述了计时系统，并说明三种立法均被使用及各自使用情形和村民的活动时间表。

第十章讲述了农田分布及灌溉，水稻种植过程，农民合作的劳动组织，详述了科学与巫术都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手段，只要科学无法提供更为有效的认为控制自然的方法，巫术就难以完全消除。

第十一章讲述了湖泊河流道路的所有权，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的具体情况，完全所有制下的税收和土地继承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从土地的特性说明农民为何很抵触将土地卖掉，不在地主制下地主如何收租，农民如何交租以及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交租制度的变化。

第十二章画出了蚕丝业变迁过程的图解，分析了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与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相互作用的变迁过程，讲述了变革的力量及意图，当地政府对变革的支持，养蚕改革计划的实施过程，合作工厂的运营情况，政府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和挣工资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第十三章讲述了养羊及贩卖的具体情况。

第十四章主要讲述了交换方式，内外购销相互依存，来自其他村的小贩和来自城镇的两名小贩做买卖方式的不同，说明航船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是无偿的，而作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才是它获利的主要途径。

第十五章第一部分说明积蓄与亏空存在的现状及原因，第二部分讲述因大笔款项需求产生的互助会多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或为偿还办丧事所欠债务和互助会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三部分说明村民稻米储备不足时通过航船进行借贷，主要是借米。第四部分说明产生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利贷的具体操作方法及产生原因。第五部分说明信贷合作社的失败。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是本书的点睛之笔。深入浅出的说出了中国农民生活问题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接着就道明了其来源是中国的土地政策问题，比如在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下，从事农耕不足以维持生计，在条件许可下必然会带动副业、手工业的发展。一旦副业、手工业受到打击（如外来技术的冲击）直接后果便是生活贫困，最终引发冲突。在发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生活问题的方法，即恢复农村企业。

重访江村是21年后，写的是19xx年的事。当时，开弦弓村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为国家所有，人们集体劳动。作者在看到农业社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了增产不增收、农民的生活状况还不如19xx年的现状。究其原因是过于注重农业和地区分工，从而造成传统的养蚕业急剧减少，在农闲期的贩运也全部停止。副业的收入下降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们的生活支出较从前更多，所以产生了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的情况。由此作者提出解决方案：在生产上利用水面，使农副业互相支持；在生活上要勤生产，俭消费。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累，要勤俭建国。

三访江村写的是19xx年改革开放后进行包产到户的开弦弓村。在三访江村中，简述了开弦弓村五十年的经济、生活、人口变化，即纠正了片面的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从而使人们生活水平达到温饱状态。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但仍未解决生活资料的更新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了“工业下乡”的办法来发展农村工业，带动经济发展。

四、评价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这也恰恰就是费先生写作《江村经济》的基本视角。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网友 Minjie 在《再读《江村经济》》中说：“江村不在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费孝通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描述，来解释西方文化科技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你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你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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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自己也说：《乡土中国》就是我企图从农村社会基础上来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而构成一种乡土社会的类型。这就不限于一个具体的农村，而是指向农村的基本性质。”

中国社会学派的高度原创力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了一种“反必然性的社会理论之品格。《江村经济》所初步提出来的乡土工业重建问题，看上去非常不符合时代潮流，但它所涉及的其实却正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一、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或今日所谓“福特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 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二、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基自上而下的社会重组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乡土工业重建必然牵涉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其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探索已经相当自觉地以这些问题为明确指归了。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1994-2012,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除此之外，当代学者正试着用当代的眼光来解读《江村经济》，将作品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着重从经济学而不是人类学的角度来解析《江村经济》，如：

费孝通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他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思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路径。正因为如此，他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被人忽视的边缘问题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产业化途径后来被证明是有效的。

——宋文娟《从<江村经济>看“三农”问题》，池州师专学报，20xx年2月 作品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了开弦弓村的方方面面，看似客观冷静，但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作者的中心：发展乡土工业。虽然费孝通对乡村经济的看法

不乏缺憾，正如他自己所说：

“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

可见费先生是一个善于自我反思的人，学界对费先生的评价也很高：“费先生始终是一个坚持以学术服务于理想，以社会科学理论服务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学者。理想与生活的结合和张力，早在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己经破题。”

对于《江村经济》，阅读的时候感触是很多的，尤其是越到最后越能感受到作者通过文本传达出来的历史使命感。虽然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我仍然从作者对农村经济生活现状与社会道德标准的阐述中看到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担忧。他说：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我想作者的写作目的，也是想唤起读者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吧。

 

第二篇：《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中国如何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从开弦弓村蚕丝业说开去

——《江村经济》读书报告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转型升级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19xx年的开弦弓村同样在进行蚕丝业的改革，这种改革在发生背景、改革经过和经验教训方面在现在看来仍有借鉴之处。本文通过对这一改革的详细分析，与中国现状对比，提出对中国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

关键字：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开弦弓村蚕丝业

随着十一五、十二五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转型升级”这一宏观经济学术语不断地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随意在网上检索一下，便可找到关于这一事件的海量新闻：深圳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1、陕西省粮食产业转型升级2、福建省尤溪县纺织企业产业转型升级3??事实证明，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概括说来，当前广泛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有提升产业附加值、降低能源消耗、推动经济进步等等。而达成这些目的的内部动因，其根源往往在于技术的进步。那么，怎样捕捉甚至创造技术的革新？如何将新技术迅速有效地投入到生产环节？新技术会否带来问题？如果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绝不可能用一言两语轻松回答。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描绘了一个农村的蚕丝业转型升级的全景，我们对它进行梳理，并寻找可借鉴之处。

一、开弦弓村改革：背景

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上海以西80英里。4开弦弓村是典型

5的江南水乡，通航的水路发达，家家都有自己的船。农业人口占了村中居民70%以上6，

主要作物为水稻。然而，以现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情况，仅凭每家所产的水稻，满足自用之后，绝不足以弥补家庭的资金缺口。因此，养蚕缫丝一直是开弦弓村家庭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

一直以来，开弦弓村的蚕丝业都处于相当稳定的发展水平。一方面，江南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桑树，农民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蚕丝业的主要原材料——桑叶。另一方面，江南的丝织品在国际国内都有很高的声誉，销路一直很好。

然而，在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之时，这种情况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经济受到波及，不景气的经济下蚕丝的价格被压低。其次，在价1

2《深圳文化创意产业需转型升级》，/20120506/n342453360.shtml 《我省粮食行业科学发展实现新跨越》，.cn/data/bsyw/20120506_108509200_19.htm 3《福建尤溪县建设纺织产业转型升级项目》，.cn/content/2012-01-12/384071.html 4费孝通《江村经济》，第二章第二节。

5同上，第七章第三节。

6同上，第八章第一节。

格下降的同时，世界的品味也在发生变化，国际市场更加偏好日本等国家生产的高品质丝织品。在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下，村民养蚕缫丝的收入大大受损。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开弦弓村必须做出变革。

二、开弦弓村改革：过程

不需经过复杂的分析，开弦弓村的农民也可认识到，技术是限制他们的蚕丝收入的主要原因。传统的家庭养蚕方法有三个主要缺陷：第一，家庭育种所养育的蚕种很可能受过感染，而村民不知道如何处置，导致病毒大量传播，蚕种死亡率高；第二，蚕的生长过程调控不科学，导致蚕茧的产量和质量都偏低；第三，缫丝的技术落后，且不同家庭所产蚕丝的规格不一。

在引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开弦弓村的改革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开端是村长和镇上的领导人合作开设教学中心：一方面，村长有机会见识到更多人如何应对蚕丝业的危机，具有较高的知识储备，而且可以通过这一领导行为获得声誉和社会地位，他于人于己都有激励去推广这一行动；另一方面，村民文化水平过低，基本上不识字，却又对改善蚕丝业情况抱有希望。村长和村民的情况决定了这一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推进仍然保持着自上而下的特点。最初，村里只是为家庭提供教学指导；后来，在村长的带领下办起了合作工厂，因为只有合作工厂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蚕丝的质量。合作工厂的集体所有制是当时开弦弓村经济条件下的必然：先进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单个或几个家庭不可能承担这样的财务负担，也无法预见其所能带来的收益。

三、开弦弓村改革：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开弦弓村的改革有效地引入了先进技术、短期内显著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19xx年，开弦弓村工厂的产品还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然而，这种改革模式有很大的自身缺陷。第一是农民的配合问题。在合作工厂制中，由于知识水平所限，农民一般只负责出资，只关心工厂分配给他们的利润，而基本不参与其运作过程。这导致工厂不得不发放大多数利润作为红利，造成长期的资本投入不足。

第二是工厂运作的资金问题。合作工厂的主要资金实际上来源于政府支持下的农业银行贷款，严重的资金缺口导致工厂管理者不得不延期向农民支付蚕茧的购货款。长此以往，就造成了信用下降的窘境，末期，合作工厂在农民中逐渐失去信任，甚至不得不向外界购买蚕茧。

不仅改革模式自身有缺陷、导致改革的效果没有实现，而且改革本身还带来了领导者没有预料到的一些问题。一是因为工厂不得人心，家庭工业逐渐复辟。二是工厂的设立造成原本从事养蚕业的妇女失业，大量妇女不得不向城镇移动，这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三是妇女挣工资、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事实撼动了整个村庄千百年来固有的以父系为主的社会结构，导致家庭不和的现象，为社会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

四、开弦弓村改革：思考

现在让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开弦弓村人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承认，在当时的知识和经济水平下，他们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首先，面对产品价格下降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村长带领村民们选择了引进科学技术。相对

于农村传统的迷信文化，这种选择无疑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其次，村长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制度也符合村庄的实际情况，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技术。还有，发展教育中心、鼓励妇女参与劳动也都是开发民智、解放生产力的不二之举。 此外，他们还拥有优秀的外部条件。当时的国民政府多次发文支持蚕丝业的改革，还为他们提供资金，这些都是改革成功的诱因。

但我们也必须遗憾地指出，囿于经济办法的匮乏和知识的不足，他们犯了过多的错误，而没能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第一是没能调动最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如前所述，所谓“合作工厂”的“合作”之处实质上只体现在出资和利润分配的环节，而在劳动环节，实际上村民并没有参与。还要指出，这种模式也远落后于现代社会的股份制企业，因为合作工厂虽然名义上归村民共同所有，但村民知识的匮乏使他们无法参与到工厂的经营决策之中。如果村民对产业的改革失去积极性，则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 第二是对村民的素质教育没有落实。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蚕丝业的操作实务，二是蚕丝业的发展前景、技术变革的意义。开弦弓村在前一点的教育普及虽属成功，在后一点可谓毫无作为。投资知识的匮乏注定了村民们只注重短期的利润，这反映在后期他们不愿给工厂提供蚕茧。如果村民不能理解上层改革的做法之意义所在，则改革失去人心也是必然。

第三是没能充分考虑产业改革对居民生活的冲击。开弦弓社会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妇女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例如，吃饭的时候，家中的儿媳妇只能坐在饭桌最底下的位置，甚至不能上桌吃饭。7此外，它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不太能够接受人口的流进和流出。然而如前所述，工厂的出现同时给这两个基本事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扰乱社会稳定为代价，因为只有稳定的社会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福祉。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增量改革”方法8，从局部先开始试点，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动荡。

五、开弦弓村改革对现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开弦弓村是中国的一座水乡，代表了最普通的农村模式，对农民占半个天下的中国来说，本身就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而且，正如下文将要阐明的原因，现代中国与开弦弓村所面临的改革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与开弦弓村一样，中国同样面临着世界经济衰退的问题。而且，中国一直以来赖以维持贸易顺差的产品——衬衫、小型器械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其贸易竞争力也在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价格上升、以及全世界对产品品质要求的提高。这些外部的不利因素都与开弦弓村的情况吻合。

而从内部因素来说，现代中国和开弦弓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类似的。就经济特点来说，二者同样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问题。由于人的知识、视野问题，加之巨大的初期投入，它很难依靠经济的自我矫正实现，而往往需要靠政府提供外部力量才能解决。 7

8同上，第三章第七节。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二章2.2节

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必须要参考开弦弓村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要认清转型升级的方向。我们必须改变一味要求增长率的短视做法，而要以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来评判发展的质量高低，因为在新世纪，中国的限制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转变为研发能力。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具有高技术、低污染，并且能够为地区带来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其次是要开发人的力量、赢得群众支持。这一点启示来自于从开弦弓村民所反映出的中国人共性：正如前文多次强调，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应该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一过程决不能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让群众看到技术进步的好处，这样才能吸引最多数的人力、聚齐人心，切实提升所有人的福利；否则，改革将遭到冷漠对待。

第三是要提供资金的支持。一个村庄的合作工厂尚且有资金问题，那么一个国家发展资本投入巨大的高技术产业就需要健全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对于较为成熟的中国制造业，较为可行的办法是迅速健全信用体系，并从大型企业开始推进产业升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改革的脚步不能过于激进，而是要逐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在经济局势错综复杂的今天，中国社会比70年前更不能够承受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开弦弓村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维护好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的生活稳定，那么经济转型即使在有前途也无从谈起。因此，出于稳定就业、稳定增长、稳定物价的角度考虑，改革一定要采取增量的模式，不宜推行过于激进的政策。

六、后记

通读全书，最令我佩服的是本书作者费孝通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详实全面调查成果。正如他的导师在序言中所说，费孝通开创了人类学的新篇章，即关注发达文明中的人的文化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正是通过严谨的考证、细致的观察，费孝通才有可能把一个最真实、最全面的开弦弓村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使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家的珍贵研究材料。

魏征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相信，费孝通先生的文字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要像他一样用客观、细致地观察社会，用逻辑、理性分析社会问题，在正确的行政与经济政策指引下，中国人必将克服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困难，迎来新的增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