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是我们都熟知的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他的评价应当最 公正。他的评述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名人列传。

在正统教材中身背“软弱”“卖国贼”“刽子手”恶名的李鸿章，在西方却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这种差异可能不仅仅是“屁股”的影响，更有东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因素。而同样身为清末名士的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中，却也将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并对李鸿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

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

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这种情形使中国近代海防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应当说李鸿章功不可没。但是洋务运作并不采纳西方制度，其生产效率低下，后来因为军事洋务没有足够的军费，被迫开展经济洋务，从而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的做法使得中国重新了解世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视西学。但是这次应当举国参与的运动并没有使大多数国人能够清醒的认清世界形势，仍然有许多保守派不愿意改革。这样，洋务运动步履维艰。而洋务派也没有足够的主观意识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仅将皮毛转送到中国专制政权手里。但李鸿章就是那个时代最为进步的改革者，但是他的改革却是小心翼翼，进展十分缓慢。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

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政权，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李鸿章乃团练淮军起家，曾力挫太平军和捻军，兵锋所指，无所不破，力挽大清于狂澜，但是李与曾国藩一样，虽然能运筹帷幄，但是往往有谋略，而无战略眼光。李家之淮军虽不同于绿营、八旗之辈，但其军队仍然不是近代军队，士兵缺乏军事素养，也不懂爱国保家之责任。当然也可以认为李鸿章的淮军虽挂名清军兵勇，但实际上是私人豢养的军队。清政府中央并未视其为嫡系，虽然重用，但是时时防范。中日甲午战起，清中央政府本应当倾全力支持淮军与日军一战，但是西太后出于权利平衡，以维系其中央权威之考虑，竟然随意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以致海军设备无法更新。而李鸿章自然也不是坚决爱国之英雄，视北洋海军为其私人财产，竟然不让海军与日军决死一战。李鸿章越是老去，其心态越趋保守，结果武备尽失，京畿难保。被迫签定城下之盟。

李鸿章的发迹，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

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快速地成为满清晚期的重臣，这里显露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才能，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满清王朝不得不委以重任，而李鸿章也为了满清王朝竭尽全力，努力想要做好很多事情，如搞洋务运动，建立西式军事力量，在对外事务上也竭尽全力维护满清王朝也可以说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利用一切手段和办法与列强周旋，甚至在日本遭遇刺客袭击身受重伤之后，仍然坚持谈判，维护满清王朝利益，维护国家利益，其后在身体染病病势危重的时候，仍然被列强在病榻前威逼，直至病故，在某种意义评价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过，李鸿章的一切作为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既未能中兴满清王朝，挽救满清王朝于颓败，乃至最后的灭亡，更未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当时领土，财产损失巨大，国内的局势也危在旦夕，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内忧外患双重打击下，在列强的围攻之下，国家利益被掠夺，国土被分割，权益被侵蚀，国家，民族处于极度危殆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步步退让，步步萎靡，国家，民族在危亡之中滑向亡国亡种的深渊，直到最后李中堂只能是满怀忧虑，满怀悲愤和不甘去世，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今天，我感觉，简单地骂李鸿章是卖国贼确实有些简单，情绪化，尽管面对当时国家，民族遭遇的危难，危机，李鸿章作为当时的朝廷重臣，统治阶级的一员，当然脱不了干系，不过，还是应该从李鸿章本身的特点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读梁启超先生的书后感觉，老先生在书中还是比较客观地对李鸿章进行了评价，进行了批评，有几点说的特别好，一个是说：李鸿章不清楚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发展趋势，不懂的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还尝试着小修小补的改良，贪图一时偏安，不想着扩充国民实力，把中国建设成威名远播的富强国家，却仅仅学习西方的皮毛，取水忘却寻找源头，便安于现状，更靠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简单地说李鸿章就想当卖国贼，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似乎不很不客观，不要说李鸿章不想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事情，就冲着对得起满清王朝的重任，从儒家理念忠君爱国这个角度出发，他也确实是尽心竭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想尽办法把事情做得更好，以求修身齐家治国为天下，做过名满天下，誉留千秋吗，中兴满清王朝的良臣，只是他没有办法做的真正好，做到历史上某些名臣那样的功绩，做好对他来说，是他能力以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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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评价李鸿章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他认为：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震动世界，激动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就是因为千年也找不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对此，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对李鸿章实在是一种苛责，在他的能力之外，在时代潮流允许的可能性之外，他做不到，他只能做他能够认识到，认识得上去的事情，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认识到的，能够做的，或者说儒家学说的忠君报国，或者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说，或者做李鸿章，或者做洪秀全，没有别的可能。

梁启超评论李鸿章的两句话：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畏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倒也很准确，很深刻，切合李鸿章这个人的实际，不过，这也同样是苛责于李鸿章，要李鸿章破格，实在是难为他，他的经历，能力，让他做到自己最好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说，对国家和民族来说绝非是好事情，他又能做到什么样？还能更好吗？有可能更好吗？实在说，根据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内部，外部的条件，他也只能做到这样而非更好。

梁启超先生评价李鸿章，还是把李鸿章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没有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梁启超说：“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梁启超先生也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政治的发达的国家，也正确地指出历史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后来的干扰。梁启超说：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受到历史上两大重要原因的影响，一是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这些也没有说错。梁启超很推崇孔子的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作用，这些，不过，对 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其改

变这些现状的办法，梁先生还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梁启超先生的观念，观点有些陈旧，守旧了，在新的时代属于肤浅的看法，落伍的观念。

梁先生的《李鸿章传》说到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有很多正确，深刻的看法，不过，有些思想观念还是落伍了，有些东西与中国国情不符，还有些东西就属于没有挖到病根儿上，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想法就可以解决李鸿章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李鸿章之所以最后落一个卖国贼的骂名，之所以在国家危难面前无能作为，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步步后退，导致国家，民族利益损失，民族毫无尊严，就是因为国家大势使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彻底地改变，国家，民族命运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李鸿章也不可能干得更好，更漂亮。

从大的方面来说，满清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盘根错节，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任何一点的活力，社会结构也是极其腐朽僵化的大大小小的封建堡垒统治着全国所有地方，严重地限制着国家，民族的活力，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使得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对抗越发尖锐，不可调和。统治阶级，庞大的官僚队伍极端地自私自利，毫无远见博识，不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什么正确的事情，已经成为国家，民族事业发展的最大阻力，这一切，使得任何谋求发展，改革的做法都成为不可能，使得这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已经在做的事情都将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失败。梁先生批评那些随意胡乱批评李鸿章的人士，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根本没有对中国问题的由来，解决的方向有最科学，最正确的认识，还是只认识到了浅浅的层面，同样面对中国的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良策。

李鸿章本人身为满清高官，也染有满清高官身上的毛病和问题，比如在用人问题上的腐败，用人唯亲，所用非人，使得他在很多政务，军务中做的事情因用

人之误而导致失败。梁启超在书中就说：“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般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另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见识上出了问题”，“对他的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岗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合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至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 ”，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腐败，体制上的 弊病最好的写照，这个情况的改变，不是一个人做得如何好与坏就能够解决得了问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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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点名声，说明了这个人物并非无能之辈，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尽管后人褒贬不一，或者说背负的骂名不少，这些都是历史了，给我们今人的启示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人物只能做历史允许他做的事情，超出这个规律的人物还真是没有，李鸿章生在那个时代，赶上那个时候，背负很多骂名也是难免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尽管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耻辱，很落后，很难看的一段历史，谁让他赶上了呢？李中堂是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变化的，九泉之下有知，当惊世界殊。

 

第二篇：读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的功过是非

著者：梁启超 书名：李鸿章传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月：20xx年4月1日

李鸿章是晚晴第一名臣，由于生在了特殊的年代、身处特殊的位置，他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和负担。当局势发展到仅凭个人实力无法扭转的地步时，这个人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时代的殉葬品，成为众人唾骂的对象。长期以来，李鸿章被国人骂作卖国贼，究其根源，盖因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签订《中俄密约》直至签订《辛丑条约》。这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历史事件都与李鸿章有直接联系，责备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把这一切责任全都推到他身上就未免有失公正。

要说对李鸿章的论述和评价，最公正、最深刻的绝对要数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了，一者梁启超与李鸿章是同时代的人，对当时的世界和国内形势有更直接的体会，更能理解李鸿章的艰辛与无奈；二者梁启超是一位有着深厚修养的大学者，其见识自非普通人所能及；三者梁启超在写作此书时，正直国内形势大动荡、政府不能统御全局之时，这使梁敢于说真话，如果后退五十年就会是截然相反的景况了。

李鸿章从小受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再加上日后曾拜曾国藩为师，潜移默化，最重修身，“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累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以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除此之外，忠君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太平天国军队起兵金田，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李鸿章受命于危难之间，兢兢业业，忠心剿发，虽握重兵，未有私心；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皇帝太后仓皇出逃，此时李鸿章正在两广任职，本来极其不愿北上收拾残局，但是苟安西安的慈禧太后一道懿旨发下来，已是暮年的李鸿章才又顶着卖国贼的罪名在毫无谈判筹码的情况下签订了《辛丑条约》，要知道在此之间曾有不少的人在劝李鸿章“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而李鸿章不为所动，其中便是忠君思想在起作用。中国自古有“夷夏之辨”的观念，从来是“尊夏鄙夷”，这在李鸿章身上也有体现：李鸿章游历欧洲之时，经常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问别人的年龄和家产，身边人告诉他这在欧洲是犯忌讳的，但他充耳不闻，依然如故，“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他始终认为西方只是在器物上胜过中国，而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又远胜之。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非李鸿章之罪也。

李鸿章以淮军平乱起家，以积极筹办洋务而达到一生辉煌的顶点，甲午战败是其人生的转折点，而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渐渐的为他戴上了“投降派”“卖国贼”的南冠。那么，李鸿章在这一连串事件中的表现该如何评价呢？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清朝正规军早已腐朽孱弱得不堪一击，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震撼朝野。无可奈何，清廷才又请出正在丁忧的曾国藩组建乡勇平乱，此时正是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得以借机发挥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另外建立了淮军，成为帝国的又一根支柱，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官方对李鸿章的评价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平心而论，这一评价有失偏颇：无论太平天国运动是不是官逼民反，这一运动肯定会扰乱社会秩序、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暂时阻碍中国的近代化；太平天国以公平正义、饱暖均富为口号，但在定都天京后却说“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而且诸王的奢侈生活比清朝大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政权已经变质，它的存在已经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促进作用了。李鸿章对清廷仍然寄予厚望，因此平发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实在当时，社会上对李鸿章在此事中的作为也是给予肯定的，认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是其一大功。

一系列的失败暴露了大清朝的落后，这使得大批有见识的大臣开始思考图强之法，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李鸿章就是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李鸿章全力推行洋务，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20多年的心血尽付东流、20年的荣誉扫地

殆尽。那么，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李鸿章等人见识浅薄、认识不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的落后。但是，平心而论，在当时的中国能找出见识超过李鸿章的人来么？除此之外，朝中的顽固势力还经常掣肘，给洋务运动的推行增加了少阻力；当时清朝的吏治极端腐败，这是妨碍中国前进的一大毒瘤。 李鸿章是当时的一大外交家，但他最受国人诟病的地方也在此。晚清的外交大都是屈辱外交，而尤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为甚，不幸的是，这两件大事都与李鸿章紧密相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条约的签订，责任应该怪在李鸿章头上么？两次都是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命李鸿章去议和，无疑李鸿章替朝廷背了黑锅。每当满清朝廷把帝国折腾的濒临崩溃时，他们唯一必须起用的人就是李鸿章。而这一千疮百孔的老大帝国岂是临时请个裱糊匠（李鸿章语）就能根本挽救的？只不过是暂时补补漏洞、勉强维持而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了众人唾骂的“投降派”“卖国贼”。其实李鸿章的这40年，无一时不在为大清国呕心沥血，无奈生不逢时、成了没落帝国的殉葬品。在临终前，李鸿章回忆一生，感慨万千，曾口述七律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对于李鸿章晚年的一系列失败，梁启超将原因归结为“不学无术”，即见识短浅、能力有限。这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如果能晚生30年，他一生的作为或许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