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读后感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对自己与领导者统治者的意见不合的情况时，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在这个充满金钱与利益的社会中，人们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只会跟着金钱与利益随波逐流，也许只有当每个人如孟子般坦诚，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国家时，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吧。

首先，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其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

当我们今天做事时，总会不由的想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当我们面对灾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不禁要感慨：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善良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年前儒家学说代表孟子的至理名言，也是以后千万年不变的美德、传统。

 

第二篇：读《孟子》有感 张琳瑛

读《孟子》有感

金融学院 保险 2023405127 张琳瑛

《孟子》书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对后代影响极其深远。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的，当时就被人认为“迂”的话，在今人看来，恐怕就更“迂”了，但是，如果平心静气细细体会，就可以发现，孟子所说的这些“迂”话中，也的确道出了一些关于人类社会，关于人自身的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富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涵。孟子在儒家学说理论上的贡献，突出表现于：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的“天道”与“心性”学说；强调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以“仁政”和“王道”为内容的社会政治主张；以“民为贵”和“以民为本”为核心的政治历年。这些都大大地发展和深化了孔子的思想，也为后来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想范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孟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世称其为“亚圣”。

在孟子看来，良心本心是道德的本体，它不仅遇事不能自已，当下在呈现的同时发射出巨大的力量，逼使人们必须按它的要求去做，向善去恶，奋进不已。如果人们按照良心本心的要求做了，就会体验到愉悦和满足，即使杂利欲方面受到损失也毫不在意。抢救入井孺子，自然会有体力的损耗，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并不能阻挡本心本体的命令；箪食豆羹，乎尔与之、蹴尔与之而不受，自然会肠胃受苦甚至有饿死的危险，但这并不能成为违抗本心本体的命令的理由。因此，如果不被利欲蒙蔽，本心本体必然发用，体用相连，不隔一层。性善论的这个特点，在入学发展史上又叫切记己功夫、知行合一，是心学的一

大优点。但是人们往往对这个优点缺乏深切的了解，不明白其中的理论根据是什么，甚至对知行合一的说法也产生了许多的误解。如果以“伦理心境”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明白了。所谓知之必行、体用无间，听上去很神秘，实际上只是因为“伦理心境”中有好善恶恶、近是远非的内容，鞭逼人必须依此而行罢了。

再比如，孟子论良心本心常常讲到志气、气节的问题，这也可以从“伦理心境”角度作出解答。为什么万钟之禄虽然丰厚，若不合礼仪也不能接受呢？因为孟子在成长过程中受良好的教育，孔子重义而轻利、富贵如浮云的价值选择对他的影响很大，使其心理境界大大高于他人，所以才能作这样高层面的选择，才能讲出如此浩然之气的千古名言来。当时杨墨并起，天下之言并不归杨，则归墨，孟子为捍卫孔子之道与人辩难，人心必正，邪说必息，彼行必拒，淫辞必放。孟子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他时时一尧舜和孔子为榜样，常常以“不免为乡人”而忧虑，境界到了这个高度，逼使他“不得已也”。

总而言之，性善的根据全在良心本心，良心本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心境”。因为受过教育的儿童以及思维健全的成人内心都有“伦理心境”，所以人人都有诚善之性，只是因为孟子不懂得“伦理心境”的来源，所以才将这种善的根据归于天赋，说善是生而即有的。性善论的主要奥秘就在这里。

“仁”和“义”孟子思想中两个重要的范畴。“仁”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从字形上看，“仁”是两个人在一起。假设世界上只剩下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一起会干什么？是互相斗争，拼个你死我活；还是互相关爱，相濡以沫？看来还是后者可能性大一些。可见，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是人类灵魂的最终依托。然而，世界毕竟不知识两个热病的世界，而是由许许多多人组成的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人光凭爱的感情行事，并不能使社会太平。有的时候，

爱失去了理性的控制和引导，还会惹出麻烦来。所以必须有理性的精神来对人的感情进行引导和规范，使人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这种理性精神就是“义”。“义”的基本含义就是适宜。“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仁”的一种节制，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仁”。孟子把“仁”比做人们安身的家，把“义”比做人们行走的路，这个比喻十分精妙。有“仁”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安身立命，当然很幸福；但别忘了，出门走路开车，要遵守“义”的交通规则。否则乱闯乱撞，丢了小命。就回不了家了。说到“义”，必然涉及到“利”。孟子最反对人讲“利”。“义”与“利”也并不总是对立的。关键在于，出发点应当是“义”而不是“利”，用心应当是“义”而不是“利”。面对可能获得的“利”，要仔细掂量掂量是不是符合“义”，不能见利忘义。

仁是一定能够战胜不仁的，人道是一定能够战胜非人道的，这就好比水一定能够扑灭火一样。但是这个问题也要辨证的看，如果水太多，火太大，水就扑不灭火了。如今行仁道的人太少了，这就好比要用一杯水去扑灭一车柴火燃起的熊熊大火，杯水车薪，当然不起作用。不仅扑不灭大火，连这一杯水也要被大火烤干了。

君子的仁爱是博大而普泛的，同时也是有差别的。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君子爱护他们，珍惜他们，但却不是象对人类那样对待他们施仁道。对于广大的民众，君子以仁得关怀，但却不是象对待自己的家人那样的亲昵。君子对自己的家人亲密无间，对广大民众以仁德关怀，对天下万物爱护珍惜，既提倡普遍的仁爱，同时又恨据人之常情，承认亲疏远近的序列，因而这种仁爱，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是切实可行的，不是难以企及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孟子政治

思想中民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加以概括，是适宜的。

为了得民心，必须解决百姓的基本问题：制民之产，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以后，才能领导他们行善从善，百姓也比较容易听从。

为了得民心，必须遇事听从百姓的意见：选拔贤人，识别不贤，是治理国家的一件大事情，需要认真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左右亲近的人和众大夫的意见不能随便听信，而应当征求国人的意见，只有国人都说贤再去起用，国人都说可杀再去杀之。

为了得民心，必须做到与民同忧同乐：国君喜欢鼓乐，喜欢田猎，只要能够作到与民同乐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一旦如此，民亦乐其乐，忧其忧，上下一致，君民同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了。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为了得民心，必须救民于水火之中：燕国内乱后，齐国能否伐燕，有不同的意见。孟子认为，燕国虐害本国的百姓，使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燕民高兴，齐国就可以前去征讨，如果燕民不高兴，就不能去，否则只能是使百姓更加受苦受难。

为了得民心，还可以进行最高政权的转移：舜帮助尧治理天下28年，尧死之后，舜为了使尧的儿子能够继承天下，自己躲得远远的，但天下诸侯朝见天子、打官司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而到舜这里来，这样舜才回来，坐了朝廷。孟子将这些都上升为天意。顺从了民心也就是顺从了天意，可见民心是多么重要了。

“亚圣”孟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封建的帝王、士大夫与民众，尽管他们的政治视野不同，但均有着挥之不去的民本情结。

一般地说，封建社会里的盛世与民本思想有着一定的关联，最具代表性的是“贞观之治”。唐太宗亲历隋末农民战争，深知民众的伟力：“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对隋亡教训的深刻认识，使他关心民众，体贴臣下，善于纳谏。唐太宗经常以“民水君舟”之喻来警示自己。虽说民本的思想的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但以民心民意为政权转移基石的主张，也有着反对暴政的积极因素。“贞观之治”，从统治策略而言，是民本思想成功地应用于社会政治的结果。

士大夫是接受民本思想的另一群体。这方面的典型，是白居易和范仲淹。元和远年，白居易和他的好友元稹住在长安华阳观。这一期间，他闭户累月，撰《策林》75篇。这75篇政论是他社会理想的体现。他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要求帝王与百姓同乐忧：“五帝之为君，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古代的圣王是如此，后代的帝王当“乐人之乐”、“忧人之忧”。到了范仲淹，则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范仲淹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他为官数十载。在朝廷敢于直谏，并发动了“庆历新政”。改革虽失败，却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在为友人所写的《岳阳楼记》中，提出了这一流传后世的名言，实是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提升。“乐”、“忧”的内容，不再像孟子那样局限于个人生活中，而是包含着天下人生活的安定与社会政治的清明。

在民众那里，民本思想则演衍为清官意识。天高皇帝远，老百姓面对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吏。民众希望有一个清廉公正的清官为民作主，而潜藏在背后的是民本思想。清官意识与现代民主相比，还是有些距离的。民本思想虽不是现代

民主，但毕竟包含若干民主思想的萌芽。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注意民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