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孤“鸿”

——读《原来李鸿章》有感

起家源自淮军，没落始于甲午。在这部讲述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书本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卖国贼，而是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又悲又壮的历史。

其实李鸿章原名章铜，后来其父李文安改其名为鸿章，希望他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果然没有辜负其父的殷切希望，二十四岁便成为安徽最年轻的翰林，日后更是鸿图大展，只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文章经国”，可以说，他大半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洋务身上。

点评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并非易事，有人认为他毁誉参半，有人则认为是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将其视为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其实，毁也好，誉也罢，总有些史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沉暗暗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海军力量，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首先提出加强海防。而“阿思本”事件之后，又是李鸿章首先提议建立海军衙门并且一手创建了近代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水师——北洋水师。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国防，同样是李鸿章主持成立了上海炸炮三局，江南制造总局。

在那时，许多官员甚至是皇上都认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洋船是奇技淫巧，不值一学，也许只有李鸿章能真正正确的对待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吧。

那个时代的中国，每一步改变，都要面对重重阻力。只有李鸿章勇敢的逆着顽固派的重重阻挠，硬生生的把西方的先进技术搬到了中国，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冒着“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说法，天津电报局成立了；顶着“抢夺天地之精华”的舆论压力，开平煤矿开挖了；顶着“惊动龙气，扰民伤财，为西方列强至侵略大开方便之门”的风险，唐胥铁路铺设成功了。同样是在李鸿章的倡导下，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了，而在这批幼童中，不乏詹天佑、唐国安等这样优异的人才。 那时的李鸿章，抛却其与顽固派以及洋人的一些小的过节，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李鸿章在洋务上真的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好下定论。但李鸿章毕竟是在一个曾经的风气未开的中国，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内部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旗人，组织涣散，训练技术落后，其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结果更是令人惋惜。而江南制造总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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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成本又高，内部人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最后同样以破产告终。其所创办的电报、矿业、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多半也没有逃脱如此噩运，实在令人惋惜。梁启超所云“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用在此处确实也不无道理啊。而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只可敷衍一时。李鸿章对洋务之遗憾，由此可见一斑。

除却这一缕缕短暂的新鲜空气，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也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每当清朝战败，要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首当其冲的人总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则俨然因此成为了历史的替罪羊，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甲午战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没有发挥威力就全军覆没，李鸿章因此“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愤不欲生”。他也因甲午战败被革职。而当中日要谈判时，慈禧最先想到的还是李鸿章，她当即决定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而后来有人也如此评价此事：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谈判的代表。

而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便开始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他甚至在马关遭遇了刺客的袭击，尽管如此，他还脸上缠着绷带坚持和日本人谈判。那时的他已经年逾古稀。最终，李鸿章虽然把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争取了回来，但对辽东半岛、台湾岛等地却无能为力。回国后，李鸿章瞬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而这些人是否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整个山海关、大沽甚至包括天津都将成为日本人的地盘，是否曾想象一个古稀老人，脸缠绷带同蛮横的倭寇争取主权的场景。

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西安，他们首先想到的出面调停的人还是李鸿章。而这时的李鸿章远在广州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临行前，他感叹道：“我尚有几年？一日合上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而李鸿章的此次北上，果然使他一去兮不复还。李鸿章来到天津，看到昔日熟悉繁华的天津城已是残破不堪，不禁失声痛哭，而他在北京的待遇，顶多也就算一个受到礼遇的俘虏罢了。就这样，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拖着衰朽的身躯，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而在他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他写道：“臣等俯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这样一位老人，在写下如此文字时，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恐怕是我们这等人无法体会的，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无奈。

而就在他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便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伤心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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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

每当清廷把这个巨大的帝国毁灭的边缘，他们最先想到的人总是李鸿章，他们想要得到的总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却未曾见过这个老人在面对蛮横无理的列强时的渺小与虚弱。于是他们一次次的将其革职，又一次次的把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便一次次的曾为了国人眼中的卖国贼。于是李鸿章便像清廷、帝国主义乃至国人之间的玩物一样，而这个“玩物”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的一生算不得成功，但却是绝对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在德国会见俾斯麦时曾得意地说：“有人恭维我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却答道：“但我却很难被称为‘欧洲的李鸿章’啊！”这足以见得李鸿章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在李鸿章接手“天津教案”事件之初，曾国藩曾问他：“你准备如何同洋人交涉？”李鸿章先是谦虚一番：“学生正要向老师讨教呢。”随后李鸿章又说到：“同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向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大怒道：“痞子腔？你倒打给我瞧瞧！”随后曾国藩说：“同洋人交涉，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

曾国藩身上流露出的还真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在外交上，曾国藩的“诚”却往往适得其反，令洋人得寸进尺。而李鸿章的“痞子腔”则着实为他赢得了些许尊严。

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这个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极其傲慢。而在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缕一缕胡须，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的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自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便异常恭敬。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有天赋的外交家，若不是生活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外交家。而这也恰恰反衬了李鸿章命途之悲。

在近代中国，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他用自己开明先进的思想揭开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的沉浮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这股新鲜的空气让进取之人兴奋不已，让退缩之悲恐慌惊诧。而面对朝廷内部的腐朽与管理机制的落后，李鸿章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亲手创办的企业一个个的走向夭折。这不可不说是令人悲痛的。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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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一次次的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引得谩骂之声接踵而来，他便是有千万般的外交手段，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也是无法施展的。我们也只能奇李鸿章之才而悲李鸿章之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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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读李鸿章有感

读李鸿章有感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汉族，安徽合肥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以后世中国的观点看大多为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作为签订者，长期被称为“卖国贼”。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招来不少批评，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

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无论怎么评价他，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