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鸡毛》也同样是这样，小说中主要描写了文嫂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守本分的寡妇，生活在一群“不正常”的西南联大的学子之中，独自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女儿大了，出嫁了，她的日子也慢慢变好了，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她发现她不见了三只鸡，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后来女儿回来了，告诉他女婿出车祸了，要去收尸，这时又适逢西南联大学子毕业，文嫂去收拾宿舍，在金昌焕的宿舍里发现了鸡毛，金昌焕一直以来都是这西南联大中最正常的人，文嫂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金昌焕会用她的瓮罐煮鸡肉吃，这时的文嫂再也忍不住了，一直悲泣“我的鸡，我的鸡??”似乎

要将她一辈子的委屈全说出来，这样的结局不禁让人在想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这个故事看似没有什么波澜，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小说中特意交代说西南联大除了金昌焕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他还经常借文嫂的翁罐煮肉吃，这实际上都埋下了伏笔，这似乎和欧亨利式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汪曾祺式的这种结局方式值得品味。

 

第二篇：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

第22卷　第3期

Vol.22　　No.3

α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Guangx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20xx年6月June,2000

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

赵桂宁

(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梧州543000)

【摘　要】　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考察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从而进一步认识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

【关键词】　儒学　人道主义　人性　和谐　民俗　抒情小说

【中图分类号】　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3006804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40年代就有小说《邂逅集》,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1980,,、《大淖记事》、《泡茶馆》、,让人心旷神怡,人们争相阅读,,文。汪曾祺以他那古趣盎然的民俗小说,撇开了几,超越了悲怆愤怒的文坛主旋律,把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带给了当代中国。

一

①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

②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儒学是中国古代

文化传统的主导倾向,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仁”,既可集中在“克己复礼”上,又可确定在“仁者爱人”之中。前者服务的目标是行将消亡的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具有恒久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富于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精神,扩展到普遍的社会人生中便能实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让人意识到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在他的笔下,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具体衍化为三种感情形式,正如他所说的:“我作品所传导的感情无非是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第二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

③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出三种不同的人生世界:“忧伤”的

α

①

②

③收稿日期:19990611作者简介:赵桂宁,(1957—),女,广东顺德人,广西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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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呈现的是下层劳动者凄苦的命运,表现他们人性中的坚忍顽强与求生努力,除了《职业》有《迟开的玫瑰和胡闹》、《故乡人?打鱼的》、《鲍团长》等,作品深深地表达了作家对人性苦难的理解与悲悯;“欢乐”世界是最吸引读者的世界,它表现的是温暖的人情,率直美好的人性,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生命自身高度和谐的世界,体现了作家“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的创作思想。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

①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除了《受戒》,

《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安乐居》、《艺术家》等许多作品中的人们自然地向生活敞开生命,活得放达超脱,随心所欲,作品寄托了作家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与渴慕;小说的第三个世界则是善意地嘲讽了小市民庸俗、愚昧、卑琐与狭隘的人性弱点,《异秉》、《故里杂记?鱼》、《晚饭后的故事》等作品都蕴含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忧患。这三个世界尤其是第二个世界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下层劳动者生命性态的关注与思考,表达了作家对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当时则标志着文化意识的觉醒:多年来阶级观念与左倾政治把人高度抽象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极其“残酷无情”,人心危殆,人性沉沦。汪曾祺小说对“人”的现实性与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自然人性”合理存在的呼唤,让人从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物”的彼岸,从泯灭了七情六欲的“神”的彼岸,从庸俗化了的“阶级”规定的彼岸回到了人自身;小说强调人的尊严,上的“人”的觉醒;作品对人道主义的人情美、,对真善美的渴望,传达了一种道德理性,窒息甚至扼杀状态的匡正理想,,但作为、“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功能,。从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汪曾,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或挫伤之后的感情抚慰与精神追寻——从集体无意识的虚妄和乌托邦情结中觉醒过来的心灵趋向,这样便可以被确认为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情绪的一种集中表达。至于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丑陋的心理进行“温和”的批判,正反映了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历史沉重感和医治落后积习的愿望,这是对鲁迅解剖国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从文学史看,汪曾祺对人性的关注与弘扬,对他以后出现的寻根“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点化与刺激启发的意味。而兴起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立足于写普遍人的日常生存状态,着重表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冲动,表现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无奈和挣扎,追求一种平实自然、含而不露的风格。相比之下,汪曾祺取材于“回忆”,更多地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努力走向生活的清新与甜美;而新写实小说则写的是现实,更多地表现人性的懦弱与磨损,如实地展示生活的艰难、平庸与无奈。

二

汪曾祺小说的题材内容,大多取之于旧社会,取之于以往的过去时。为此他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①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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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于是,“回忆”就不仅成为汪曾祺小说取材的基本纲领,而且成为审美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当时看,汪曾祺的观点及创作是对长期以来创作理论的一种反拨。五十年代以来创作理论界一直认为,文学应该贴近生活,直接反映现实,汪曾祺冲破了这种过于单一与狭隘的藩篱。作家借助文学形式将回忆固存,物化,在把“回忆”告诉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检视生命,这样更能反映创作主体的个性、人生的体验与哲学思想。另外汪曾祺的创作突破了极左路线盛行于文坛的一定要服务于民的方针,人们一直强调创作的“服务性”而忽略了作家创作的“私人性”,其实很多创作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动机产生的,更多的文学能够成为葆有理想的一种精神存在,往往恰恰在于它与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这种用以填补距离和消弭距离的方式或许就表现为一种怀旧,怀恋过去的美好、纯洁事物以最后寄存理想,应该承认这也是一种职责感,较之直接用于现实的责任感不同,或许这种职责感较为纯静、温和,也可能更为久远。我们读汪曾祺,留下深刻印象的更多是古朴单纯的生活方式,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崇高公正的为人原则,高于俗世的道德标准,异于庸人的率真诚挚,其实这里面有一种理想可贵追求在内。汪氏小说在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能尽量摆脱太过功利的东西,这反映了作家一种不媚俗的求真精神。当然其怀旧的力量不能使人产生迎战命运的勇敢,发展下去就容易逃避现实,造成与世无争的沦落。

汪曾祺写“回忆”,回忆的兴奋点大都放在风情习俗的细致描叙上风情习俗的“背景”与“人群”中,独特的生存样式的原生状态。如,用比工笔更细腻的笔墨,,直到第四节,才将主人公推向读者,,还写了“这条街”。全篇四千多字,竟用了三千多字来抒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汪曾祺说:“我以为民俗是一首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

②抒情诗。”风俗作为一种物态文化和观念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传统精

神,最能表现民族的文化心态,又是一种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直接表现出社会心态。汪曾祺就是力图弘扬潜含在风情习俗的具象深层中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实现其“回到民族传统”的倡导。如果放在文学史的视角去考察,汪曾祺的“回忆”——“风情习俗”——“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引导或启示了“寻根文学”潮流。在汪曾祺之后,一批青年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他们的作品采用文化视角来观照社会和人生,探索传统的和当代的文化心理结构,注重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注重在民族文化制约下小说的美学追求,使当代小说从过去的“政治依附”中走出来,回到宽广的“文化母体”的怀抱中。至于90年代初出现的“新历史小说”,以民间文化状态来淡化政治形态,突出历史事件中普遍人的命运,我们仍能寻到汪曾祺的“蛛丝马迹”。

三

抒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现代抒情小说发端于“五四”时期,周作人首先提出了“抒情小说”的概念,鲁迅以他的《社戏》、《故乡》开拓了抒情小说的源流,接下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鲁迅开辟的抒情小说的道路,形成了①

②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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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展史上与情节小说相对立的抒情小说一脉。抒情小说重视抒情,淡化情节,讲究意境、情调、韵律与色彩,明显地融入诗歌、散文的因素。汪氏小说继承了抒情小说的传统,并把它带入了新时期文坛。汪曾祺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小说是一种情感形态,一种思索方式,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气氛就是人

①物。散文化小说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它的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他的小说就是他

小说美学观的实践。他的小说注重情节以外的“情调”、“气氛”与“意境”,突出人物性格形成的生存环境,把人物摆在一幅幅社会风俗画的背景下,造成一定时空的立体感之后,再从环境推出人物,有节制地推进故事的发展。当情节发展到最动人最紧张的地方,或化解为平淡冲和,不露声色的外在形态的描叙,或故意点到为止,不作任何的演绎渲染,甚至留下重要的空白,让读者在意义空白的驱使下去想象,去思考,使作者的情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汪氏小说不但情节被艺术地“淡化”了,作品中的人物对激烈反应的心理也往往表现出节制,冲淡与平静,以保持一种对现实生活的信念,保持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反映了主体精神的复活,通过文体完成了作家的心灵构造,实现了小说艺术模式更大的自由与灵便,使小说获得创造生活形态的多种可能性。评论家李庆西认为,汪氏小说是一种新笔记小说,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这种自由、随意的文体将文学从一种既定的对客体的认识手段转化为对主体的自我体验,正在这一点上,,它的价值或许在于,,②作出了富于诗意的概括,小说的抒情化,散文化,,一种值,,而汪曾祺在其中无论是理论与实践所作的,抒情小说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成就,这是当代许多有才情的年轻作家如贾平凹、钟阿城、何立伟、王阿成等,在创作上呼应着汪曾祺,呈现出勃勃生机,形成了“民俗文化派”,使新时期的抒情小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由于作家们与汪曾祺一样对社会现实审美感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对用连贯有序的故事性和恩怨相报的伦理圈子是否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示怀疑,于是,便用“抒情的东西”来挤破固有的故事结构,在情节松动的地方,诗意、哲理、讽刺、幽默、政论、风俗、时尚、意识流……一齐涌了进来,使小说获得了对生活的最大的创造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曾祺注重实现小说语言诗意的启示下,茹志鹃、张洁、张承志、韩少功等抒情好手写出了“比诗还要象诗的”小说。另外,汪曾祺的不愿被小说的规范所约束,执意追求自由的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先锋派”小说的游戏性质。然而小说散文化对小说文体自身的结构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也是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的。

综上所述,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汪氏小说的不足,作品所反映的现实过于纯净完美,未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反映社会的主旋律等等。然而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苛求每个作家都得脚踏时代的风火轮,因为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

(责任编辑:陆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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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北京文学》,1997.8。李庆西:《文学的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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