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话语视角与母亲话语霸权下的无权

摘要：性别话语视觉下父权社会所赋予母亲的“主内”话语特权，

源于维护父系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实则是话语霸权下的无权。母

亲的女性性别由男性话语模塑规范而成，充当的仅是男权文化的代

言人。女性欲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本性，就必须建构自己的话语

体系，且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

关键词：性别；话语；母亲；有权；无权

性别话语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借助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分析女性

社会性别建构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西方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

是，性别是社会赋予生理的社会性、符号性意义，生理的差异不影

响性别的建构，真正对性别划分起作用的是文化规范。“女人并不

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

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

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1］（p309）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认

为，权力由话语组成，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权力

通过一系列复杂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

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女性主义者由此看到，语言总是男性的，总是

以父亲的名义讲话，女性性别是由男性话语建构的。“‘一旦我们存

在，我们就注定进入语言中，而语言为向我们说话，把它的规律、

一种死亡的规律强加于我们。’这规律、这死亡就是男性话语霸权。”

［2］（p160）

“男尊女卑”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两性关系，但“尊母文化”

又对有幸成为母亲且符合礼教规范的女性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机制，

只要为男方家庭生育了传宗接代的子嗣，女子的地位便陡然升高，

得以在家庭内部享受“尊母”的待遇，获得“主内”的特权，这种

特权的表征之一便是掌控儿女婚姻生死大权的母亲话语霸权。《孔

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原野》中的焦母，《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现实生活中的陆游母亲等，均粗暴干涉子女婚姻，酿成幕幕悲剧甚

至惨剧。她们的行为有时近乎疯狂成为名副其实的恶之花，而《杜

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父亲类威严暴怒的父系家长反倒缺席虚

位。透过性别话语权力理论我们看到，“在父权制统治之下，那貌

似拥有父权的俄狄浦斯母亲——女性施虐者，其实‘只是父亲的替

身，父亲总是潜伏在母亲形象背后’，真正左右着母亲行为的仍然

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权利秩序。” ［3（p106）］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经

由父系性别话语规范模塑的母亲们所拥有的掌控儿女婚姻的话语

霸权只是一种表象，实则是话语霸权下的无权，站在前台的她们充

当的仅是男权文化的代言人。

一、 母亲话语霸权下的“有权”

——暴力慈孝的实践者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确定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及“男尊女卑”性别界限，

“三从四德”的礼教规范使得女性成为必须服从于男性的附属品。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都能以母亲的形象和母亲这一

称号所赋予的神圣地位而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母亲身份被认为

是父权制度下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它通常意味着为丈夫、为国

家、为男性的文化权力生育子女从而延续父系传宗接代的血脉，而

女性也只能通过成为母亲而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和价值, 这

也是传统价值体系下男性对女性的期待。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

卑”的差序格局中，“尊母文化”对有幸成为母亲且符合礼教规范

的女性给予了一定的补偿机制。生有子嗣、合符礼教规范的女性一

旦成为母亲，就可从“尊母文化”中获得“主内”的权力。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尊母文化”是由“孝”衍生出来的。“孝”是儒家文

化的核心，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中，“孝”为“齐家”、“治国”

之本，还是衡量“德”的标尺。“孝”包括晚辈对祖（母）父（母）

辈的“孝”，除了尊父还有尊母的成分。“尊母文化”赋予了母亲们

掌控儿女婚姻、休弃儿媳的至高无上权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母亲们一般对家庭内权力的补偿有着苦尽甘来的欣喜，总是把来之

不易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婆婆们所拥有的“休妻”权力是一种

话语霸权下的“有权”。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套着无数小家庭的家庭体

系，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

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不是父，即是兄、即是弟，唯独没有‘个

人’概念，重整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忽视、抹杀个体的各种

需要。在这种封建专制制度下，婚姻被剔除了感情因素，只是家族

利益上的一步棋。《世说新语·惑溺》六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

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

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4］（p449）

一般受制于封建婚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夫妻只能“举案齐眉”、“相

敬如宾”，王安丰妻“卿卿我我”后还能“遂恒听之”，也算是传统

婚姻文化中的幸运特例了，这与南朝礼教宽松有很大的相关性。

《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5］(p460)

《大戴礼记》卷十三《本命》中也规定：“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

无子去，淫去，妒去，恶疾去，多言去，窍盗去。”［6］（p1368）

虽然封建社会处于“尊母文化”需要，在赋予男性“休妻”特权的

同时也赋予了婆婆“休妻”的权力，但婆婆不能亲自完成“休妻”

事宜，就在“孝道”的名义下逼子休妻，曲线而又合符规范地达到

休弃儿媳的目的。刘兰芝、唐婉与丈夫之间的恩爱合拍、相爱逾恒，

不仅违反了封建社会夫妻间“重敬不重爱”的伦理观念，还有消磨

丈夫“入世”、“建功立业”意志的嫌疑，更得背上“无后”这一大

逆不道之不孝罪名，被休被弃势必在所难免，刘兰芝、唐婉最终付

出了生命的代价。她们身后拥有“休妻”话语霸权的婆婆们，充当

的仅是父权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暴力慈孝的实践者。

二、母亲话语霸权下的“无权”

——男权话语的模塑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是由男权话语塑

造成他者的。“这一统治性群体规定着词义，创造着符号，包括有

关妇女的符号??男性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

有说话之权和阐释之权。”［7］（p11）《妒记》中谢太傅刘夫人一语

道破天机：“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

［8］（p2370）真是“周公礼制，不免为己者谋”。父权社会通过“立

言”来规范约束妇女的行为，作为父权标志的西周建构了“周礼”，

是父权礼教的奠基之作。周礼确立了“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两

性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给两性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从根

本上改变了性别间的平等关系和关于性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成为了财富、权力、妻妇的拥有者，而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不得不屈

从于男人为自己设就的生活范围和既定角色，将自己的职分降到次

要从属地位。” ［9］(p10)从此男性通过社会劳动实现自己的社会

化，女性被困于家庭实现自我的私人化。到了秦汉，又将周礼中的

家庭伦理原则加以“纲纪化”，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

孟子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被上升为“三

纲六纪”。及至宋明理学，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酷苛责，“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这类丧失人性的观点竟得到主流社会的倡导弘扬。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古籍“经史子集”四部之中

都有关于妇女教育的内容，如经部的《礼记·内则》，史部的《烈

女传》，集部的教子诗词等，都与妇女教育有关。《周礼·天官·九

嫔》就已有了对女性进行特殊教育的“妇学”，即妇德、妇言、妇

功。自汉代班昭的《女诫》始，历代都有女训专书，如唐代的《女

孝经》、《女论语》，明代的《内训》、《闺范》，以及清代的《新妇谱》、

《女儿经》等等，源远流长自成系列，几达30余种，是女性礼教

规范和言行的准则。法国驻昆总领事方舒雅先生1899年在昆明拍

摄的一张“倾城美妇人”照片中，有着“三寸金莲”端坐木椅的美

少妇身旁桌上就整齐地摆放着一摞妇女必读经书。无独有偶，另一

张“贵妇华服”照片中的少妇也以一摞经书为背景。女教的力量在

被喻为蛮荒之地、缺少教化的清末昆明尚且如此强大，中原地区就

可想而知了。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由同一

群体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与语义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话语

系统一旦构成，人们便有了一种对神力的敬畏，把它视为“天赐之

物”，对它感到神秘、恐惧，由不得听话人的意愿。一种性别意识

形态经过性别话语的言说，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实和存在。语言对人

具有一种先在性，女性生活在强劲的父权性别话语的世界里，自己

也不由自主地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文化律令当做自己的生

存选择与文化选择，这就意味着女性自我主体的丧失，导致了女性

自我角色的异化，以至于出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男人

喜小脚，女人便裹足”这类迎合男性病态审美需求之事。

父权文化符号化的母亲是对妻与母的割裂，貌似备受尊崇，但终

生都未脱离“母以子贵”，“从父、从夫、从子”的依附地位。母亲

的尊长身份与其性别所致的从属性,构成了“母亲”地位的双重性

和矛盾性。她们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力为所欲为，但话语权

是父权文化所赋予的，她们必须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她们以

维护父权家族秩序为己任。作为男权话语模塑品的传统母亲，手中

拥握的话语霸权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无权。

三、余论

中国传统父权文化中的性别话语是为维护男权文化统治秩序服务

的，传统文化中的母亲，要想由父权话语建构的“他者”、“第二性”

回归真正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就必须摧毁那套父权性别话语机制，

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的语言，我们就能为自己被

否定的地方正名，就能自由地表达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遭禁止的

观念??就能按照现实的样式重新描述自己的生活。”［10］(p171)

但是，人类社会是男女两性相互联系与整合的产物，男女两性之间

的平等和谐发展，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和本质内涵。男人和

女人，是一只连体的蝴蝶，只有一只翅膀的震动无法腾飞，女性解

放也必须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类解放，男性、女性都同样需要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性别话语。父权性别话语所要达到的平衡与稳定

也可视为一种和谐，但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对人自身的压迫和控制之

下。真正的两性和谐必须立足于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这在当代和

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1］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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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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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4.

 

第二篇：语言性别差异

语言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与女性文学

一、对语言和性别的批判性思考

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被话语建构的，在其话语建构的行动中，男人和女

人形成各自男性和女性的主体。

有关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差异模式展开的。这种模式仅仅是反映了社会现实，并没有解释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而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延续；另外，对男女谈话方式的差异

的强调也往往掩盖了男人与女人语言行为中存在的大量相似性。

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对性别差异和语言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社会性别的差异，而是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或者说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关注差异被生产

和被诠释的过程。

二、性别差异——借助商品符号表达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品扮演了构造性别认同的角色。也就是说，商品常常成为我们表现自己作为男人或女人的“道具”。例如，口红是专为女人使用的，而香烟似乎成为男人消费的专利。事实上，所有的商品，都具有某种性别：男性、女性或中性。有人说，大街上的服装店绝大部分是为女人开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服装是女人用来塑造“女人气”的主要“道具”。同样道理，街上的烟酒专卖店绝大部分是为男人开的，因为烟酒是男人塑造“男人气”的重要方式。男人肥胖，只要不过分，可以叫做“福态”；女人肥胖，不论如何，都不是好事

情。所以，“减肥茶”便有了女性的性别，因为它主要是为女人做的。 男性与女性的差别，首先是生理解剖结构和生理自然属性和行为的区别。例如，男人嗓音浑厚，女人嗓音清脆。男人肌肉较有力量，女人力量不如男人，等等。但是，这种区别只是两

性的第一层次的区别。

男性和女性的第二层次的区别是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区别，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区别。社会和文化分别给“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赋予不同的内容，并对二者的行为规范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人们在互动中也分别根据对方的性别而相对应地抱有不同的社会期待。例如，理想的男人被期待要勇敢、坚毅、不畏挑战和困难、勇于承担责任、主动积极、坚强有力、冷静、理性、善于思考、果断、体魄健壮，等等。理想的女人则被期待坚忍不拔、温柔体贴、被动、顺从、富于爱心和同情心、情感细腻丰富、细心周到、爱美、喜爱干净整洁、身材苗条美丽，等等。当然，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规定也是不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往往是与对方相对比而存在的。现实中的男人或女人，往往很难完全符合这些理想的标准，因此，根据现实中的人与理想的两性气质标准的符合程度，又可以分别将这些人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成不同的等级。但是，主导这种等级分类的，是男权话语霸权。例如，在大男子主义者看来，那些女权主义者的女性气质，就应归入较低的等级。而那些传统的温柔体贴、服从温顺、美丽动人的女人的女性气质，就属于最高等级。 男性和女性的第三层次的差别是社会心理的区别。由于社会和文化分别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做出了规定，因此，社会往往根据这些规定来教导每个幼儿。例如，成人往往让男孩玩汽车、手枪、变形金刚等玩具，因为这些玩具有助于培养男孩的男性气质。如果男孩玩洋娃娃，则会得到大人及时的纠正和引导：“那是女孩子玩的，男孩子不能玩。”正是通过这种性别社会化过程，每一个孩子逐渐获得了一种与社会规范相符合的性别心理。社会的性别秩序，便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违背了这个秩序，不但会被人嘲笑，而且当事人也会感到难堪和窘

迫。

男性和女性的第四个层次的区别是符号的区别。既然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对比而存在，那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便要通过特定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符号来体现和表达。这些符号必须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感触得到的，同时又表达了社会关于性别差异的看法。这些符号

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身体符号。例如，男人通过劳动或锻炼，练出了发达的肌肉，在这里，“发达的肢体”便成为表现男性气质的符号。同样，女人通过节食减肥和锻炼，保持了一副苗条的身材，这副身材便成为表达女性气质的符号。第二类是行为符号。例如，在恋爱行为中，男性主动积极，女性被动含蓄。在休闲中，男性参加激烈的、碰撞性的体育活动(如足球)，而女性则参加跳舞、健美操等较轻松的活动。第三类是商品符号。男女分别借助于特定的商品来表现各自的性别气质。例如，女性通过口红、香水、护肤品、时装、首饰、高跟鞋、小手袋等商品来塑造女性气质。而男性则通过西装、领带、夹克、皮鞋、公文包、香烟、打火机等来塑造男性气质。即使男女两性都要共同使用的商品(如手表、轿车、服装、香水)，也

分别按照不同的性别款式来制造，从而表达男女两性气质的不同。

显然，商品之所以有性别，是因为商品生产纳入了性别秩序的再生产过程。生产商是按照社会和文化对男女两性气质的界定，来制造符合社会有关性别区分标准的商品。不论生产商是否愿意，商品在消费者那里从购买之日起就被纳入了消费者塑造自身男性或女性气质的过

程。一句话，商品是表达性别认同的符号。

当然，并不是任何商品都有性别。例如，谁也不好说盐巴是属于男性或女性。但是，社会有关性别差异的观点可以、而且也必须借助商品符号来表达，却是确定无疑的。此外，性别气质和性别秩序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男女两性的社会文化界限也是不断变动的。昔日被认为属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今天可能转变成符合女性气质，反之亦然。随着男女之间的角色平等化趋势的演进，两性之间的边界将不断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品将趋向于中性化。但是，不论

如何，商品的性别化区分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三、语言的差别和性署的差别

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女权主义文论兴起。女权主义者在面对妇女文本中的文体问题时，借用了先锋文学写作理论中的断裂说和颠覆说，她们的纲领建立在对女性躯体的描写上，大胆地冒犯父权制的言语禁忌，恣意谈论身体器官。这样一种性别语言事实上是在男权社会中

的话语缺失。

开始于身体的写作并不是囿于身体之内的写作，之后，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了男权语言。解除压抑和禁锢之后，女性的语言最终转向和他人、和世界、和自我的对话，进入了自

我提纯的新境界。

然而，女性书写时的语言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女性自身？语言的差别和性署是在同一方向上展开的吗？有一种解释：女人的表达被称为“女性口吻”，是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女性口吻”一旦被男子介入就立刻改弦更张，女性的全体存在保证了单个女子的自由。为了对抗男权中心的话语，就要反对那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语言风格，诸如清晰、明确和确定性等。“女性口吻”必须回避准确性，可以是非理性、无逻辑、反思维的散漫表达，宁可使听者无从理解，不得要领，也不要落入旧有的叙事圈套中去。这些看似是缺陷的特征事实上是依利格瑞反抗男性价值的有力武器，是和女性的生理结构相一致的，是对女性躯体的戏拟和模仿。

四、19xx年代的“女性文学”、美女作家和畅销书

在90年代中国文坛，“女性文学”及相关讨论是最为醒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围绕“女性文学”这一内涵模糊的范畴，勾连起了多种复杂的文化因素。作为一种构成因素或结果，则是女作家出版物在文化市场上相对成功的销售和影响。因“美女作家”现象引起出版业、报刊杂志和

网络上的广泛影响和争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女作家”现象一时间构成了沸沸扬扬的文化事件，但大都被用“媒体炒作”或“商业炒作”等语汇予以简单的贬斥。但发生的事实是，看似颇为廉价的炒作，却引起了颇为热烈的社会与文化消费间的互动，并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份额。 因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纯文学”还是“商业炒作”，不在于“女性写作”还是“身体写作”，而在于90年代初中期曾以“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自我标榜的“女性文学热潮”，为何导向了

90年代后期的“美女作家”这一颇为怪诞的文化现象；在于相关的文化市场运作方式（包括文本内涵与结构、书籍包装、市场定位、营销策略等）及其引起的阅读消费中蕴藏了怎样的

文化心理、性别逻辑、欲望结构和情绪扩散的空间。

如果跳出封闭的“文学审美”评价，也避开单一纬度的性别立场，更多地将女作家视为一种文化产品和文化媒介，考察其制作、流通、消费的渠道，或许是切入这一现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五、文化场域的构成

“女性文学”的创作、评价、宣传、出版和阅读消费，成为了90年代最大的“文化场域”之一。

在“女性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形成的过程中，有多种不同因素介入其中。

①作为性别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资源

“女性文学”范畴在80年代中期被人提出，并引起了颇为热烈的讨论 。讨论的核心点在于：如果说女性作家具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生理/心理体验、情感体认方式、精神状态和文学表达方式，那么是否意味着女作家有可能创造一种别样的文学，这种文学的特殊内涵该怎样界定？再者，“女性文学”的合法性表现在哪里？从宽泛的性别立场而言，女性在社会文化秩序当中确乎处于“弱势”和“非主体”的状态，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的“男女都一样”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面对着在80年代具有统合性的新启蒙主义话语资源所构造的“大写的人”，强调女性和女性文学的特殊性是否意味着将“女性”再次放到“准主体”的次一等位置，或相反，放到比男性更“高”的位置？——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其主要成果毋宁说是贡

献了“女性文学”这一范畴，并由此打开了文学/性别关系的讨论空间。

②女性身份与女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强大的整合力

女作家创作实力，这是造成“女性热”的基本前提。19xx年之前，在文坛引起注目的女作家，包括不同时间在文坛登场的作家群体，比如80年代初期即引起广泛注意的张洁、谌容、戴厚英、宗璞、张辛欣、张抗抗、韦君宜、舒婷等，8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主力的王安忆、铁凝、残雪、翟永明、池莉、方方等，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登场并攫取越来越关注的目光的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张欣、蒋子丹、迟子建、海男、须兰等。这些作家组成了女作家创作的强大阵容，并为“女性文学”的兴盛提供明证。在出现“女性文学热”之前，对这些女作家的阐释或命名，基本上和男作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们往往被同样归纳到诸如“伤痕

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等范畴之内。

③文化市场的运作和大众传媒的影响

女性文学热，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媒体热”，是女作家及其文学在多种媒体上反复出现而呈

现出的社会中心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整合性意识的90年代，“女性文学”为什么会因为具有如此强大的市场整合力而显得如此醒目？一方面是上述因素造成的对女性研究、阅读的社会性热情，使“女性文学”获得了广泛地参与和关注；另一方面，是关于“女性”和“女性气质”的重新建构。在90年代，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态重组的过程中，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女性观念、性别秩序也在重组之中。尽管这一过程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80年代在启蒙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关于女性的文化观念主要停留于大致可以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范畴之内，即在一种抽象的关于“人”的主体想象之中来谈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处境，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男女都一样”，并没有出现更根本的变化。在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真正完成女性文化和性别秩序的重新构造过程的，是在90年代。“女性文学热”则成为这一重新建构过程的集中体现。其间，不仅有着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女性”符码具体地实践为文化市场的结构性力量。此前的相关论述中，都将“女性文学”的讨论放在单一的女性（或女性主义）文化的视野之内来加以讨论，而忽略了文化市场的商业运作和大众传媒巨

大的传播、变形和再构造的能力。

六、女性“符码”：“女性文学热”或“媒体热”

到了80年代，媒体获得了相对的主体性，这主要表现在有限范围内对作品的筛选，对文学潮流的引导，并为不同时期的文化讨论提供空间。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80年代后期逐渐减弱，媒体的“主体性”越来越明显。文学刊物和出版机构、制媒者、批评家与作家互

相推波助澜共同营造一种文学潮流，逐渐成为“文学市场化”的主要操作方式。

1993—19xx年的女性文学热，也采用了这种操作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文学杂

志和文学报刊，均刊发了“女性文学”或“女性文学批评”专栏或专号。

强调性别差异，但同时批判既有的性别文化秩序，认为女作家具有独特的性别经验和性别体认方式，因而那些曾经遭到压抑的性别经验的表达受到鼓励。种种因素造就了这一热潮。 对于“差异”的强调往往与个体经验联系在一起，导致当时一种最为醒目的写作方式，是自传性作品的出现。其中最富于冲击力的，是对于女性成长经验、性压抑、同性恋、幽闭体验等的描写。比如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破开》、《私人生活》，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羽蛇》等。这同时导致了所谓“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等概念的提出。另一些作家则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秩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一般采取某种反讽、戏仿和调侃的方式进行，比如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徐坤的《先锋》、《鸟粪》，铁凝的《对面》等。在对于女作家创作的“女性意识”的指认方式上，大致具有上述两种。另外，也包括在言情小说的成规中纳入都市女性体验或对姐妹情谊的描述，比如张欣和

池莉的小说；或以细腻的文字表达女性的独特生存体验，比如须兰、孟晖的小说。 无可否认，“女性文学热”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女性写作的“狂飙突进”，在对于女性身份、性别关系和性别经验的体认上，确实有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作为一种直接的成果，女作家不再以“女”字为耻，而是以比较自如的心态来面对这一曾经是80年代文化识别方式中的“第

二性”身份。

这一时期批评界的主导性声音，都在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别”，强调女性及女性文学不同于男性和常规文学写作的地方。相对于当代中国特定的性别历史，这一强调确有突破意义在。但与此同时，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它与填充于社会性别常识系统当中的“男女有别”、“男人和女人天生就不一样”的性别本质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大众传媒诸多关于女性的定型化想象一拍即合。诸如“女性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如“女性话题永久而神秘，女性独白敏感而真诚” ……这些主题词或广告语同样强调性别差异，但这已经不是女性主义意义上具有

自省意识的对女性“角色”的自觉，而正好在重复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角色的询唤。 事实上，这正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制作方式。一旦书籍本身被定位为大众文化产品，多种定型化女性想象符码已经规定了它可能被阅读的想象空间。这些出版物的外在形态最为直接地显示了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所处的文化处境，即它必须借助大众文化的形态才能进入文化市场，并被动地处在一种被观看的位置上。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化政治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它所颠覆的毋宁说是80年代整合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同时与90年代文化市场达成了密切

的合谋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9xx年前后的女作家出版物主要不是一种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实践，而是一种文化市场上的类型化产品。它所引导的是一种对于“女性气质”、“不一样的女性”、中产阶级女性形象，以及性文学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惯例。也就是说，是资本逻辑下对于“女性”这一消费符码的使用。也正因此，敏锐的批评者指出，19xx年前后的女性文学热

中，“女作家的身份成为构造畅销的卖点” 。

女作家的照片进入印刷品之中，显示了一个明显的文化信息，即文化市场定位书籍的重点，在于作家本人而且因其是“女”作家而有了观看的必要。这种制作方式，已经不再是所谓“纯文学”销售作的传播方式，而是把作家看作某种“文化明星”加以推销。因而，“文学”和“女作家”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互动关系，并把阅读的兴趣导向私人。这种销售方式作为

商业运作的一个“缺陷”是，并非每一个女作家均具有“文化明星”的容貌，因而，这种“文化明星”式的推销策略并不完全奏效。据材料，“红罂粟丛书”开印即每本15000册，但销售成果并不那么好。而到了19xx年之后，出现所谓“美女作家”时，“文化明星”的销售策略才明确

出台，并导致“女性文学”的文化政治意味几乎丧失殆尽。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女性符码的使用，是一种关于女性“含义”的争夺战。大众传媒如此“自发”而热情地介入“女性文学热”中，显然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文化政治的广泛影响，实则是“女性内涵”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重新建构。这不仅指在出版、销售、宣传意义上的定型化想象，同时也指9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对于女性角色重新定位的深层呼

应。

七、女权主义的人文话语

纵观半个世纪，女权主义批评的文本往往充斥着作者的个人经验，句法也不是逻辑推理式的层层递进，而是一泻千里、不加删削的情绪化表达。这种新变、峻急、不合规范、不讲程式的文体风格原本是为了增强和男权话语的对抗强度而有意为之的，但同时又招致诟病，她们的对立面因此拒绝在理论的层面上做出回应，充其量不过予以貌似宽容的首肯，在稳居霸权

的高位上降尊纡贵地保持缄默。

女权主义文论的两难处境首先来源于她们遭遇到的语言障碍。整个人文话语的基本构架就是由“语言、世界和意识”3个关键词组成的，斯皮瓦克有语“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无一不是组成为语言，我们所运用的意识也无一不像语言一样构成。我们不能占有语言，因为我们同样被语

言操纵”。

原本寄希望于经由语言书写来塑造自身形象、反抗异性压抑的女性作者在开始选择自己的语言时突然发现处境艰难：父权制牢牢掌握着由语言建构而成的权力象征系统，什么样的语言能够反抗这一语言的根源呢?面对需要批判的，已经烙上性别印痕的语言，妇女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拒绝规范用语，拒绝被言说的尴尬；其二：接受并改造有缺陷的语言。男人传统地选择了肯定的、权力主义的语气来写作，而女人则被禁锢在感受性的语言中。一些女性作家不断强化性属身份，着意使用叙述人称单数第一格，沿袭理论中的叙事风格，并且有意不

对事件做出概括的感觉方式。

在后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下，女权主义文论也逐渐意识到了内部差异的价值。过去时代妇女写作及妇女处境的研究只是理解文学文本的补充，当下所要关心的还是拆毁把妇女都归纳到单一特征和边缘位置的象征秩序。承认差异、接受差异，将更有利于女权主义的发展。

八、“第三性征”与性别刻板印象

上文提到了两性的第三性征，在心理学上，这种习惯认识被称为“性别刻板印象”。 但性别刻板印象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以前，最典型的女性刻板印象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现在，这个刻板印象就很难成立了。以前的男性刻板印象是“男主外”，但现在“家庭主男”也越

来越多。

“超级女声”的前三甲中，季军张靓颖基本符合女性刻板印象，冠军李宇春和亚军周笔畅都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并且，两个“假小子”大受欢迎，在青少年中的人气远远压倒了张靓颖。袁荣亲说，可以料想，她们会对这一代的少女构成强大影响，在相当的程度上会改变大众对

女性的刻板印象。

“双性人”&性别差异会消失？

最早提出“双性气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贝姆。贝姆认为，传统文化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当作一个维度，男性气质高的人女性气质一定会低，女性气质高的人男性气质一定低，而中性

人就被视为是不男不女的人。

贝姆反对这种刻板印象，她认为，这种习惯性认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对立了起来。由此，她提出了新思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两个独立的维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分出四种人：

典型的男人：男性气质得分很高，女性气质得分偏低；典型的女人：女性气质得分很高，男性气质得分偏低；双性气质人：男性气质得分很高，女性气质得分也很高；未分化的人：男

性气质得分偏低，女性气质得分也偏低。

贝姆的研究引起轰动，并很快得到了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可。另一些心理学家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对“双性气质”的理解：人们是性别刻板印象的被动接受者，但更是主动的塑造者。人们不断地去突破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主要是这种突破会让他们更适应社会新的挑战。以前，男性和女性面临的社会挑战不同，他们也就形成了鲜明的第三性征差异，但现在，两性在社会分工上越来越不明显，第三性征上的性别差异也就会越来越少。当两性面对的问题一

致时，性别差异甚至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