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宇桐 传播学 51122300016

《话语与社会变迁》-读书报告

《话语与社会变迁》的作者诺曼·费尔克拉夫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当代西方著名的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批判的话语分析上。诺曼?费尔克拉夫在本书导言中开宗明义地介绍了他开创的多向度的话语分析方法，他的观点是，任何“话语事件”都可以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因此，话语分析可以在三个向度上进行：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

费尔克拉夫在第一章中综述了非批判和批判的话语分析方法，并就存在的问题作了以下总结：（1）分析的对象是语言文本，这些文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性而得到分析。对于能够代表特定实践领域的文本选择，应该保证各种实践都被代表到了，并且避免同质化。（2）除了作为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之产品的文本之外，这些过程也被分析。分析本身被看做是解释，分析者试图关注他们自己的解释倾向及其社会原因。（3）文本可能是异质的和摸棱两可的，不同话语类型的结构可以用来生产文本和解释文本。（4）话语得到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其根据是话语类型在话语过程中的变化着的结构，并根据诸如此类的变化如何反应和建构更加广阔的社会变化过程。（5）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话语研究侧重于话语的建构性的意识形态作用。（6）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而且关注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如何构成和改变一个社会或机构的话语实践。（7）话语分析重视话语在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创造性变化中的功能，也重视话语在保证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的功能。（8）文本是根据形式和意义的各种各样的特征得到分析的，这些特征既与语言的概念功能有关，又与语言的解释功能有关。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米歇尔·福柯和话语分析研究。福柯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作者首先对福柯的考古学研究中的话语概念做出了说明和评论，然后继续讨论话语的地位如何在福柯的谱系学工作中发生了变化。这些部分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福柯工作中的有关话语和语言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和视角，这些观点和视角应该被整合到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的理论之中。福柯工作中有关话语分析的主要见解，在早期的考古学著作中存在着两个特别重要的主张：（1）话语的建构性---话语建构社会，包括建构“客体”和社会主体；（2）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的首要地位——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的，并以复杂的方式利用其他话语。另外三个基本观点出现在福柯的谱系学著作中：（1）权利的话语本性——现代“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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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实践和技术在相当程度上市话语性的；（2）话语的政治性——权力斗争发生在话语之内和话语之外；（3）社会变化的话语本性——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作者也讨论了 福柯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它们使福柯的工作对于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的价值受到了限制，并讨论了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如何有助于加强社会分析，包括福柯传统之中的社会分析。

作者在第三章中提出了一种关于话语分析的社会方法：将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和与话语及语言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其形式是采用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变化研究是合适的。作者创造的话语分析方法试图将各种各样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整合为一种成果，并希望这一成果可以成为研究社会和文化变化之话语向度的一个丰富有力的源泉。作者试图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观与巴库廷对于“互文性”结合起来。前者强调话语之社会意义上的建构属性，后者强调的则是文本的“结构”和它们来自于其他文本片段的构成，这二者的理论都指向了话语秩序构成话语实践的方式以及话语秩序被话语实践重新构成的方式。作者试图确定关于话语实践的动态观点以及它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而在葛兰西的权力以及霸权意义上的权力斗争的思想中，社会实践就是从这种联系中出现的。与此同时，作者利用了语言学、以文本为基础的话语分析以及民族志方法的谈话分析中的一些传统。作者相信，结论性的框架能够使人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将社会性的关联和文本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以达到对于变化的理解。

给出话语分析的大体框架后，费尔克拉夫在该书的后半部分，重点论述了一些“特别有成效”的分析重点。在话语实践研究方面，“互文性”被列为专章论述，“互文性”是文本的一种属性，它描述文本与文本间、文本与话语习俗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作者认为，“互文性”非常有助于对语言变化的研究，是对历史性文本的继承和改造、创新过程，它受到霸权环境的限制，并体现为一种形式的霸权斗争。“互文性”存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互文性”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分配环节的“互文性”涉及不同话语类型的转换，这种转化过程往往体现着隐性的权力关系；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消费者带入解释过程的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可以说，作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深化，更为透彻地揭示了文本与社会环境的深层互动关系。为了详细阐述文本分析的不同方面，诺曼大量采用了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的谈话实例、以及媒体的报道，从互动控制、阐释、情态、礼貌、普遍特质、关联词与论证、及物性与主题、语词意义、语词表达、隐喻等角度，分析文本中哪些细致的技巧和策略，以怎样的方式建构了话语主体与社会现实，并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无形介入。

作者在本书的结尾，综合前文，提供了话语分析的具体指南，这对于从事话语分析的读者，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谈到当代社会话语变化的民主化、商业化、技术化趋势时，作者也表现了他的忧虑：那些用于重新设计话语实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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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技术”，有可能被有权力、有资源、有金钱的人所窃用。他预见到，话语分析者面临着“紧迫”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揭示话语实践的复杂社会和霸权结构，另一方面，“像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一样，话语分析者日益面临着被整合到官僚主义和管理性的议程的危险”。

 

第二篇：【原创作业】《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论中国当前的政治稳定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研究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问题，提出了他的政治秩序论，研究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 政治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从阅读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亨廷顿在40年前提出的理论就对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所以我认为现在阅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并对其理论进行研究，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便我们在决策中进行改进。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写作背景是二战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亨廷顿在这本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秩序”和“稳定”。他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这是保守主义政治学派的典型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在政治上追求稳定，没有稳定作为保障的民主与自由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一观点上来看，这和我们国家现阶段政府要达成的基本目标相似。虽然我们承认，亨廷顿的写作背景与我国现状完全不同，亨廷顿的写作背景是二战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而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大国（虽然还不是强国），但是，我们政府现阶段面临的某些问题与新兴国家成立时面临的问题相似，那就是维持稳定，继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例如群体性事件等新的不稳定因素，各种社会矛盾有激化的趋势，特别是官民矛盾，也就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情况虽然特殊，但是政治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亨廷顿的理论里面对社会稳定是怎样描述的。

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关于社会稳定的公式：

社会动员 = 社会挫折感…………………... (1) 经济发展

社会挫折感 = 政治参与…………………… (2) 社会流动

政治参与 = 政治不稳定…………………… (3) 政治制度化

其中第三个公式最著名的，也最能体现亨廷顿理论的核心。如果在这三个公式分别代入我国的现状，则会有如下的分析：

（1）、社会动员这个词理解有很多，在亨廷顿的书中社会动员是指人们期望与需求的提高水平。经济发展是指社会满足人们期望与需求的能力。显然，如果人们期望与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社会满足人们的速度，社会挫折感就会产生。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大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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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虽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单纯的GDP增长并不代表有着很好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满足人们期望与需求。在亨廷顿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经济快速发展的观点：从长远来看，经济发展当然会创造出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但是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被少数集团垄断，但由此产生的弊害却由多数人来承担。从一段时间来看穷人的数量是在增加的。这一段论述正好切中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要害，与中国发展的现状完全相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期望与需求，加之社会不平等的愈演愈烈，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民众的社会挫折感是增强的，这也与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相吻合。虽然从主流媒体上我们看不到民众的强烈社会挫折感，但是从一些互联网媒体，特别是像校内这种信息庞杂、监管难度大、言论自由的互动式媒体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民众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对社会不满的一种宣泄，其上能够感觉到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发酵。

（2）、社会流动是指民众在社会上纵向或者横向的流动，纵向流动是指民众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比如从商、考取公务员，横向流动是指民众地区或区域之间的流动，比如说地区流动、农村城市之间的流动。相比而言我国当代的社会流动机会比改革开放前要多，但是依旧非常有限。除了城市化这一农村向城市的途径外，其他的途径并不多，当代社会出现的“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似乎也能说明普通民众通向社会精英的途径越来越窄。社会流动的不充分就会导致政治参与的增加。

（3）、首先这里要说一下，这里的政治参与并不完全指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而更多的是指民众参与政治的意愿。政治参与是指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

通常来讲，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程度也成为判断一种政府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规模都必须依靠良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高度的政治制度化老保证。一旦民众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而不健全的制度阻碍了其政治参与的实现，就会招致民众的不满，民众就会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里的其他途径对于政治稳定往往是破坏性的。

从我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是民众政治参与、实现政治诉求的良好平台，应当说我们拥有的是比西方议会制更能够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政治实践来看，人民代表并不能很好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据“两会”时期某门户网站的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企业高层、大学教授等一般意义上的精英阶层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其总人数在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普通民众所占比例很低，“两会”大有变为各路精英舞台的趋势。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要管理好当代如此复杂的社会需要精英阶层的组织，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管理国家的平台，其反映民众政治利益与诉求的基本功能必须得到保障，不能以精英管理社会的理由剥夺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权力。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来看，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因素都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趋 2

势归结于不稳定。而从近几年来看，无论是互联网媒体上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发酵，各种群体性事件报道的增加，还是像西藏、新疆等地发生的恶性暴力事件，似乎都证实了目前中国的政治进程正在缓慢偏离稳定的轨道。虽然亨廷顿提出的理论仅仅是针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外部环境影响有其特殊性，但是亨廷顿的理论能够解释但前中国的一些现象，说明其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有适用性。在他的理论适用范围之内，我们沿着他的理论思路，似乎能够找到破解中国政治稳定难题的一些解决方法：

（1）、增强经济发展，减少社会不平等因素。当然，这里的经济发展不是指单纯的GDP增长，而是指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期望，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指让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还有一点就是减少社会不平等因素。说的很简单，实现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经济迅速增长会带来包括社会不平等扩大等弊病。要想实现真正的让人民受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2）、加快政治体制化进程。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很多的弊病，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近年来政治体制化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有很多的方面还需要改进。

总之，虽然前景不是那么乐观，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从最近几年我们政府的行动上来看，我们政府有决心、有信心、也一定有能力解决好这些问题。亨廷顿的理论虽然是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好多地方和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甚至相互攻击。虽然亨廷顿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在解释当代中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上还是显示出了其正确的地方，学习他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种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产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学习亨廷顿的理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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