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思考与反思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 。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从战争背景来看，在战争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其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上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浓厚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基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而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的晚期，封建社会正在走向没落，在19世纪溜七十年代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向西方看齐，并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是清政府并未向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而在西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

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

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

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而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谨记国耻，保持危机意识；同时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积极面对挑战，有效抓住发展机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进步，才能带来国家的持续的繁荣昌盛，维护世界的长久的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第二篇：中日甲午战争的思考

中日甲午战争的思考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扩军备战 筹措款项

内容摘要：

中日甲午战争，一战过后极大的加深中国半殖民化的社会性质，而在此之前，中日两国均受列强欺凌，两国均有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改革，却又不一样的结局，事属偶然？显然不是，在大战前夕，1893年日本政府竭力筹措资金，一年后中国政府也在筹集资金……相似的时间，相似的事情，却有不一样的目的……

正文：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的蓄谋下被挑起，清廷被迫应战。战争的结果是残酷的，清廷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赔款割地可谓前无古人，订《马关条约》可谓辱国之至。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列强的情略施利益将中国大陆拉向了水深火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除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使国家震动，国民愤慨之外，19世纪的国际变化，国家的内忧外患并未使人有其他的奋进之心。但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清廷统治阶层亦有所悟，就开展了以“求富”、“求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而正因为洋务运动的兴起，致使直至甲午战争前夕，一般社会舆论仍认为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效足以使中国大胜日本，《申报》发表的《战必胜说》有言：“国自仿行西法，凡事一洗因循之习，沿江沿海各口岸

炮台林列，巩固坚牢；北洋所陈水师与泰西无异，南洋及粤、闽各省铁舰钢舰，其大倍于日本，其数多于日本”、“十余年来，旧观顿改，以此言守，尚何虑敌焰之鸮张乎？”“至欲决胜于海疆，则日兵素未与他国交战，譬如子弟之未入试场者焉足与老师宿儒论文角艺”、“故曰战可胜也。”（《申报》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1894.7.11）.第7620号，转引自《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日本发动战争前该报于7月23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所发表的《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的评论中还说：““以堂堂之中国久经战阵之兵，与日本之素未见仗者，一旦见阵于枪林炮雨中，以诚何异于小巫之见大巫，有不博颡投地长跪乞降也哉？”（《申报》.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1894.7.23）、7634号，转引自《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

出乎舆论预料的是7月25日掩护运兵船“高升”号的军舰“济远”号、“广乙”号逃离，“操江”号被俘获，致使“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北洋水师首战受挫。7月29日，清军败于牙山、成欢，伤亡500余人，败兵狂奔平壤；日军仅伤亡88人（松下芳男：《近代战争》第一卷）。两国陆军战斗力和士气差距悬殊。自此久战之中国兵先后于牙山、成欢、平壤、鸭绿江、金州、旅顺、大连等军事要地望风遁逃，使洋务所购置的的军械未战而交与敌国。

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参战大小十三艘战舰中，有两艘临阵脱逃、三艘被击沉、一艘被己方逃阵之舰撞沉，其余七艘均受轻重不一的创伤；而日本联合舰队亦受重创，旗舰“松岛”号陷于瘫痪，一艘被击沉，

其余战舰均受不同创伤。经此一役中日海军均受创伤，但未及元气。而李鸿章却因此采取了避战保船的策略，下令北洋舰队退进威海卫港口，不得在黄海海面巡弋。而后，在1895年的刘公岛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从此清廷再无力筹备海防，只得任人宰割。4月1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

这一条约极大的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化程度，使本就积贫积弱的大清帝国愈加风雨飘摇、积重难返，更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争的失败并非偶然，而其内在的最大原因莫过于两点：一、清廷上下的投降主和派的投降意识；二、清廷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致使泱泱大国有国无防！

纵观整场战争，清廷上下投降之风无处不在，从朝鲜半岛的不战而退，到辽东的望敌而逃，再到黄海的消极避战，无不存在投降主义，无不寄希望于列强调停。战争之前，中日实力相当，战事临头，李鸿章极力夸张敌人力量，而把他自己经营几十年的北洋水师说的不堪一击。他说，日本的兵舰新，行驰速度比中国船快得多，日本陆军枪炮也比中国的“精而且多”，所以中国必不能战胜日本。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之前，李鸿章不仅不积极备战，反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调停，驻日的俄、英、美、法、德、意等国公使虚与应付，游说日本撤军，造成中国贻误战机。（宋有成著：《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与此同时日本一心求战：1894年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电令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清廷总理衙门递交了《绝交

书》，内称“清国政府只要求日本军队撤军而不容任何协商，即是好无益之事，事情以至如此；则将来发生不测，日本政府不负责任。”（松下芳男：《近代战争》第一卷）同日，电令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只要在不招致外交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蓄意制造冲突。（陆奥宗光：《蹇蹇录》）由此可看出：清廷并无备战之实，日本确有侵略之心。在清廷的投降主义的主导下，举国上下无决战之心，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另一方面，倾听的腐朽不堪也致使了这次战争的失败。日本由于不堪军备扩张带来的财政问题使国内出现经济危机，1893年2月，日本天皇将《告朝廷臣僚及帝国议会议员诏》下赐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这份“造舰诏书”中，天皇宣布：“朕惟立国之务中，海防之备不可一日缓办，而国库财入难以骤然筹措其巨费，朕为之轸念于兹，故拿出宫廷储金30万元，聊助其费用”，要求文武臣僚也拿出1/10的薪俸以助其成。诏书既下，举国掀起捐献热潮，两个月内就筹集到203.85万余日元，接近当时海军军费1/2。（森喜一：《日本工业构成史》）。总之，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扩军备战过程中，明治政府发挥了率先垂范作用（摘自宋有成著《新编日本近代史》）。而几乎与此同时的1894年，清廷上下也在为自己的“不可一日缓办”的事情忙碌，这一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清廷上下均在为“老佛爷”修造颐和园而筹办款项，而大笔海军军费被挪用。大战前夕，日本政府举国筹措款项扩军备战，而中国海军建设经费却用作修园之资，仅为博慈禧一笑。以致李鸿章慨叹：“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

式日异月新”、“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但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以为继”。（《李鸿章奏校阅海军竣折》，《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xx年）在中日两国海军军备竞赛关键时刻，清廷因慈禧寿诞而停止强化海军军备的举措，挪用军费造亭园，为黄海海战失利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