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

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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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

第一讲：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1. 克里特与迈锡尼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西方文明最初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位于爱琴海南端入口处的克里特岛。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克里特文明以及后来出现的迈锡尼文明一起统称为爱琴文明。

克里特的居民热衷于航海业和商业。灿烂辉煌的克里特文明本身是埃及、西亚、小亚细亚以及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等多种文化相互交融、氤氲化生的结果。爱琴文明至少存在了1300多年的时间。到了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灿烂的米诺斯王国迅速衰亡。

就在克里特文明衰落的同时(或者稍早一些时候)，在希腊本土上出现了另一个新兴的文明形态——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是由一支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阿卡亚人所建，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文化与克里特文明相融合的结果。而那些自称为阿卡亚人的游牧征服者，就是最初的希腊人。

到了公元前12世纪末期，一种来自北方的更野蛮的印欧语系游牧入侵者多利亚人冲入了希腊半岛，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并且使爱琴海地区陷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在经历了300多年的“阵痛”之后，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崛起于爱琴海世界。

2. 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

早在希腊入侵者到来之前，爱琴海上克里特文明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随着克里特文明的毁灭而消失了，另一些则在迈锡尼时期与阿卡亚人的神话传说相融合。有的神话内容，显然是与埃及和地中海世界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叶或中叶，当野蛮的印欧语游牧者从亚欧大陆进入希腊半岛时，他们带到希腊来的仅仅是一些非常简单而零散的神祇。到了迈锡尼时期，克里特的优雅精巧和扑朔迷离的神话开始被粗犷勇武的英雄传说所取代，这些英雄传说是对阿卡亚入侵者的丰功伟绩的一种夸张式的渲染和回忆，同时也于其中揉杂了地中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西亚、埃及和克里特）流传已久的神话传说。 荷马史诗中所歌颂的正是阿卡亚人的那些以征服和宴饮而著称的神与英雄。与被征服者的神话不同，奥林匹斯神话的主要内容不是生产而是战争，不是劳作而是享乐，它是征服者的神话。

在迈锡尼时期和稍晚的“黑暗时代”的希腊神话传说中，地中海世界的神话 2

和北方印欧语世界的神话、出没于波涛汹涌的海洋之上的神灵和出没于茂密幽深的丛林之间的神灵、半人半兽的古老神怪和与人同形同性的新神，均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神系之中。许多具有相近特点的神灵被合并为一个神，但是却仍然保留着不同的别名。

3. 荷马史诗与“系统叙事诗”

真正使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那些旷世英雄的丰功伟绩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媒介，是荷马的两部不朽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这两部史诗所记载的故事都是对迈锡尼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航海活动的一种神话化的渲染，是对阿卡亚人已往的英雄业迹的赞美讴歌。

《伊利亚特》描写了特洛伊战争第十个年头所发生阿喀琉斯的故事。《奥德修纪》描写了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希腊英雄奥德修（Odysseus，一译俄底修斯）经历千辛万苦重返家园及其后的故事。

公元前8世纪以后，当新兴的希腊城邦文明逐渐从“黑暗时代”的文化废墟中生长出来时，与城邦的殖民化过程相伴随的文化形式就是“系统叙事诗”。“系统叙事诗”是古希腊史诗之一，以神话和英雄传说为内容，盛行于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的时期（约公元前7—6世纪），其中较著名的有《塞浦路斯之歌》（描写三女神的金苹果之争和特洛伊战争的起源）、《埃提奥皮斯》（描写阿喀琉斯与阿马宗女王彭忒西勒亚和埃塞俄比亚国王门农的战斗以及阿喀琉斯被帕里斯之箭射中致命之处——脚踵——而死的故事）等。这些叙事诗将分散凌乱的希腊民间神话传说联系为彼此相关的有机体系，并且填补和充实了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作品中的许多忽略处与空缺处。因此，“系统叙事诗”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作品一样成为古典时代希腊悲剧和文学的重要题材来源。同时，这些叙事诗构成了从向往邈远国度和神奇际遇的古老民间传说（如特洛伊战争或奥德修历险记等）向悲壮凝重的希腊悲剧——它的重要主题就是英雄家族的厄难命运——过渡的重要中介。

4. 赫西俄德的《神普》

在“黑暗时代”的末期，将逐渐黯淡的克里特、迈锡尼神话传说传给希腊人的主要是赫西俄德的《神谱》和荷马的两部史诗。他们通过一种开创性的编纂整理工作，把一个系统化了的美丽无比的希腊神话世界呈现在走出“黑暗时代”的希腊人面前。

在赫西俄德和荷马所展现的神话因素中，神既是人的理想，同时又与人生活在一起。希腊人在追溯自己的家族谱系时也相应地整理出一套神的谱系，因为希 3

腊人相信作为自己祖先的英雄们必定有一个神的起源。在希腊人眼里，神与神的后裔是神，而神与人的后裔则是英雄，这些英雄往往又被当作王者的始祖。按照这种家族起源的解释方式，自然而然地从英雄谱系上溯到诸神的谱系。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赫西俄德的《神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它通过神系的生殖原则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宇宙起源论和自然演化观；第二，它蕴涵着一种以自我否定为动力的社会进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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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希腊城邦文化

1. 希腊城邦的早期发展

在黑暗时代的末期，一批新兴的城市国家——城邦（Polis）开始取代建立在氏族和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野蛮的军事民主制逐渐让位于以成文法律为基本规范的文明社会。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的二百年间，城邦国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一个殖民地一旦建立起来，很快就脱离了母邦的控制，成为一个在政治方面完全独立的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城邦多如牛毛。这种分离主义的政治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生活信念构成了希腊城邦社会的重要特征。

城邦（Polis）这个概念以及从它之中衍生出来的另一些概念，构成了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派生概念包括（均以拉丁文表示）：公民（Polites）、政治生活或宪法（Politeia）、公民团体或政府（Politeoma）、治理城邦者或政治家（Politikos）以及治理城邦的技巧或政治学（Politics）等等。公民作为城邦的组建者和基本人民，既承担着保卫城邦安全和服从城邦法律的义务，也享有治理城邦事务（议事、审判等）的权利。换言之，“公民是自己的主人”。这种“主权在民”的政治状况，再加上城邦规模狭小的自然条件，使得一些希腊城邦出现了直接民主制度。

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8－前6世纪之间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过程：除了斯巴达等极少数城邦之外，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在公元前8－6世纪之间完成了从君主政治向民主政治或僭主政治的转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雅典。

2. 斯巴达与雅典

斯巴达维持着一种强有力的寡头统治形式。斯巴达社会分为三个阶层，居统治地位的是斯巴达人（Spartans）；柏里伊赛人（Perioikoi），即边民或邻人；希洛人（helots），即在斯巴达人的征服活动中沦为奴隶的土著民族。斯巴达的政体形式据说是由吕库古创立的。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吕库古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了元老院。同时建立公民大会。后来在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中又产生了五人监察团，成为主持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常设行政机构，即实际上的政府。第二是定期重新分配土地，废止一切奢侈无用的技艺，甚至连货币也取消了。第三是设立公共食堂，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必须在指定的食堂里共同就餐。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加强了斯巴达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种优势使得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胜了雅典人而成为全希腊的霸主。

与保守愚昧的斯巴达相反，雅典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城邦，甚至带有几分浮华奢靡的成分。开明贵族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对贵族的 6

权利进行了适当的限制。此后梭伦又在公元前594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梭伦通过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债务奴隶制，设置了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继梭伦之后，僭主庇西特拉图和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梯尼又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基本确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摧毁了传统贵族依凭的氏族秩序。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制使其成为希腊诸城邦中最繁盛和最强大的城邦。

雅典的立法权属于“公民大会”（Assembly），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批准或否决“五百人会议”的提案，以及使用贝壳流放法来惩罚那些对城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领导人。雅典的行政权属于“五百人会议”（Council of Five Hundred），“五百人会议”的成员任期两年，这样就使得几乎每一个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城邦的行政首脑。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一个相当于英国内阁的十将军委员会成为城邦的实际上的军事、行政和司法中枢。在司法方面，由六千人组成陪审法庭，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取决于陪审法庭的意见。

3. 城邦时代的宗教生活与文化精神

在希腊，各城邦均有自己所崇拜的特殊神灵和英雄，同时又对全希腊共同信奉的一些神灵和英雄顶礼膜拜。较有影响的泛希腊宗教中心至少有三个，即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希腊人求神谕的最重要的圣地）、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通过全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来敬拜宙斯）和厄琉西斯的祭典仪式（对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神秘崇拜）。这些泛希腊中心的宗教活动和集会超越了城邦的界限，成为把整个希腊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希腊宗教尤其是奥林匹斯宗教，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倾向和地方性色彩。除了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和其他体育竞赛活动之外，另一个带有民间性质的泛希腊宗教活动就是酒神节的狂欢秘祭。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几乎流行于希腊的所有城邦。从这种情感宣泄的净化与升华中，产生了古希腊最美丽的艺术形式――悲剧和喜剧。尽管在希腊本土以及“大希腊”的各个殖民邦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民间信仰1[①]，但是以奥林匹斯诸神为崇拜对象的希腊多神教仍然构成了希腊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希腊的史诗和悲剧讲述着神和英雄的故事，希腊的雕塑以神和英雄为主要形象，希腊建筑的最辉煌的杰作是帕特浓神庙、德尔菲神庙、狄奥尼索斯剧场以及其他举行宗教庆典活动的公共建筑，即使是在赞美爱情的抒情诗歌中（如萨福与平达等人的作品），也充满了神与英雄的名字。至于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最初同样是在希腊多神教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

在希腊宗教和希腊文化中，自然崇拜和感觉主义构成了最基本特征。肉体与精神的原始和谐，使整个希腊文化呈现出一种田园诗般纯净悠扬的意境。

1[①] “大希腊”指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居住的地区，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此外，“大希腊”还包括西西里岛东部的希腊殖民区，如叙拉古等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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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腊悲剧与喜剧

希腊悲剧基本上取材于神话与传说，以古代的英雄故事作为主要内容。从剧情上看，希腊悲剧与此前的“系统叙事诗”所表现的古老家族的不幸遭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反映了那些显贵家族内部的伦理冲突，例如伯罗奔尼撒家族几代人之间的骨肉相残，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等等2[②]。希腊人对悲剧的这种理解尚处于直观的阶段，尚未能识破“命运”的实质。

如同悲剧一样，希腊喜剧也是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岛的居民们首先把酒神庆典游行的狂欢仪式发展为简短的喜剧表演，然后将这种新艺术形式传入伯罗奔尼撒，再从伯罗奔尼撒传到阿提卡半岛。雅典的喜剧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与解构神圣、讥讽时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阿里斯多芬在一些剧作对江河日下的雅典民主制进行了无情的针砭。

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化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演变，即从一种崇高典雅的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向自由散漫的个人主义和现象主义的演变，从普遍性的“命运”向个体性的自我意识的演变。而这种时代精神的演变恰恰揭示了从希腊城邦时代从希腊化时代转化的文化实质。

5. 希腊哲学的发生与演化

希腊哲学最初也有一个神话的起源。希腊哲学与希腊神话的根本差异在于：它采用了一些还原性和抽象性的哲学范畴来解释万物的产生与变化，以此来取代神话中的感性直观的神祇和扑朔迷离的“命运”。

当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宣称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时，他用一种新的形式——哲学形式表述了神话中的内容。在以后的希腊哲学中，米利都学派的“水”、“气”等自然形态的物质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火、气、水、土）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最终以还原的形式表现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超越了现象性的物质概念“原子”。在希腊自然哲学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话的影响呈逐渐减弱之势，而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则不断提高。

如果说希腊最初的自然哲学是从广为流传的奥林匹斯多神教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希腊形而上学的思想渊源则可以上溯到奥尔弗斯神秘祭。希腊第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哲学家是克罗顿城邦的毕达哥拉斯，他是奥尔弗斯宗教的一个改革者。毕达哥拉斯把万物的本原说成是一种超自然形态的东西——“数”。“数”，与奥林匹斯宗教的“命运”、“定数”以及奥尔弗斯神秘祭所强调的“亚男克”（Ananke，即“必然”或“强制”）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毕达哥拉斯的“数”2[②] 关于这些悲剧的具体内容，请分别参阅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福灵》）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等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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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就被表述为一个更加哲学化和抽象化的概念——“逻各斯”（logos）。奥尔弗斯宗教的灵魂与肉体的直观对立到巴门尼德那里演化为“存在”与“非存在”的抽象对立，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对立。

至于希腊最重要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其哲学思想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与希腊的感性直观宗教截然相反的形而上学特点，并且把奥尔弗斯宗教中的唯灵主义倾向和灵肉对立思想推向了极端，从而成为希腊多神教向基督教转化的重要理论中介。到亚里斯多德那里，一个充满了理性色彩的形而上学体系和自然物质世界成为人们所面对的唯一真实的思想背景和生活世界。

6. 希腊的科学

早期的希腊科学是很难与哲学相区别的。肇始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本身就是对宇宙起源和自然演化的一种科学解释。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在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数的重视使他们发现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并引起了不可公约数危机。希腊的原子论者及其思想先驱是一些在科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这种接近自然界真实面貌的自然哲学观点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由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优势地位而遭到排斥。

希腊的实验科学与当时的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雅典伟大的雕塑家如米伦和菲狄亚斯等人，在他们的那些肌肉丰满的雕像中已经充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解剖学知识；帕特浓神庙以及其他宏伟的宗教殿堂建筑则表明，建筑师们精通于几何学和力学的理论与实践。西方医学的奠基者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学说”，而且把医学从理论研究推向了临床观察。

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他对当时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都进行了研究，但是另一方面，他一些陋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严重地阻碍着科学的发展。此外，亚里斯多德创立的演绎三段论法无疑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第三讲：城邦文化的衰落与希腊化时代

1. 从分离主义到帝国主义

早期希腊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那种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开始悄悄地破坏希腊城邦的分离主义原则，而不久以后继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敲响了分离主义的丧钟。

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反抗波斯人统治的起义。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联合爱琴海地区的一些希腊城邦组建了提洛同盟。战后，“同盟”逐渐变成了一个“帝国”，雅典人从自由主义和分离 9

主义的楷模走向了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一直与雅典分庭抗礼的希腊另一大城邦斯巴达在希腊半岛南部建立了包括科林斯、西库昂、麦加拉和底比斯等重要城邦在内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地峡对面的提洛同盟争夺希腊的霸权。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对峙最终导致了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奏响了希腊城邦制的挽歌。

雅典民主制的精神实质已经随着雅典帝国的扩张过程而丧失殆尽，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回光返照的民主制只是一种徒具其表的历史闹剧而已。雅典民众无聊习性的最后的也是最卑鄙的一个事例，就是这种虚假的民主制度对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圣贤苏格拉底的审判和迫害。

2. 亚历山大帝国与希腊化时代

希波战争在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希腊土地上播下了帝国主义的种子，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揭开了希腊统一运动的序幕。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建立在提洛同盟基础之上的雅典帝国土崩瓦解，公元前371年，一向在军事上战无不胜的斯巴达被新崛起的底比斯击败。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将整个希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将松散的希腊联盟（“科林斯同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前，他就在埃及和西亚等地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建立了许多希腊式的城市，并且动员了大量的希腊人来这些城市定居。这些城市后来逐渐成为各个非希腊地区传播希腊文化的据点。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在亚历山大死后瓦解了，但是建立在埃及和东方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西王国仍然在持续不断地推行着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政策。这两个王国的统治者都是希腊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果在他们统治的疆域内加以推广。但是在“希腊化”时代，源于东方（波斯和埃及）的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体制、奢侈放荡的享乐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和彼岸主义的宗教信仰，正随着希腊化的过程悄悄地浸入西方文化的肌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文化的面貌。

3. 希腊文化精神的凋敝

既然希腊多神教的现实基础是分离主义的城邦制度，那么当亚历山大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时候，他也就敲响了奥林匹斯诸神的丧钟。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的政治向着东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方向发展，亚历山大帝国分裂而成的三个王国，希腊的文化则向着繁缛华丽和虚浮无聊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地融入了东方文化的骄奢淫逸的成份。在经济生活方面，希腊化世界的中心从希腊半岛移至西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在思想方面，希腊化时代产生了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等各种哲学派别，哲学不再把它的目光投向宇宙的本原（如希腊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如柏拉图 10

的“理念”论）或者现实的国家（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而是将其局限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圈子里，一味沉潜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由于这种厌世哲学或消极伦理学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人们在宗教生活方面转向了神秘主义。

希腊化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希腊城邦文化所独具的那种和谐之美出现了裂痕，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原始同一被打破了，从而产生了明显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其结果，一方面是疯狂放纵的物欲，另一方面则是悲观弃世的神秘，肉体与精神双方都陷入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之中，于是不得不转向东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中去寻求解脱。

第四讲：罗马帝国的兴衰

1. 罗马的起源与发展

罗马在起源方面不像希腊和东方国家那样有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源流，它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而是一种强制性的混杂产物。公元前7世纪以后，埃特鲁斯坎人征服了罗马，建立起一个王国，此即罗马历史上的“王政时期”。在经历了七个王的统治之后，拉丁人终于联合起来推翻了最后一位埃特鲁斯坎人的王——骄傲者塔克文的政权，建立起罗马共和国，从此揭开了独立的拉丁罗马国家的历史序幕。在共和国时期，罗马开始迅速地向外扩张，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就从一个七丘之山的蕞尔小国发展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囊括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大国。在恺撒时代、奥古斯都时代和安东尼王朝（公元96－192）的罗马人眼里，罗马帝国就是整个世界，以至于罗马人用自信得近乎狂妄的口气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

2. 罗马政治体制的演变

在罗马初创的王政时期，它的政治权力机构有三个，这就是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即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胞族会议）、元老院（即长老议事机关）和国王。王政时期结束后，早期的罗马共和国实行寡头政治，少数贵族家族控制着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元老院，并产生出两个为期一年的行政首长——执政官。公元前470年左右，平民迫使贵族同意设立保护平民权利的保民官，公元前366年产生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按照惯例，执政官任期满后即自动进入元老院，这样就打破了贵族垄断元老院的一体化局面。公元前287年通过霍腾西阿法案，规定特里布斯会议（即平民会议）的决议无须经过元老院批准即对罗马公民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胜利成果使平民与贵族在一段时间内（公元前3－2世纪）携起手来，创造了一种较民主的政治气氛。

到了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革拉古兄弟的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矛盾终于演成不可调和之势，激起了内战，并导致了军事独裁制的出 11

现。马略和苏拉都以军事独裁的方式来统治罗马，但是他们两人在政治上却分别代表平民和元老的利益。苏拉独裁后出现的“前三头同盟”（克拉苏、庞培、恺撒）第一次公开地表露了骑士阶层对元老院权力的蔑视。公元前49年，恺撒击溃了庞培与元老院的同盟。恺撒遭到了他的政敌们的暗算，屋大维依凭着与恺撒的亲戚关系跃居高位，与恺撒部将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反对元老院的“后三头同盟”。击败了共同的敌人之后，“后三头同盟”分裂。

频繁发生的内战令罗马人怨声载道，他们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英白来多”来取代像乌鸦一样聒噪不休的元老院。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就应运而生了。在屋大维执政的40多年时间里，他虽然没有公开称帝，而是谦虚地自称为“第一公民”，但是他却已经在共和国的旧瓶中装上了专制主义的新酒。

3. 罗马帝国的衰亡

公元180年，随着“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一位斯多噶主义的哲学家皇帝――的去世，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在康茂德及其后继者统治期间，宠臣当政，暴力迭起，宫廷禁卫军的权力越来越大，皇帝实际上成为了军队手中的傀儡。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到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两位铁腕皇帝的统治期间才稍稍得到缓解，但是这两位皇帝面对混乱而无序的庞大帝国而采取了分区治理的政策，其结果导致了帝国的分裂。君士坦丁皇帝虽然曾一度统一了东西两个帝国，但是到了狄奥多西皇帝之后，帝国再度分裂，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能够统一。不久以后，西罗马帝国成为日耳曼蛮族入侵的牺牲品，东罗马帝国虽然幸免于难，却在其后的历史中日益边缘化，从西方文化中逐渐地淡出。

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军队性质的蜕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军事无政府状态。罗马共和国早期实行公民兵制。公元前2世纪末，马略以募兵制取代了以往的征兵制。随着职业军队的出现，军人成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队的主体由有财产的公民改变为贫穷的罗马无产者。以前非职业化的军队对元老院负责，现在职业化的军队只对自己的统帅负责。这样共和国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恺撒和屋大维正是依靠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军队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这种由罗马无产者为主的职业志愿军又被由外族人和奴隶组成的雇佣军所取代。这种转变致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锐减，同时也标志着罗马英雄主义的日趋衰落，气息奄奄地等待着日耳曼人粗犷的野性和基督教阴郁的唯灵主义对它进行最后的清算。

第五讲：罗马文化的特征

1. 罗马英雄主义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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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罗马共和国是罗马英雄主义的摇篮，那么罗马帝国则是它的坟冢。功利主义是整个罗马文化的基本特点。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为了国家而压抑私欲，帝国时期的罗马人却为了私欲而牺牲国家。

在罗马帝国时期，具有理想色彩的罗马英雄主义已经无可拯救地衰颓了。追逐物质财富，本是罗马英雄主义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物质财富一旦过于丰盛，就成为诱惑英雄主义堕落的罪恶渊薮。

2. 罗马的宗教与文化

从罗马创建之初，宗教就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手段来推进这个新生国家的发展。在王政时期和共和国初期，罗马宗教的状况极为混乱，不同民族的古老信仰随着民族的冲突、融合而混杂熔铸，逐渐形成了罗马人共同信仰的一些神祇。到了共和国中期以后，由于希腊文化日益加深的影响，罗马杂乱无章的神灵世界才开始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罗马神祇，后来都找到了一个希腊的对应者。还有一些神则是直接从希腊神话中照搬过来的，只是换了一个拉丁名字。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拓展，它的宗教来源也远远地超出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到了公元前1世纪，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噶主义这两种希腊伦理思想在罗马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各种东方宗教以及新兴的基督教等开始填充着极度空虚的罗马人心灵。与罗马宗教的情况相似，罗马的哲学思想也不过是希腊哲学的余绪，其特点是把希腊的理性主义与东方的神秘主义相揉杂。一直到共和国末期，罗马都没有产生过一位自己的哲学家。

罗马的文学一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公元前227年），一位在罗马担任家庭教师的希腊奴隶用拉丁文翻译了荷马的《奥德修纪》，从此才揭开了拉丁文学的序幕。罗马文学在共和国的最后数十年间进入了辉煌的发展阶段，恺撒的《高卢战记》开创了一种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西塞罗的演讲稿和散文集则展现了一种优美华丽、抑扬顿挫的文风。随之而来的奥古斯都时代不仅创造了政治、经济的繁荣局面，而且也开创了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罗马历史上三位最杰出的文学巨匠――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在奥古斯都身后的“白银时代”里，罗马固然也产生了塔西佗、玉外纳、普林尼等著名作家，但是此时罗马文学的主题已经由歌功颂德转向了愤世嫉俗。罗马的建筑艺术也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是与希腊多偏重于神庙建筑的特点不同，罗马的建筑更多地表现为凯旋门、斗兽场、皇宫和下水道系统等实用性的世俗作品。罗马人在科学方面的建树甚少。

3. 罗马法

罗马法是罗马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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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是罗马的第一个成文法。到了恺撒的时代，各种法律、法规和法令已经多得令人无从适应。罗马历代法律的最终成果则是公元6世纪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

罗马法的来源非常繁杂，既有公民大会的决议和元老院的指令，也有执政官的公告和皇帝的政令，此外还包括法学家们的法律解释和司法案例。从内容上看，罗马法已经广泛地涉及到民法、商法、刑法等诸多领域。从法律规范的范围来看，罗马法又可分为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其自然法的思想成为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的重要理论渊源。

罗马法肇始于共和国时期，在帝国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益丰富和精确化，公元439年生效的《狄奥多西法典》是罗马帝国最后一部官方的成文法规汇编。这部法典对入侵的日耳曼蛮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5－6世纪蛮族统治者们所制定的法律，如公元500年的《狄奥多里克敕令》、506年的《阿拉里克二世法典》、517年的《勃艮第罗马法》等等，几乎都是以它为参照的。到了查士丁尼时代，罗马法的一切伟大成就都被编纂到《民法大全》中，它包括汇集历代罗马成文法的《法典》、精选历代法学家的法律著作和言论的《学说汇纂》、阐述法学原理的教科书《法学阶梯》和汇编查士丁尼所颁布的律令的《新律》等四个部分。《民法大全》既是罗马法的总汇，又成为中世纪教会法的基本依据，并且通过中世纪继续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4. 罗马世风的腐化

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已远非贫穷的昔日可比，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和行省的增加，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罗马人传统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腐蚀下逐渐衰弱，最终而土崩瓦解。

源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柔靡之风越来越深地侵蚀着罗马英雄主义的肌体，到了帝国时期竟成为罗马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公元1世纪以后，罗马每年都要从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输入大量的奢侈品。罗马人的宴会铺张得令人难以置信。到了尼禄当权的时代（公元54—68年），放荡行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到了公元3世纪，整个罗马帝国都陷入了“世纪末”的恐慌之中。公元476年，精气耗尽的罗马帝国终于在日耳曼蛮族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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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第六讲：基督教的早期发展

1. 萌芽于希伯来文化土壤的基督教

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由于长期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犹太民族产生了浓厚的不幸意识。同时，由于反抗无果，犹太人又产生了一种深沉的罪孽意识。在公元1世纪初，一个犹太教的支派把加利利的拿撒勒人耶稣认作基督（即弥赛亚3[③]），他们在与正统派的斗争中逐渐脱离犹太教，形成了基督教的雏形。大约在公元30年，由于其门徒犹大的出卖，耶稣遭到逮捕，并被以“犹太人的王”之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并嘱咐门徒们传福音。正是通过这些门徒们的传教活动，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

最先将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罗马城的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与彼得一样，保罗对于推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教过程中，他给各地教会和信徒写了大量的书信，广泛地论及了信仰、神学、伦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基督教摆脱了犹太教的直观性和狭隘性，成为一种唯灵主义的普世性宗教。

2. 耶稣对犹太教的超越

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区别在于，首先，基督教接受了律法，但更侧重内在的信仰。其次，基督教加入了与犹太教的效果论针锋相对的动机论道德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已经具有了一套形而上学的神学理论（这一点得益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它克服了犹太教的此岸性和直观性，成为一种传播彼岸福音的唯灵主义宗教。

从“末世论”到“救赎说”的发展，是基督教最终摆脱犹太教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世界性宗教的重大标志。具有社会解放意义的弥赛亚运动被基督教改造为一种灵魂获救的福音，上帝的国也从人间被搬到了天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入，基督教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公元1世纪以后，基督教中的希伯来文化成分开始被当作一种异端因素遭到排斥，随着基督教中心向罗马的转移，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仇恨也越来越强烈地被煽动起来，从而在以后的世纪中酿成了一幕幕迫害犹太人的惨剧。

3[③] “弥赛亚”一词的希腊文为Christós，拉丁文为Christus，英文为Christ，中文音译为“基利斯督”，简称“基督”。因此，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对于普世性的基督教来说，作为基督的耶稣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复国救主，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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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

如果说犹太教为基督教提供了圣教历史的“肉身”，那么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则为基督教提供了唯灵主义的“精神”。这种唯灵主义最初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现在希腊民间神秘祭（奥尔弗斯教）的轮回转世说中，然后在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哲学中得到理论上的提炼和表述，并通过斐洛的“隐喻”神学和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最终汇入基督教，成为一套严密的、系统化的神学体系。斐洛试图把犹太教的重要经典《创世记》提高到希腊哲学的思辨水平，他构建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道成肉身”——的理论雏形。在罗马世界中，柏拉图哲学是通过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而与基督教神学相联系的。基督教除了受柏拉图的影响之外，也吸取和发展了斯多噶主义的一些观点。

自从基督教开始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传播以来，它就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始吸收各种异质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希腊的，也有东方的。这种兼收并蓄和多元混合所导致的文化上的“杂交优势”，是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中发展壮大并且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

4.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生长历程

基督教最初传入罗马后不久，基督徒所奉行的种种奇怪的信条和仪式（如聚众祈祷，领食圣餐等）开始引起了罗马人的反感。公元64年，罗马城遭受了一场火灾的袭击，罗马的许多街区都被烧成废墟。尼禄下令把罗马人颇为反感的基督徒当作了替罪羊。自从尼禄初开先河之后，罗马统治者们就一次又一次地对基督徒进行了极其残酷的迫害活动。在公元2世纪图拉真、哈德良、派厄斯等较为宽容的皇帝当政时期，基督徒的境遇稍稍得以缓解，但是罗马统治者仍然要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而对罗马传统的神明进行献祭。到了公元2世纪末叶以后，随着一度辉煌的安东尼王朝时代的结束，更为残暴的罗马统治者们又开始对基督徒展开了新一轮大迫害，大批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殉道。由于耶稣本人和彼得、保罗等圣徒都是死于罗马人的屠刀之下，因此虔诚的基督徒们坚信，为信仰而殉道是灵魂上升天国的捷径。

公元260年，懦弱无能的皇帝加利伊纳斯执政，准许基督教会自由活动，并发还教会财产。公元303年，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因宫廷纵火案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到了公元4世纪初叶，依靠忠诚的基督徒士兵的支持，君士坦丁在312年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西尼乌斯共同颁发了一个敕令，即著名的《米兰敕令》（又称《宽容敕令》），标志着基督教在经受了250年的迫害之后，终于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

但是基督教的合法化以及教产的迅速增长很快就产生了负面效果，一部分基 16

督徒在财富和权力的诱惑下开始堕落，另一些较严肃的基督徒则发起了矫枉过正的修道运动。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麻烦的教义争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会，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325年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世界大会，即尼西亚公会议。尼西亚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基本教义（如“父子同体”等）。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基督教各教会在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又相继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公会议（381年）、以弗所公会议（431年）和卡尔西顿公会议（451年）。在这四次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承认的大公会议中，正统教会先后谴责了阿利乌派、阿波利拿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等异端思想，最终形成了由尼西亚公会议提出、君士坦丁公会议修订、卡尔西顿公会议确认的《尼西亚信经》。该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以及“基督神人二性联合而互不混淆”的正统教义，并且树立起教会在人间的绝对权威，成为后世基督教世界一致同意的普世宣言。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发布了一道敕令，要求全体罗马人民“遵守神圣使徒彼得带给罗马人的信仰”。至此，历尽艰辛的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5. 修道运动的兴起

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和国教化，为信仰而殉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合法化的基督教所面临着的一个严峻考验，就是当有教养然而却腐败成性的罗马人纷纷向教会聚拢的时候，如何保持一个基督徒的纯正信仰和高尚道德?“抵抗肉体诱惑的人也是殉道者”，这种把繁华的世俗生活和肉体欲望当作魔鬼的陷阱的观点，驱使许多向往崇高道德境界的基督徒隐遁到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去苦修，结果就导致了独身、贫穷、禁欲和修道运动的出现。

修道运动的创始者是公元3－4世纪的埃及人安东尼，他20岁时因有感于耶稣让财主变卖财产分给穷人的劝勉，弃家到尼罗河畔的德巴意旷野隐修。复出后四处讲道，并组织追随者集体隐修。不久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法安东尼，修道的方式也越来越极端化，成为一种苦行和自我摧残的竞争。公元315－346年，帕科米乌斯在埃及设立了十所修道院。

西方早期修道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推本尼狄克（Benedictus，或译本笃、边奈狄克特，约480—550年）。公元530年本尼狄克创建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并为该院起草了“本尼狄克教规”。这个教规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修道士们愈演愈烈的苦行竞争，使修道院成为以修道和农业劳动双重活动为主的封闭性社团，成为“基督战士的自给自足的永久性要塞”。另一方面，在修道院中也发扬了农艺，维持和复兴了学术（在中世纪初期，修道院是西欧社会中唯一保存了文化的场所）。

在罗马帝国最后一两个世纪里，严肃的主教和修道士们不仅极力克制自身的 17

各种情欲，而且也对绚丽多彩的希腊罗马文化进行了有意识的抵制。基督教用罪孽意识和唯灵主义的圣水浇灌出了一朵禁欲主义的苦难之花。

6. 蛮族大入侵与罗马帝国的灭亡

日耳曼人是一个庞大的部落群。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日耳曼人从北欧迁入中欧。此后，日耳曼各部落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但迁移的冲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创立伊始，日耳曼人就与罗马人在边境发生了磨擦。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蛮族面前采取守势。到了4世纪后期（376年），一支日耳曼部落——西哥特人以寻求庇护和为罗马帝国戍边为由，被罗马政府获准渡过多瑙河而进入帝国的境内。这些野性未泯的蛮族由于不堪忍受罗马官吏的暴虐统治，很快就掉转枪口，成为多瑙河彼岸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大举进犯罗马帝国的先头部队，从此揭开了蛮族大入侵的序幕。410年，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455年，以“文化破坏者”而著称的汪达尔人再度攻陷罗马，对这座“永恒之城”进行了14天的烧杀掠掳。476年，蛮族雇佣军首领奥多维克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洛，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从此灭亡4[④]。

此后，各支日耳曼部落纷纷进入罗马境内。到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虽然曾一度收复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但是当他去世（565年）以后，一支更野蛮的日耳曼人——伦巴第人从北方涌入意大利，西哥特人则卷土重来再度夺取了西班牙。由于各个蛮族王国对西罗马帝国领土的瓜分，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浩劫，到了公元6世纪晚期，整个西欧社会都陷入到一片混乱和黑暗之中。

在5—7世纪，由于蛮族大入侵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破坏了与环境相称的卫生条件，结果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正是在这种满目疮痍的境况和普遍恐慌的氛围中，在古典罗马文化遗产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基督教，开始用上帝的声音来对桀骜不驯的北方蛮族进行文明教化。

7. 日耳曼蛮族的皈依

早在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之前，一些日耳曼部落就已经通过商业活动等和平交往方式而零星地接受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公元3世纪末叶，在西哥特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教会组织。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等，都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前就先后皈依了阿里乌派基督教。当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后，他们就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从而使西欧在整个中世纪都处于4[④]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又延续了一千年之久，直到1453年才毁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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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状态中。在这种分散和彼此闭塞的封建社会中，帝国的权威逐渐被教会的权威所取代。

如果说在文明开化的罗马世界中基督教会曾扮演了一个愚昧而狂热的形象，那么在粗俗不堪的日耳曼蛮族王国里，基督教会则充当着一个文明教师的角色。在瓜分了西罗马帝国的各个蛮族政权中，法兰克王国具有最引人注目的历史地位。公元486年，法兰克人在墨洛温家族及其首领克洛维的统率下统一了高卢和低地国家5[⑤]，建立了法兰克王国。511年，克洛维下令召开了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将宗教法规提高到与国家法律具有同等的权威性，用基督教堂取代了法兰克人传统神庙的神圣地位，并且制定了教堂避难法。不久以后，基督教就成为全体法兰克人都必须信奉的国教。在法兰克人的影响之下，原来信奉阿里乌主义的其他蛮族部落也纷纷改奉正统派基督教。因此到了7世纪中叶以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等地都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了确立。

由于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北非教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既不同于东派教会、也不同于罗马教会的独立性。公元7世纪，新崛起的伊斯兰教在其迅猛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了北非。北非从基督教世界中的退出。减少了北非这个爱闹独立性的部属也无形中加强了罗马教会在西方宗教生活中的权威性。

第七讲：基督教与西欧封建社会

1. 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状况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封建制，它由“宗主”（Suzerain）或“领主”（lord）与“封臣”（Vassal）之间的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 “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国王作为最大的领主把土地分封给公爵、侯爵、伯爵等大贵族，后者又把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通常被称为子爵或男爵的较小的贵族，而这些较小的贵族还可以再将自己的封地赏赐给骑士。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国王名义上拥有封邑的所有权，封臣只具有租借权，但是实际上封臣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作为这个封建关系金字塔的地基而支撑着整个塔身的，就是封邑中的农奴。农奴与领主之间的关系靠一种“庄园契约”来维系，这种契约规定农奴必须承担种类繁多的义务，向领主提供各种税金、劳役、兵役乃至出让某些基本的人权（如“初夜权”等）；而领主的责任则是为农奴提供军事上和法律上的保护，并且允许农奴耕种他的土地。封臣对于他所拥有的庄园具有完全的政治、经济和司法权力。在庄园中一切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自给自足的，甚至还有一位或几位牧师，负责日常的宗教事务。这种“小而全”的庄5[⑤]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之一部分。 19

园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元。

随着基督教在中世纪成为整个西欧社会唯一的宗教信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经济方面，教会从穷苦人的精神抚慰所变成了最富裕的庄园主。到了10世纪，修道院已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欧经济的命脉。面对着世俗物质利益的诱惑，在修道运动内部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改革的呼声，先后出现了克吕尼派、息斯特西安派和托钵僧团等锐意改革的修道团体。修道运动内部的这些改革活动在客观上曾经推动了中世纪西欧经济的发展，使得大片荒野变成了良田，但是它却并没有能够阻止修道院经济的膨胀势头。

分散封闭的庄园经济和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生活水平处于非常低下的状况，对于绝大多数人口（农奴）来说，饥饿的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首要问题。中世纪的庄园生活并不像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们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田园诗般恬静优美的情调。虽然城堡中的贵族们和教区里的教士们在生活资料方面用不着担忧，拥有吃不尽的粮食、肉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十分糟糕。在11世纪以前，城堡一直是木质结构的建筑，后来改为石头砌成的堡垒。人们的主要食物是肉、乳酪、洋白菜、洋葱、萝卜和豆类，水果仅限于苹果和梨，一直到12世纪与东方进行较频繁的贸易之前，西欧人不知咖啡、茶和香料为何物。食糖是极为罕见与昂贵的东西。现代科学家们通过对中世纪人的骨骼进行研究，估算出整个封建时代人们最长的平均寿命不过42岁，而在此期间的某些阶段，如黑暗时代的末期，人们的平均寿命甚至还不足30岁。

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各蛮族王国分而治之的状态下。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6[⑥]。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西欧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分散隔绝的封建状态中。公元962年，萨克森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以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的神圣罗马帝国除了极个别强有力的皇帝统治期间之外，帝国皇帝对境内的国王、诸侯和自由城市根本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社会实际上一直处于分裂混乱的政治状态中。

在中世纪，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一方、以日耳曼封建王侯为另一方的教俗之争，构成了西欧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公元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会。751年加洛林家族的丕平取代了墨洛温家族的末代国王登6[⑥] 《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三分为莱茵河以东日耳曼人居住的东法兰克王国、从意大利到莱茵河的中法兰克王国和以高卢为中心的西法兰克王国，这三个王国后来分别成为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的雏形。 20

上了法兰克王国的宝座，丕平把拉文那总督区以“赠献”形式交给罗马主教。在查理曼的强权统治下，教会仍需仰承帝国的鼻息，教会的存在须以效忠皇帝为前提，因此在这种相互利用中已经蕴含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矛盾在查理曼死后即开始明朗化。在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伪造的《艾西多尔文献》，在信中君士坦丁宣称：为了感谢基督教会对他的拯救，他把罗马之外的4个宗主教区――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一切信仰事务的宗教管辖权，以及“罗马城和所有意大利的或整个西部地区的行省、地区和各城市”的世俗统治权均授予西尔维斯特及其继承者。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赠礼”。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罗马教会与帝国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教皇格利哥里七世在1075年发布的《教皇敕令》中极力鼓吹“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教皇有权废黜皇帝”等观点。公元1122年，教皇与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和约》。按照该和约的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放弃了帝国境内的主教册封权，交出了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牧杖，而教皇卡利克斯特斯二世则承认皇帝拥有世俗册封权，并承诺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选举仍须受皇帝的莅临监督。

如果说在争夺主教册封权的斗争中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了个平手，那么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教会一方。教俗之争大大地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使它在13世纪以后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帝国”，德意志也因此成为封建诸侯们长期割据的“奥吉亚斯的牛圈”7[⑦]。

与分散混乱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同，法兰西王国从10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就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扩张王室领地和加强国王的政治权力，到了12世纪末叶，法兰西的国王们已经将法国各封建领地的行政、司法、铸币和军事权力逐渐地集中于中央政府。罗马教会与法国国王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以惨败而告终。雄心勃勃的法王腓力四世于1302年召开了法国第一次三级会议，反对罗马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并推选出法国波尔多大主教继任教皇，即克雷芒五世，并且把教廷从罗马迁至法国的飞地阿维农，置于法王的控制之下。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之久的“阿维农之囚”时期（1305－1377年）。1378年，乌尔班六世则在罗马重新组建枢机主教团，与阿维农的教廷相抗衡。于是，继“阿维农之囚”以后又出现了40年之久的“西方教会大分裂”。这种分裂的局面直到1417年才结束，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废黜了并立的三个教皇，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分裂的状态虽然结束了，但是教会的权力也从巅峰状态开始陨落。

2. 十字军东征 7[⑦] 奥吉亚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厄利斯国王，他有一座养有数千头牲口的牛圈30年来从未打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在一日之内将其打扫干净。“奥吉亚斯的牛圈”意指非常肮脏、无人照管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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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蒙难和复活之地耶路撒冷在基督徒心中一直是一个光辉的圣地。自从1071年耶路撒冷落入凶悍的塞尔柱突厥人之手以后，西方基督徒的朝觐活动不得不中止，圣地也遭到异教徒的破坏和亵渎。格利哥里七世在位时（1073—1085年）就曾经策划组织十字军东征之事，乌尔班二世任教皇时开始付诸实施。首批十字军于1096年在“穷汉”瓦尔特和“隐士”彼得的率领下从法国出发，这群乌合之众后来与由贵族们率领的十字军主力部队汇合在一起，终于在1099年7月15日攻占耶路撒冷。

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当大批基督徒带着劫掠的财富满载而归时，穆斯林又开始威胁和逐渐蚕食西方人设在东方的那些据点和公国。于是基督教世界又组织了一系列不成功的十字军东征。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还组织了一支儿童十字军，这支毫无战斗力的童子军刚刚到达地中海，其中的许多人就被商人拐卖到埃及和东方沦为奴隶。1291年拉丁王国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亚克城落入穆斯林之手，喧闹一时的十字军东征也就从此偃旗息鼓。

3. 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生活

在西欧封建社会中，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把基督教信仰当作至高无上的真理来加以维护，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唯灵主义深入人心从国家的行政事务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事无巨细均打上了基督教信仰的深深烙印。中世纪的西欧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并不抱有太多的奢望，这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教义对于现实世界的贬抑态度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封闭狭隘的文化视野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物质想象力。他们缺乏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彻底地改变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天国中的生活景象；而在现世中，苦难、贫穷、暴力、动乱等“潘多拉的灾难”注定了要与生活永远相随。

这种无望的现世生活一方面使人们热切地渴望着彼岸的幸福，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奈地在苦中取乐。宗教活动成为平淡无味的现实生活中的唯一调味品。在彼此封闭的庄园社会中，修道院和教堂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和集会的主要场所。那些宗教性的集会活动（包括各种宗教圣事和节庆活动）虽然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和阴郁悲凄的情调，但是在严肃的宗教活动之余往往附带有一些娱乐性的插曲，如演出宗教剧和举行节庆游行等等。这些娱乐性的插曲尽管粗俗不堪，但是它却成为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娱乐活动。天国与人间的这种强烈反差表现在中世纪的一切文化作品中（尤其典型地表现在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并且培育了一种置根于基督教特有的“痛苦的极乐”的精神氛围之 22

中的浪漫主义。

4. 教会与大学

蛮族大入侵不仅破坏了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且也破坏了罗马时代的学校制度。到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时期，查理曼大帝才开始鼓励教会扩大教育内容的范围，从此以后，修道院、主教教堂和教区教会所设立的学校才开始承担起一般知识的教育职责。

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意大利，早在9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一批研究罗马法的专业学校。11世纪在意大利的波伦那产生了西欧第一个由专业性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性质的学校（studium generale），这种学校被称为“大学”（Universitas），它们通常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场所，往往利用修道院或教堂的厅堂作为授课地点；学生宿舍（Colleges）有时也被用作教学，久而久之就演变为“学院”了。

早期的大学都是隶属于教会的，管理者是教堂和修道院的教士或僧侣，教师通常是地位较低的教士。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学生成分复杂，但是一般的上层阶级(贵族和骑士)的子弟却很少接受学校教育。大学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七种（即“七艺”）：文法、修辞、逻辑（这三种被叫做“初阶部分”，trivium）、数学、几何、音乐、天文（这四种被叫做“高阶部分”，quadrivium）。拉丁文是教学的通用语言。一个学生掌握了“七艺”之后，就可以去学习更加高深的专业知识，如法律、医学、艺术、哲学和神学等等。学生们在大学里学习四年或者五年的时间，通过答辩（由回答教授委员会的问题和进行公开辩论两部分组成），就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出任助教。如果他想进一步深造，在几年之后他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得到由教会颁发的博士证书，凭借这个证书他可以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所大学里执教。到了十三世纪。学者的地位与官吏、教士鼎足而三了。13世纪托钵僧团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大学的发展，虽然法兰西斯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构成了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组建宗教裁判所的中坚力量，但是它们也为促进欧洲的大学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3、14世纪的许多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均属于托钵僧团。

尽管欧洲的大学最初是从教会的母体中产生的，但是它后来却成为孕育、传播新思想的温床。

5. 中世纪的哲学

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因此，哲学家们的抽象思想如果不能成为正统基 23

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论根据，就一定会成为滋生各种异端观点的温床。

基督教既然把唯灵主义和灵肉对立当作自己的精神实质，它在哲学上就必然会对应于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的教父哲学和后期的经院哲学（以公元11世纪为界）。教父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在于上帝论、基督论和人性论这三个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教父哲学最后达成的正统观点往往都具有超理性或反理性的神秘色彩。到了11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社会的文化复兴，遭到贬抑的理性精神又开始重新萌发；而且由于与阿拉伯世界的频繁接触，曾一度在西欧销声匿迹的亚里斯多德主义又通过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流回基督教世界，结果就导致了经院哲学的产生。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通常又被称为繁琐哲学，它因讲究繁琐的形式逻辑论证而得名。

在经院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在一些唯名论哲学家的思想中，表现了对基督教正统观念的批判精神。唯名论与实在论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唯一具有真正哲学味道的问题。在唯名论的观点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异端因素，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罗马教会的权威。

6. 骑士文学与哥特式建筑

在用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圣水浇灌的蛮族文化园圃里，生长出来一支绚丽夺目的花朵，这就是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中所表现的那种忠诚、勇敢、高尚、纯洁的骑士精神(Chivalry)。

骑士的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Knight)。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出现了庞大的基督教骑士团，这些骑士团构成了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桥梁。这时骑士不仅是一位视死如归的英雄，而且也是一位虔诚高尚的殉道者。当条顿骑士团把古老的骑士理想置于宗教光环的笼罩之下时，在法国南部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一种世俗的骑士理想。这种新兴的骑士理想专注于罗曼谛克的爱情和高雅优美的言行，它构成了中世纪盛期骑士文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格调。这些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名噪一时的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把民间传说中的种种离奇古怪的经历(其中特别是关于英雄与毒龙或恶魔战斗的故事)与基督教的虔诚精神以及对理想女性的“罗曼谛克的爱情”(romantic love)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了一种富于幻想和怪诞色彩的浪漫情调，即罗曼谛克(或罗曼斯)情调。优美典雅的礼仪逐渐掩饰了豪放不羁的举止，对理想女性的赞美和爱恋成为对君王的忠诚和对上帝的虔敬之外的第三个主题。武士的忠诚勇敢、基督徒的谦恭虔敬，以及对理想中的女性的纯洁爱情，这就是骑士文学中所表现的骑士的三大美德。基督教培育的骑士精神对于近代法国 24

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

然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还不是骑士文学，而是哥特式建筑。12世纪以后，哥特式艺术——它的最高成就表现在哥特式教堂建筑中——作为一种熔铸了浓厚的基督教唯灵主义意韵的新颖形式，成为风靡欧洲的高贵典雅的艺术风格。在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作品——天主教堂中，不仅是那高耸入云的尖顶、充满了怪诞和夸张特点的巨大肋拱、五光十色的花窗隔屏，甚至连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玻璃和每一个精雕细缕的局部都在宣扬着基督教的彼岸精神和灵性理想。

7.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衰落

信仰的松懈与教会的堕落

罗马帝国早期的基督徒曾以信仰坚定和道德高尚而著称，早期的基督教会既是一个相互救济的慈善团体，又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悔罪场所。教会内实行公开忏悔制度。到了中世纪，随着教会权势的确立和信仰的强制化，那种内心真诚忏悔和肉体自我折磨的赎罪方式，除了在修道院中以一种苦行竞争的变态形式走向极端外，在一般情况下已被教会认可的种种替代性赎罪方式——购买圣徒遗物、向教会捐赠财产、参加十字军圣战和购买赎罪券等等——所取代；而在信众面前进行的公开忏悔也让位于悔罪者与神父在密室中私下进行的灵魂赎罪交易。除了密室忏悔和苦行折算之外，抢占和朝拜圣徒陵墓、购买圣徒遗物和向教会捐赠财产都成为教会确认的有效赎罪方式。13世纪的英国法兰西斯会修士亚历山大提出了“善功圣库”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基督的一滴血就足以救赎全人类的罪孽，其他的基督教圣徒也以自己的殉道业绩创造了远超过救赎他们本人灵魂所需的额外善功。赎罪券是教会公开发行的一种专门证书，它的价值依所赎罪过的性质和轻重程度而不同，它表明神恩如同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这样一来，杀人、偷盗、强奸等罪行都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来加以赎偿，从而就为人们公然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更有甚者，赎罪券还可以洗清死人的罪孽。到了16世纪，多米尼克修道士台彻尔在德国境内兜售赎罪券时竟然像推销伪劣商品的奸商一样厚颜无耻地吹嘘：“当投入钱箱里的银币发出响声的时候，炼狱中的灵魂便升入天堂。”这次卑劣的兜销活动成为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

教皇和神职人员除了利用权力来兼并土地和兜售赎罪券之外，还把神圣的教职也纳入了金钱交易的范围。神职人员结婚和纳妾的现象也构成了教会道德的一大问题，这种现象表明那些发誓终身侍奉上帝的主教和神父们仍然忘不了享受人间的男女之乐。到了10世纪以后，神职人员结婚纳妾已成为一种公开甚至时髦的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基督教会的神圣职责就是引导有罪的灵魂摆脱世俗世界的种 25

种物质诱惑（这些物质诱惑往往被说成是魔鬼的陷阱），然而在中世纪的现实生活中，教会却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己的天职，成为腐败堕落的罪恶渊薮。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尖锐矛盾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从而使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临近崩溃的边缘。

宗教裁判所

早期基督教会在对待不同意见时基本上是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信徒之间、教会之间均可以就教义和教仪问题展开讨论，而无须担心因此受到惩罚。相形之下，中世纪异端的遭遇则要悲惨得多。在中世纪早期，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就曾零星地处死过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境内的一些异端者。到了12世纪，由于阿尔比派等“异端”的广泛流传，罗马教皇联合法国国王组织了讨伐阿尔比派的十字军。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通令，由新组建的多米尼克（或多明我）修会和法兰西斯（或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建立并主持异端审判法庭，直属教皇领导，不受地方主教管辖。1233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发布通谕，赋予多米尼克修会以审判异端的全权，标志着宗教裁判所的正式产生。1252年教皇英诺森四世颁布了从组织上批准建立宗教裁判所和准许使用体刑的训谕《论连根拔除》，此后不久，宗教裁判所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纷纷建立，成为凌驾于地方主教和世俗领主之上的“神圣”法庭。16世纪中叶，教皇在罗立了最高异端裁判所，它的权威和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最后衰落。

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所谓“异端”包括“巫士”（主要是“女巫”）、犹太人、持不同宗教见解者和具有新思想的科学先驱（如伽利略、布鲁诺等人），对“异端”的认定权完全操在宗教裁判所手中，任何言论、情绪和任何人都可能被指责为“异端”。一个人一旦被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异端”，等待着他的就只有酷刑和死亡，任何申辩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会成为罪过的证据。在13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遭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各种“异端”者达30万之多，其中被处以火刑的有10余万人。到了中世纪后期，整个基督教世界陷入了自我撕裂的内在痛苦之中：一方面是教士们纵情声色的恣睢放荡，另一方面是修道士们迫害异端的疯狂暴行。

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矛盾

基督教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呈现为一种原始的和谐，也不像罗马文化那样呈现为一种单纯的片面性，而是呈现为一种无法克服的痛苦的自我分裂。美与丑、善与恶、真挚与虚伪、崇高理想与卑劣欲念，在基督教文化中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野蛮方式融为一体，其结果就导致了普遍的伪善。

由神性与人性之间的这种尖锐矛盾所导致的巨大痛苦，必然会把人引向最无耻的虚伪和最无情的残忍。在迫害异端特别是大规模地迫害“女巫”的热潮中， 26

那些面色阴沉的修道士们之所以表现出如此不宽容的残暴行为，更多地倒不是出于对纯洁神性的真正忠诚，而是出于一种可怕的变态心理。

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基督教会是凌驾于一切分散软弱的世俗权力之上的唯一的统一性社会组织，它的触角广泛地延伸到西欧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由于它掌握着灵魂上天堂的钥匙和巨大的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在控制和引导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此，基督教会自身固有的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导致的普遍虚伪，必定会对整个西欧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衍生出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和伪善，最终酿成深重的文化危机。面对着这些社会罪恶和文化危机，可能的解救方案只有两种――要么理直气壮地承认人性的合理性，勇敢地宣称：“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8[⑧]要么把信仰从虚假的外在仪文变成内心的自觉要求，将精神自由和善良意志作为生活的终极目标。这两种解决方案分别形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它们如同惊涛骇浪一般冲击着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脆弱堤岸，成为中世纪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重要分水岭。

8[⑧] 这句名言源于公元前2世纪拉丁诗人特伦斯的一首诗，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最响亮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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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近现代文化

第八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 文艺复兴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造成了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化遗产向西欧天主教社会的大量流归，从而引发了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中的西欧人对阔别已久的古典文化的全面模仿和复兴。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虽然也曾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扩散，但是它的发源地和精华部分都集中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显示出极高的造诣，在生活中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自由人格，但是他们的道德腐败状况同样也给淳朴愚钝的北部欧洲人民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文艺复兴主要甚至仅仅是一场文学艺术方面的复兴运动，它的全部兴趣都在于发掘优美的古典艺术风格和典雅的拉丁文风。有文化的意大利人都把眼光投向了古代的文学、雕塑和绘画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种艳丽的感性色彩，而不是深沉的理性特点。大师们用古代的权威代替了教会的权威，又在古代权威的外衣下填充进感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内容。所以这种“复兴”在哲学和科学上的成就寥若晨星。

2.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Humanist）最初是指一批专门从事西塞罗的所谓“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的研究者。这种“人文学”包括修辞学、文法、历史、诗歌和伦理学等等，但是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人文主义者以精通古典文化而著称，然而他们却根据一种感性原则来取舍古典文化。近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创始人彼特拉克（Petraca，1304—1374年）在这方面堪称为典范。西塞罗的思想与他的华美文风深受热衷感性的意大利人喜爱，同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实际上成为整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和揭露神职人员的虚伪丑行，但是他们却并不想触动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他们利用罗马教会的保护来揭露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虚伪性。

人文主义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传播到贫穷愚钝的北方世界，它就从对优美的古典文化的考据和模仿运动演变为民族语言文学的复兴运动。人文主义对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戏剧文学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就是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3.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在1500年的德国和北欧，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和文化修养较之10世纪时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罗马教会对信仰的亵渎，堕落的道德状况，对北方民族的长期欺压愚弄，以及与日耳曼诸侯们所结下的历史宿怨，共同促成了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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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年阿尔贝特决定在他管辖的三个教区内出售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赎罪券，而负责这次兜售活动的就是多米尼克修会的台彻尔，他宣称“钱箱一响，灵魂升天”，激怒了马丁·路德，成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导火索。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这种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520年他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公开信》、《教会被囚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这三篇文章标志着他与罗马教廷的公开决裂，同时也阐明了新教的基本原则。这三篇文章很快就传遍德国，并传入瑞士、法国、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地。在国内，路德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在整个欧洲，他成为公认的宗教改革领袖。同年10月，罗马教廷在德国公布了将路德革除教籍的上谕，路德针锋相对，当即发表《敌基督的谕令应予反对》一文，宣布罗马教廷已成为敌基督的中心。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为了帮助路德躲避帝国的通缉令，将他藏匿到艾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在隐居期间，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造成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对立，但是路德的初衷并非是要分裂教会，他只是想革除教会的弊端。路德打破了神圣与世俗之间壁垒森严的对立状态，在个人的内在信仰和精神自由的基础上重建了基督教。

4. 英国的宗教改革

与普世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新教并非一个统一的阵营，而是一些民族宗教的总称。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归正宗）和作为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圣公会）――在起因、发展经历和宗教思想方面互不相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分歧，但是它们都是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了北方民族摆脱罗马教会专制统治、建立民族教会的强烈意愿。 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爱上了安妮·布琳，于是他在1529年向罗马教皇提出了与妻子凯瑟琳离婚。这个请求遭到了教皇克莱门七世的拒绝。1534年11月，英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该法案明文规定国是安立甘教会（Anglicana Ecclesia）的英格兰教会在尘世的唯一的最高首脑。亨利死后，英格兰的宗教势力分为三派，一部分英格兰人继续保持亨利的不偏不倚的宗教态度，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走钢丝；另外两派分别为力图恢复教皇权力的天主教徒和试图全面推行大陆宗教改革路线的新教徒。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国教会最终形成，1563年国会制定的“三十九条教规”是一部兼顾了天主教和新教利益的教规，它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纲领。英国国教会的灵魂就是所谓的 29

埃拉斯都主义9[⑨]。然而，即使这种温和宽松的气氛也并不能够真正消解各种宗教主派别之间的潜在抵牾，最终酿成16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亦称“清教徒革命”）。

5.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最初由“民众神父”乌利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在苏黎世发起。茨温利死后，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就由苏黎世转移到日内瓦，其事业由加尔文所继承和发扬光大。1540年改革派掌权，把加尔文请回日内瓦，此后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改革，日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坚强堡垒，而加尔文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归正宗的缔造者和宗教领袖。

加尔文在宗教思想上与路德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坚持“因信称义”之外，加尔文也强调“善功”对于得救的重大意义。这种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对于英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新教禁欲主义在16、17世纪也明显地继承了中世纪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一些不宽容成分。

在遭到各种宗教力量反对的恶劣环境中，加尔文派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新教教派。在尼德兰，加尔文教在当地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在后来成立的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中一直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不列颠，加尔文教不仅成为诺克斯领导的苏格兰宗教改革的旗帜，而且还在英格兰引发了16世纪40年代的清教徒革命（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兰西，加尔文教徒构成了胡格诺派（Huguenots，即“结盟者”）的主体，在法国西南部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在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信奉加尔文教的新英格兰孕育的。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清教徒的“勤俭清洁”精神始终是美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除了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外，16世纪还出现了一支更激进的新教教派，即再洗礼派（Anabaptists）。该派的主要特点是否认罗马教会对婴儿施洗的效力，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行使自由意志的成年人自愿接受的洗礼才具有宗教效力。再洗礼派盛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的农民和下层民众中。再洗礼派的信徒们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成为最早实施共产主义理想的先驱者。

6. 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如同烈焰一般迅速席卷欧洲基督教世界。罗马天主教会不得不开始考虑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以消除弊端。在这种情形下，就产生了“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这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被新教人士称为“反宗教改革9[⑨] 埃拉斯都主义因瑞士医生和神学家埃拉斯都而得名，它的基本观点即主张国家权力高于教会权力并有权干预教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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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天主教内部的这场改革运动由于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这两重身份曾一度集于查理五世一身）和法兰西君主们的支持，再加上纪律严明的耶稣会这一新修道团体的出现，因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罗马天主教改革运动的一件大事是特兰托公会议的召开。在这次公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制订的《特兰托信纲》（The Trent Profession of Faith），表明了在教义和教仪等问题上决不与新教相妥协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严厉谴责了天主教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各种堕落现象。1552年，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德国新教诸侯发生了战争，结果查理战败，在1555年签订《奥格斯堡和约》，承认路德派的合法地位，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而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则最终以一个妥协性文件――《威斯利伐利亚和约》――的签署而结束。根据该和约所划定的中欧宗教分界线，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变动，甚至到今天仍然还在继续影响着欧洲人的宗教生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教随国定”这个原则推广到一切新教教派，以一种法令的形式承认了不同宗教信仰存在的合理性。

宗教宽容的范围起初只限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后来逐步扩大到基督教信仰与异教(如伊斯兰教)信仰之间，最后则演化为一种一般性的宽容精神，成为科学理性与民主思想赖以产生的精神前提。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转型和近代欧洲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构成了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欧洲现代化过程的历史前提之一。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宗教改革不仅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历史分水岭，而且也成为南北欧洲综合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关键原因。

综观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文化的重要影响，其意义可以分为宗教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从宗教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克服了罗马天主教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之间造成的二元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所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把基督教的宗教理想与平凡的现实生活和谐地统一起来。从世俗的方面来看，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对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宗教改革也促成了政教分离，使世俗权力从此摆脱了宗教的控制。此外，新教伦理还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教财还俗则为欧洲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

然而，宗教改革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弊端。首先，对于各种新兴的科学思想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加以排斥和迫害。第二，16世纪的新教徒在对待信仰的问题上与天主教徒一样缺乏宽容。第三，宗教改革除了再洗礼派之外，大多数新教教派缺乏社会平等和政治民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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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

1. 航海活动与世界的发现

在15、16世纪的西欧，除了拉丁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日耳曼世界的宗教改革之外，在实践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如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崛起等。它们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空间视域和活动范围。

在14世纪以前，西欧的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主要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13－14世纪，一些意大利旅行家如马可·波罗的游记令西欧基督徒们羡慕不已。然而，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和奥斯曼帝国的迅猛扩张，在客观上阻断了西方商人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海路就成为西方通向东方的唯一途径。在15世纪初，罗盘针已经传入西欧，船舶建造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观念上，古希腊地理学厄拉托西尼（Eratosthenes）关于地球是圆形的观点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15世纪西欧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由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拉开序幕的。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特洛缪·迪亚斯终于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过非洲东海岸和阿拉伯海，到达了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的马拉巴尔海岸，打通了从葡萄牙到印度的海上航线。1500年，卡布拉尔发现了南美洲的巴西。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穿越并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将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

由于葡萄牙已经控制了向南绕过好望角而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西班牙人只得向正西和西南方向进行航海活动。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后来哥伦布又先后到达了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一些地方，为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建立殖民地奠定了基础。继哥伦布之后，西班牙的探险家们又发现了巴西以南的南美洲海岸，并且深入内地。另一位受雇于西班牙王室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在1505－1510期间数次前往南美洲进行探险活动，他断定哥伦布发现的这块陆地是一个“新大陆”。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首次穿越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从而证明整个世界在海洋上是相通的。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活动为这两个国家的海外贸易和殖民侵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欧不仅加强了与亚洲古老文明国家（印度和中国等）之间的商业联系，而且也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建立了最初的殖民地。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则控制了通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航道。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为了获取海外利益不得不向西北方向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航道，这个目标虽然没能实现，但是却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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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几乎垄断了对东方和新大陆的贸易，成为当时欧洲最富庶、强大的国家。1580年以后，西班牙与葡萄牙由于王室联姻而处于同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联合之后的伊比利亚王国更是成为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荷、英、法等新殖民主义国家最初是通过海上走私和袭击葡萄牙、西班牙的航运来加强自己的力量，继而则通过在亚洲、非洲建立贸易据点和扩大海外殖民地来与葡、西等国相抗争。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英、荷、法等国也紧随葡萄牙加入到非洲猎奴，从而掀起了贩卖奴隶的高潮。随着西方列强海外扩殖民活动的发展，非洲、美洲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很快就成为西欧列强瓜分的俎上肉，亚洲那些古老的文明社会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数百年的对抗，到了19世纪也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不仅使贫穷落后的欧洲走上了一条富强之道，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3. 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的主要国家形态是“王朝国家”，并不存在固定的疆域和人民，一切随着王室的联姻和继承关系而不断发生变化。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联系，再加上一系列条约确认了宗教分裂现状和“教随国定”原则的现实合理性，这样就使得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爱国热情相互激励，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

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不再由于王室的联姻而发生转移和改变，国家由国王的私有财产变成了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知识民众普遍关心的共同政治单元，成为“民族的”（national）国家。除国王、贵族之外的其他民众也有资格参与国家的事务，这种大众参与最初表现为等级森严的“三级会议”或议会制度，国家权力则采取了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荷兰共和国是一个例外）。在这里，“专制主义”指政治上的集权。法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61—1715年）达到顶峰，英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则在形成大不列颠王国时达到顶峰。在“专制主义时代”，西方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了罗马教会和王朝国家而成为历史的主角，从天主教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新教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宗教。

第十讲：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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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性精神的生长

如果说15、16世纪是文学和艺术复兴的时代，那么17世纪则是哲学和科学兴盛的时代；如果说16世纪宗教改革营造了一种浓郁的信仰主义氛围，那么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在17世纪，理性主义的生长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普遍的怀疑精神是那个时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基本原则，而经验的立场则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

基督教的信条和经院哲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超理性的信仰和形式主义推理之上的，与此相反，近代哲学和科学却把经验（包括外在经验和内在经验）作为出发点。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实验的方法被确立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理性则被当作判断一切真假正误的唯一标准。

如果说航海探险使西方人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地理世界，那么理性精神的勃兴则使西方人重新发现了自然和人本身。这种对自然秩序和人的本质的重新发现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而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或启蒙开始的。

在世俗社会方面，由于各国统治者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增长财富和加强国力，所以纷纷对科学持赞许的态度。17世纪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琳琅满目，人类的视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无疑当数牛顿，他在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天文学的重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作为经典力学根基的运动三定律，此外他在光学方面的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光谱分析的基础。牛顿还创立了一种基本的世界观，这就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机械论世界观。

2.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自然神论与古典主义

当理性在近代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立权利时，它最初是披着一件宗教形式的外衣的，这种宗教形式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17世纪源于英国、普遍流传于西欧各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理性信仰，它并不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但是却对上帝的本质和耶稣的寓义进行了合乎理性的解释。17世纪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与自然神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牛顿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信仰的上帝，正是这样一位上足了发条之后再也不干预世界的上帝。正是由于英国自然神论者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架空了上帝，后来的法国无神论者才能够公开地把这个掏空了内容的上帝送上了断头台。

在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来临之前，法兰西民族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人眼里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而已。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树立起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形象。路易十四时代的这种源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崇高典雅的行为风尚， 34

促进了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古典主义（Classicism）可以看作是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对优美的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的第二次复兴高潮，它所推崇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风格的一种理想化的阐释和发挥。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杰出的文化精英，如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普桑等等，都是古典主义原则的奠基者和捍卫者。这种大力崇尚理性原则、讲究人性尊严的文化精神，无疑是对中世纪推崇信仰主义、强调神性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坚决反叛（尽管它同时也是对人类正常情感的一种无情扼杀），并孕育了近代的启蒙思潮。

人性的觉醒

当17、18世纪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科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来进行理性的启蒙时，一般社会民众却是通过文学艺术等感性形式的教化来实现观念变革的。

17世纪的文学艺术明显地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风格，无论是古典主义悲剧还是巴洛克艺术10[⑩]，都充满了对人间生活和人性力量的赞美。17世纪西欧各国流行的轻松恢谐的民间文学更是为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由于17世纪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成为平民百姓的阅读对象。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现使人类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哥白尼的“日心说”动摇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使人在自然界面前变得日益强大，因此它又从反过来加强了人类的优越感。这是理性的优越感。

科学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两个重要信念，即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前者是17世纪科学尤其是牛顿力学的产物，后者是17世纪哲学尤其是笛卡尔唯理论的产物。在18世纪启蒙主义者那里，这两个信念发展出新形式：从自然秩序中引申出社会秩序，引申出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党派都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自然法学派和启蒙主义者们称之为“社会契约”。从天赋观念中衍生出天赋人权。自然秩序和天赋观念这两种信念的结合，使人类确立起对进步和幸福的信心。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法国虽然在社交礼仪和文学艺术方面引导着欧洲的新潮流，但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却极其保守顽固。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必然要把矛头首先对准天主教会。从结果上看，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批判不仅导致了那种“借助上帝来宣扬唯物主义”的自然神论，而且在某些激进思想家如“上帝10[⑩] “巴洛克”（baroque）一词源于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形状怪异的珍珠”或中世纪拉丁文的“荒谬的思想”，是18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对17世纪意大利艺术风格的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呼。巴洛克艺术在形式上追求富丽豪华和矫揉浮夸，在内容上反映了优美典雅的贵族情调。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建筑家贝尼尼、法兰德斯画家鲁本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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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敌”的霍尔巴赫那里达到了一种“战斗的无神论”。启蒙思想家用“健全的理性”和历史事实作为武器，揭穿了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神圣光环，断定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都是欺骗和愚昧的结果。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首先在思想领域中把天上的国王（上帝）送上了断头台，18世纪末叶的法国人民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在政治领域中把人间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3. 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协调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只看到了宗教产生的思想根源，没有看到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所以，并没有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最后葬身地，而是成为从自然神论向道德神学转化的一个中介。这一转变由卢梭、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完成。 宗教生活的根基在于道德良心和内在情感，而不在于知识理性，这是卢梭关于宗教的最基本的思想。在卢梭的基础上，康德把上帝从外在的自然界中驱逐出去，以把对上帝的信仰重新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内在的道德。 继康德之后，19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又进一步把宗教信仰的根基从知识和道德转向情感，认为宗教的全部内容都活生生地流溢于个人的内在而神秘的直观感受和自由心情之中。这样一来，宗教就真正成为个人的事情，宗教信仰被归结于心理学。从此之后，自然界完全成为科学的领地，上帝只关心人们的精神世界。基督教信仰在现代西方人那里成为一种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习惯。

4. 西方经济的发展与国际格局

17－19世纪不仅是西欧的科学更新、哲学批判和政治变革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成为西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入了科技－产业革命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19世纪内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经历了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很快就因其在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方面的明显优势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不列颠王国也因此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也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出现。“电气时代”逐渐取代了“蒸气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都进入重建、调整时期，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特别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19xx年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面对着这场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罗斯福积极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这种做法很快就为西欧各国所效法，成为缓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实现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力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美国利用欧洲参战各国两败俱伤的机会更加牢 36

固地树立起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美国确立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联合西欧各国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经济竞争和军事对峙，从而形成了“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三次科学－产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自动化为标志的“电子时代”开始取代“电气时代”。随着苏东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一枝独秀”的角色。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美国仍然强有力地发挥着领导作用。但是，它也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国际社会责任。

西方政治的变革

17－18世纪西欧的思想家们试图重新树立起罗马法中的自然法的权威，以自然法代替中世纪的神法作为国家权力和一切法律的最终根据。这些思想家们被后世称为“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从一个假定的前提中引申出来的，这个前提认为，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处于无社会联系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虽然不存在具体的法律，但是却存在着抽象的“自然法”。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状态”中利益的冲突往往使人们陷入了普遍的战争状态。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其他基本权利，人们通过签订契约而建立起国家。霍布斯认为人们在签订契约时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利，自愿地将交给国家，因此国家的权力是绝对的。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时期，洛克进一步阐述了当政府的行为违背了自身的宗旨，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政府。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中已经蕴含着社会革命的思想，这种社会革命的思想到了18世纪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就变成了战斗的号角。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本身就是富人欺骗穷人的结果，人民就有权起来用暴力推翻暴君，重新订立平等、自由的契约以保障自身的权利。卢梭还在洛克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阐发了“主权在民”的政治思想。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意志的统一，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基本确立，初步完成了政权的转移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自然法学派尤其是洛克和卢梭的自由平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思想在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文献中以宪法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可以说，自然法学派的政治理论和18－19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实践已经为西方现代国家创立了基本的政治模式，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国际格局的变迁

自从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各大国就试图重新恢复15、16世纪以来的“势力均衡”的国际格局。1815年建立的“神圣同盟”旨在确保各大国既定的势力范围，通过国际制衡的方式来维护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国边界和镇压各国革 37

命。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一百年间，未发生大范围的国际战争。19xx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十多年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就爆发了更加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又被卷入到以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冷战”时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时代才最终结束。

20世纪50年代如火如荼般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西方列强所建立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种全球分裂和政治－文化多元并立的国际格局逐渐显露。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仍然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所掩盖。19xx年，亨廷顿断言：“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11[11]20xx年“9.11”事件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历史夙怨。

与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全球殖民体系达到顶峰状态时的情况相比，今天的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无疑正在减弱。许多具有共性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价值正在寻求与这些共性因素有机融合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既能够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够彼此和谐共存的世界文化新秩序。

5.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理性的统治虽然有利于驱散浓郁的宗教蒙昧气息，但是它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心灵敏感者的警觉和反感。这种对理性的不满情绪到了19世纪却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文化巨澜，这就是浪漫主义思潮。它的肇始者是让-雅克·卢梭。18世纪末叶的社会大动荡（法国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恋旧心理，人们在情感上纷纷转向保守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将朦胧追忆中的中世纪景象夸大为一种具有田园诗意的理想境界。这是“消极浪漫主义”。另外也有一批青年诗人在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向一切旧制度和陈腐的圭臬（包括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圭臬）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积极浪漫主义”。大多数浪漫主义者往往把对现实的批判引向了一种空洞的幻想，过于偏重形式的新奇诡异而缺乏对现实生活内容的深刻洞察。因此，到了19世纪30、40年代以后，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就开始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潮。这种现实主义虽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针砭，但是它却继承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力图以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浪漫的情感来作为批判的武器。与浪漫主义一样，现实主义也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思潮，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和价11[1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xx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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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

20世纪是一个市场化和平民化的时代，它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主流是解构一切深沉的东西，这可以看作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在20世纪哲学领域中的再现，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后现代思潮和解构主义。与哲学思想相同，20世纪的文学艺术也充满了解构与荒诞的风格。然而，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在数千年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崇高信念和道德情操，正在成为限制和中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有效力量。

6. 西方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就与精神苦恼

到了20世纪，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却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引导人们进入天堂的神灯，也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潘多拉匣子。原子能的发现和运用既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也为人类的自我毁灭打开了方便之门。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将生物进化的动力还原到分子水平的基因突变，而且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生物工程技术一方面为植物品种的改良、动物的驯化、生物医学的发展以及人类遗传疾病的治愈开辟了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却引发了严重的遗传学隐患和伦理学危机。计算机或电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使得人们面临着一种尴尬：在电子信息时代，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被大大地缩小了，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在日益扩大。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其他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空间技术和能源技术的开发既为人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范围和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征服手段，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不可逆转的危机；高科技含量的广告传媒的泛滥使得人们的生活与消费越来越方便，同时也使日常生活日益变得单一化和平面化。

敏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现代不仅成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不仅自然界日益沦为人类的奴隶，而且人类自身也被异化为科学技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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