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谋求话语霸权陷入困境

发信站：爱思想网

● 张维为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 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0多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

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 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

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欧洲40%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20xx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 777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60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质疑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于20xx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xx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为“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一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

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作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话，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

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

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xx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 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 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当年曾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xx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

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第二篇：哲学话语的困境

哲学话语的困境 【作 者】张志伟 【作者简介】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北京100872〔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12-0024-03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言。虽然除了极少数人有幸聆听哲学大师的演讲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阅读而接受哲学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语化的语言对哲学没有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口语应该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因为在书面语言产生之前，甚至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就使用口语了。总之，语言的表达方式对哲学的思维方式具有极其深刻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例如中国语言中没有印欧语系特有的系词结构，因而中国哲学中就没有西方哲学式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尽管它可以有类似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还是表达哲学思想，都离不开语言。哲学正是在这里陷入了的困境。我们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无论哪个语种的语言都属于日常语言。虽然20世纪以来人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可能发生的错误，但是这一工作并不十分成功，其实即使成功了，那也毕竟只是少数专家才能使用的专业化的书面语言。对我们来说，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同样一套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来交流和沟通，哲学家们亦用它来表达哲学思想。问题是，日常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而哲学的对象却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中经验对象，它们往往具有超验的性质。换言之，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和有限的，哲学的对象却是抽象的和无限的，例如存在、实体、至善等等。同样一套语言要适应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造成了一仆二主的尴尬局面。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通常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大多数人却看不懂哲学著作，即使是懂哲学的人也不一定看得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哲学家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他们所思想的对象往往超越了日常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和局限，因而日常语言并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下使用的。就古典哲学而论，哲学家眼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在人们看来，他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的，而在哲学家看来，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不过是现象，真正真实可靠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背后的本质。日常语言产生于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否定日常生活

的世界的可靠性，并且用它来表达这个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哲学因此而陷入困境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哲学的确有其特有的话语形式。当古人刚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使用象征、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例如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表示万事万物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道理。逐渐地哲学有了推理论证，并且形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抽象的思维操作方式，这也是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的原因之一。然而，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无能，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因此，哲学话语就变成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必须有本事看出哲学话语背后的含义才能弄懂哲学家的思想。相信读过哲学著作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当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读懂了（或自认为自己读懂了）一部哲学著作之后，便会为其中的道理如此之简单，哲学家的表述却如此之笨拙而感慨万分，但是当你试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表述它的时候却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家的表达方式已经是最佳的方式了。可能有人会说，哲学著作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哲学家看得懂就行了。自然科学的著作不是同样看不懂吗，这并不影响科学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不懂科学技术并不影响我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不懂哲学，就不可能使用哲学的成果。因为科学不过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哲学所关涉的却是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它决定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的。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东西我可以拿来就用，但哲学家的思想如果不化为我自己的思想，或者我的思想如果不能达到哲学的水平，哲学对我就毫无意义。因此，如果哲学家们的著作始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懂，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社会作用了。科学技术可以由少数人发明出来然后使之简单化也就是傻瓜化给大众使用，哲学却不可能发明出来之后傻瓜化。我们能不能由哲学家们发明创造出世界观人生观来，然后拿过来就用？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把人生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哲学家，自己充当傀儡呢？人生之路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去走，不然的话，我们岂不是成了行尸走肉？！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哲学拒绝公众的理解。研究哲学的人喋喋不休地言说着公众听不懂的话语，于是哲学就变成了远离公众因而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以至于如果在

公共场合你对大家说（我们往往是难以启口的）你是搞（研究）哲学的，人们一定会对你另眼看待，那眼神就象是在看一个外星人。而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哲学毕竟是纯正的高雅文化，并不是普通人搞得了的。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景象：一方面是研究哲学的专家学者们激烈讨论学术规范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在大声疾呼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哲学走向大众。那么，高雅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为自己定位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会越来越高，教育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广泛，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越来越密切。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说，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但是具体说到哲学，这个必然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上的，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专业缺憾：一个人才能的发挥必须被固定在某个学科领域中，他在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这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专业方向中的某个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抑或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简直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了。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发展的确是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它毕竟是以牺牲人的其他方面的才能和爱好为代价的。于是人们便大力提倡通识教育，不过看来成效甚微。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恐怕还是得这样：各个学科由专门人才负责研究，大多数人享用他们的成果。哲学无疑也需要专门的人才，但是却不应该变成大多数人的专业缺憾，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或价值观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或思想在场。当然，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以哲学为专业，但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哲学，或者说，思考哲学问题，这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成为伦理学家，但是都应该有道德一样。人们可能会说，道德不是学出来的，哲学也不是学出来的，这可能是对的。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生有德性的人或者天生的哲学家，这也是事实。实际上，伦理学之为德性，哲学著作之为哲学素养，起的是引导上路的作用。那么，我们能否消除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呢？哲学与公众之间的障碍在于哲学所特有的话语形式，因而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能够让公众理解的哲学话语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p#分页标题#e#表面看来，学术语言的规范与公众的理解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我们当然不应该为了迁就公众的理解力而使哲学庸俗化，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研究哲学的人要求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无可厚非的，不过许多大哲学家却往

往不受这些约束（读一读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福科和德里达就可知道）。其实，哲学的话语形式始终在演变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试比较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不仅如此，20世纪哲学的表达方式亦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想，研究哲学的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尽可以保持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行话即所谓规范的学术语言，这是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发挥才能的舞台，别人不应该干涉，也干涉不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哲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其实，如前所述，哲学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因为它是不依靠其他东西而自足的，也可以说是自由的，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开放的。现在，哲学所言说的对象已经从古典哲学那种宏大叙事话语转向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并非只有一种颜色。因此，让哲学走向公众并不是非得使哲学庸俗化，而追求学术语言的统一也只关涉言说的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规范的失衡主要不是因为形式，而是由于言之无物从而缺少实际内容的结果。当你拿起一本哲学书，发现其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谈怪论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时髦概念之时，这就需要你自己作出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出了一位思想大师，还是又多了一个江湖术士。本分的哲学工作者愤愤不平的是，这年月往往是江湖术士大行其道，踏踏实实的研究永远要坐冷板凳。不过愤慨归愤慨，我们却不能以进一步强化哲学话语的专业化来自虐。因为其后果必然是形成并且加剧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哲学王国，一个是深入民间的草莽江湖。有点哲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哲学问题乃是一些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而没有惟一的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是多元化、异质性和开放性的。不要以为这是哲学的缺陷，这实际是哲学的优越之处，它表明哲学且只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既然如此，要求哲学语言必须千篇一律，实在是强人所难。学术界要自律，其关键要害并不在这里。哲学或许注定了不可能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因为它的理想性的确有其超越现实生活的一面。倘若哲学因此而拒绝公众的理解，那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是由于哲学的话语形式使哲学隔绝在公众之外，我们这些所谓搞哲学的人恐怕要成为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