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

引言：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也恰好可以抵消从前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梁启超

对李鸿章的了解，大致是源自于中学历史书里，也仅仅是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寥寥无几的文字而已，无独有偶，这些文字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李鸿章就是一个懦弱、无为的害国奸臣。然而历史上的李鸿章却并非如此。

了解一个人的方法通常是通过了解他的经历。李鸿章的一生经历颇多，若真要是分门别类的话，可以分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时期、甲午中日战争、作为外交家和赋闲余生这五个方面，其中甲午中日战争是他由胜而衰、由成功而失败的重要人生转折点。

军事方面

李鸿章开始被人所关注是因为他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建立淮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而李鸿章被人称作东方俾斯麦，而之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俾斯麦，也是因为他的军事用在了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不是用之于入侵的列强。

从攻克松江崭露头角到后期与李秀成斗智斗勇，再到肃清捻军的残余势力，打了十五年的仗，从来没有吃过亏的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的军事统帅。

成功固然也要仰仗着偶然的运气，但李鸿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以及曾国藩的因素：首先，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拟定详细策划后再行动，将一切建立在对敌人有足够了解与判断上；其次，李鸿章行军用兵时必然有曾国藩等湘军为之牵制附近敌人，抑或在后方做好支持以绝后顾之忧；再者，曾国藩作为李鸿章的良师益友，在军中对李鸿章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行军用兵之道以及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始终是随着曾国藩的，而李鸿章的造诣也是曾国藩的教育。

洋务运动

近代中国原本不是没有机会跟上西方列强步伐的，只不过是没有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而洋务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洋务运动是以奕䜣在中央、以李鸿章为首地方大臣发起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破产于甲午中日战争。

当时世界的背景是英法美日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崛起，李鸿章等人正是看到此般情形才萌生了洋务的念头。

所谓洋务，在李鸿章眼里看来就是洋人办的事务，他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他所行洋务之事，主要在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而商业方面却由于官督商办的性质决定了其本着为军事服务而非为国家富庶服务的本质，因此李鸿章也不可能使洋务运动成功，洋务运动也注定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成为炮灰宣告解散，也令李鸿章从前的好名声一扫而空。洋务运动李鸿章失败的原因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就像梁启超所言：“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如此，便也足够解释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有民政；只知道自上而下的“改良”，却不知道西方列强改革多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甲午中日战争

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湮灭，他本可以就此死去留下一世英名，却苟活了下来，艰难、忍耐着又走了几年才到了人生的尽头。

《天津条约》签订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再之后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放在中学课本里，这一连串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深化。

对此，李鸿章负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不想主动挑起战争误用友好策略应对战争而延误看战机；由于用人不当、骄傲轻敌而接连败退；由于海军战略失误而致全军覆没…… 也有说甲午战争，各处将领闻风丧胆不敢应战，果真如此便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帝国在作战。就算是一人之力相较一国之力必败，若当时倾举国之力也犹有不可胜之之势，所谓国力相差甚远，未战而强弱胜负已定矣。

外交方面

在外交上，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也许有人会把李鸿章《中俄密令》等条约中的外交行径看做是一种卖国的行为，把他看作是宋朝时的秦桧，然他的这些行为充其量只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的人性问题。

赋闲时期

经历了外交上的失败、忍受了种种磨难的李鸿章在结束外交生涯后便开始了赋闲。 这期间李鸿章治理过黄河，也先后担任过一些要职，对于别人而言都是优厚的差事，对于李鸿章而言都是闲职。

尽管如此，还时常有琐事来烦扰这位老人，还有无礼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威胁，不久李鸿章便在悲愤交加中悄然离开。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却这样对他做了公正的评价：“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是一直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很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在我看来，李鸿章缺乏学识却饱含阅历；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却显得苟且偷生没有魄力；能言行一致担负责任却始终孤独挣扎着；责备别人看不清时势却无法利用时势。

现在的人、今后的人对李鸿章是褒也好，是贬也好，但对于他“文忠”的谥号以及梁启超所题“时事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的评价想是当之无愧、无可非议的。 电气信1班

何咏章

110705111 3 月11号

 

第二篇：风雨中的蝼蚁--读《李鸿章传》有感

风雨中的蝼蚁

---读《李鸿章传》有感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旅游管理系2012届5班 楠 05120505

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写过：“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对这样一个人物，功过是非在他盖棺后的近百年来“论犹未定”。作为近代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直接参与者， 误国、卖国之罪一直加在李中堂之上。然而，在风雨飘摇精神极度萎靡的晚清，三十年间他却扮演者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在“时势所造”的情况下，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却有着卓越的贡献。洋务、练兵、教育。以上种种均为中国反帝反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看待他应该要有一种立体的客观的思维，在抛弃故有的偏见的基础上考察他的生平。不能否定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这样你会发现，李鸿章的结局是时代的结局。而他是十分有远见的，但是缺乏对世界潮流的宏观视野导致了他虽努力却收效微。

关键词：为人品格、李鸿章、洋务运动、外交、忠诚、

正文：梁启超在次年李鸿章去世后二月写成的《李鸿章传》，对李鸿章生平做了总结和评价。在批评其政策导致的直接恶果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对李中堂的惋惜。全书全文基调还是持较多的肯定方面。梁公的评价，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对李中堂进行同情的理解。而他客观的批评，则是研究李中堂的重要参考：“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的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漏，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樜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

所以此书，是一个中国改革者对另外一位改革者可悲的英雄形象的描写。他的努力注定付诸东流。因为时代给予他的只有封闭的眼睛而没有锐利的思维。他只能在黑暗中追求自身所追求的“强国之道”。

时代的氛围如此，我们又怎么去责怪太多早已被黑暗的“正义”侵蚀的人呢？ 梁公站在了更为宏观的角度，去诠释一个时代的悲剧。作者也会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角度，去诠释李鸿章的特殊的大儒之道。

就像风雨中的蝼蚁。尽管拼尽全力，也敌不过狂风暴雨的毁灭。

为人品格

理解李鸿章，就先应该从他的品格开始。

无论为官还是为人，李鸿章身上体现的是绝对的儒家仁义道德。但这种仁义道德并不单单指愚笨的封建的三纲五常，而是智慧的忠仁。比如他对于梁康二人的态度。1898年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梁、康逃亡海外。在清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的同时，

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二人。他虽慈禧身边红人，却赞赏梁康二人的变法之道。在戊戌变法后没有落井下石。由此看出，他心系朝廷，忠于朝廷，或者说是心系国家。但由于种种障碍，自身智慧的忠诚并没有换得晚清局势的扭转。关于其生活，梁公在《李鸿章传》中曾云：“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其中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生活上他严于律己矜矜业业。“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工作不辞劳苦，在卖国贼的呼喊中依然只有他为中国争得减轻赔款的机会。同样地，有一个例子也说明他的仁义道德。在访美期间，他曾为在美劳工对《排华法》宣战：“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由此看出，在品格上，李鸿章确实一位大气凌然的儒者。

洋务运动与现代化

李鸿章是晚清政府中较早认识到要向外国学习先进武器才能“自强”的官僚之一。他承认了落后的现实，正视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要抵抗西方侵略，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必须以自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的实力作后盾。李鸿章的见解，不仅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救时”、“救国”之要策。于是，在他运筹下，诸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水师学堂洋务工业拔地而起。 说到洋务，不得不提北洋水师。如果是一直让“北洋水师”扣上“甲午耻辱”的标签，实在有失公允。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北洋水师的建立为中国近现代军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大批军工企业一定程度上为日后他曾云：“筹办海防，欲与洋人争衡，非治土寇可比，必须时加戒备”、“日本狡焉思逞，更甚至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由此看出他建立北洋舰队的目标就是祛除外来侵略者。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仅仅是李鸿章一人的失败么？甲午后，时评价张明林在他的著作《外国人评点李鸿章》中总结了北洋海军的四条严重缺点：1、制度上含混不清；2、指挥系统不清；3、经费不足；4、军纪不严。从这些记载看，北洋海军的综合实力也许还需要再做考证。事实上李鸿章早在战前给光绪帝地走这种就写到“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这场战争也许注定要失败，根源不在李鸿章，而在腐朽的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机器已经没有太多精力与外敌抗衡。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贪恋权位，避战保船，乞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之误。这种误国的行为实在是其人生污点。尽管不可饶恕，但不等于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工程功绩也随李鸿章的卖国之名而被唾弃。应该承认的事实是，这些军事设施、海防工程、北洋海军在反击外来侵略者的“炮战”、“海战”、“陆战”中都发挥了近代化人才和武器的威力。

而且，洋务运动也同样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作为上两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它为后来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做了比较充分的基础准备。

李鸿章把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策，努力付诸实践，比起昏顽、愚昧、空喊“礼仪”治国、救国的封建顽固派，的确可称“鹤立鸡群”。他的思想、言行并没有越出封建囹圄，但却给这种封闭的囹圄打开了一道缺口，代表并领着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那部分人，走出国门，顺应历史潮流不自觉地迈开了前进的脚步。

外交建树

中国的近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是那一时期的外交家。曾出使过日本，晚年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

清与日进行《马关条约》商谈期间，日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要由恭亲王或李鸿章充任谈判全权代表，才能开议，否则清政府不必派代表前往。于是清政府就派李鸿章前往日，“成功”完成《中日马关条约》后，李鸿章“声名鹊起”。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原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彼得堡参加典礼，但俄国政府表示，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要求改派李鸿章为专使。于是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外交”。李鸿章奉命出使的消息一发表，西方列强便纷纷来电，请他先赴西欧和中欧。俄国急派专使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俄国。4月30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此后，又到西欧和俾斯麦、梅特涅等西方重要人物会晤，方返回中国。李鸿章的这次西行，“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可见李鸿章此行中尽现泱泱大国一代外交家之风范，得到外国的高度评价，所以李鸿章为晚清一代外交家，晚清与列强的“平等”外交确实是从李鸿章开始。

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虽然失大于得，但在外交谈判平等上，至少李中堂是开了中国之先例的。李鸿章确实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生逢于大清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都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所以梁公的《李鸿章传》里，就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代外交家，并是“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确实，风雨中依然坚持心中道，即使被毁灭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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