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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无法想象没有金庸的武侠创作，二十世纪的文坛会减色多少。”①金庸小说作为一朵艺术奇葩，是对20世纪文学巨大的贡献，同时对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武侠巨著，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广博奇丽的世界，爱恨情仇，国难家恨交织其中，侠客、恶人、小人、伪君子、平凡善良的寻常百姓汇集于此。在这里正义得到伸张，真善美得到弘扬，假丑恶受到了无情的鞭挞。

金庸笔下为读者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侠客形象，但凡喜爱武侠小说的人，都能说出一堆人名来：从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的胡一刀、苗人凤，到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的令狐冲、段誉，以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利益的郭靖、乔峰。而且金庸笔下的这些侠客，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渗透着作者对侠客义士丰富理解与深刻内涵。

那么什么是“侠”呢？《说文》：“侠，俜也。从人夹声。”段玉裁注释说：“《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根据古代文字学家的以上论述，侠字应来源于"夹"字。而夹字初文，象人肋下有衣甲之形。因此，“侠士”一词本来自“夹士”，“夹士”一词又来自“甲士”。也就是说，“侠士”这个名词得自于带甲之士，亦即武士，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侠”的社会起源，侠士的古义就是甲士、兵士、武士。

最早关于“侠”的著作，是战国思想家韩非子的《韩非子·显学》：“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里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表达了对侠的否定，认为“儒”和“侠”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儒”经常提意见，“侠”不提意见而直接捣乱，扰乱社会秩序应该镇压，但韩非子也从侧面指出了“侠”积极是的一面，为社会鸣不平从批评角度来推动社会进步。

司马迁《史记》中的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小说文学最早的源头。《史记》中这样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承，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②

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的概括，他认为“侠”是可以没有“武”的，侠客的本质是言必信、行必果，不过分爱惜自己的生命，愿意帮助别人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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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所以孔庆东先生有了这样的观点：“中国20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当代的大侠。我说的侠跟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而且不以此来自傲，这就是侠客。”③

“救人于厄，赈人不瞻，仁者有乎”④这就是“侠”的精神。

一、武侠小说的发展

中国的古代武侠小说，从《史记》发轫，到唐传奇成熟，于明代达到高峰——《水浒传》是古代武侠小说最优秀的代表，在清朝年间出现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系列小说，代表了英雄加儿女模式的形成，但晚清时，武侠小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一蹶不振。真正的武侠小说崛起，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时期开始的。

根据刘祥安教授的概括，民国武侠小说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向恺然，代表作为《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北赵”指赵焕亭，其代表作是《奇侠精忠传》，“南向北赵”的崛起是中国武侠小说恢复生气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还有旧派武侠小说“五大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就按一部作品来说，《蜀山剑侠传》超越了金庸的小说。

到了当代，武侠小说再度风靡，但名篇佳作多数自出于港台作家，刘祥安教授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港台武侠小说与大陆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的不同。19xx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日渐受到压抑以致最终消失。与此同时，武侠小说在港台随着报刊的发展而发展，迅速崛起成长为最重要的通俗小说门类。台湾最著名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是古龙，其在19xx年发表的《涴花洗剑录》，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纪元。香港最著名的作家则是金庸，近年来人们谈香港武侠小说，几乎就是在谈金庸了。金庸，作为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武侠小说深受广大华人的喜爱，甚至出现了“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⑤的奇异文化景观。

二、金庸武侠小说对侠的新发掘

梁羽生有句名言：“武侠小说可以没有武，但不能没有侠。”“武”是吸引读者的途径，进来之后“升堂入室”，必须要看到“侠”。若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侠意识的成型始自司马迁，从司马迁到金庸的二千年间，侠从威重乡里、与人解纷，到少年豪气、复仇报国，到梁山好汉的除暴安良，基本上定型在排纷解难、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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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厄的作为上，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个侠的原型。传统意义上的“侠”的优点和特点大致上便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打抱不平，舍己为人，发展到极致，就是孟子推崇的“舍生取义”，但这样的侠比较个人英雄主义，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在一个慢慢走向规则化统治的时代，侠的概念便需要有新的突破。金庸先生顺应时代，给了“侠”新的形象与内涵，他的笔下，排纷解难、除暴安良，不再是侠的全部作为，而是一个侠士的本份，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侠，而做到了这些则还远远不够，侠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侠要以天下苍生为己念，这才是侠之大者。

（一）金庸对“侠”类型的发掘

金庸笔下的“侠”之所以更好看，在于他写出了各种各样的“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穷尽侠魂”——把“侠”精神的各种层面都写穷尽了。有郭靖这样的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家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是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像黄药师那样清高固执，反对虚伪的侠士；有段誉、萧峰这样带有佛家思想的侠；甚至还有武林中背离侠士精神的侠，比如岳不群、韦小宝。金庸写出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个性，各种变体，使我们从侠的身上感受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可能性。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我们可将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无侠、浪子、反侠这几种类型。

1.儒侠——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韩非子的一句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将儒与侠相提并论，从而使无亲缘关系的儒与侠有了一定的内在联系。儒家学说是典型的“社会本位”，即处处以国家为念，因而儒家之侠的典型特征便是能文能武、儒雅风流，参加民族、国家大事、成为挽救危亡的大侠，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民族大于个人、国家重于自我。金庸武侠小说中最能代表儒侠精神的主人公是陈家洛与郭靖。

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是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的。首先，他文武双全，文一方面考取过举人，武一方面他亦卓然成家；其次，他关心国家大事，几乎成了职业的革命领袖；最后，他为了国家大事将个人的一切都牺牲了，例如将他的爱侣香香公主奉献给乾隆。将这一人物与梁羽生笔下的人物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一人物完全可以列入新武侠小说人物的标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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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可谓是金庸笔下的第一大侠，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并按照典型的儒家人格塑造出来的，这一人物的塑造较之陈家洛有了较大突破。

首先，郭靖幼年生存在相对闭塞的大漠，缺乏系统的教育，使他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谈不上气度儒雅、风流倜傥，更不是儒家的典范形象。

其次，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对“江湖”的描写，不同于《书剑恩仇录》中对“江山”的描写，郭靖参与国家大事带有更大的偶然性。

再次，小说用了更多的篇幅描写郭靖成长学艺的过程。

郭靖为国为民，主要业绩在《神雕侠侣》里得以体现，书中有着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死守襄阳”，但郭靖在这里的儒侠典型，却一五一十地埋伏在《射雕英雄传》里。外表上，他高大威猛、相貌英俊；内心里，他善良仁慈、诚实憨厚。金庸立意把郭靖写得最符合儒家做人标准：鲁钝、木讷、吃苦、忠心等等。完全区别于梁羽生笔下张丹枫式的名士型侠客，金庸给了儒侠以新的解释。

郭靖的形象实际上脱离了儒家之侠的所谓理想人格，被认为是金庸小说创作的真正取得成熟的标志。这部书被认为是武侠创作历史上的著名的“一变”。

2.道侠——至情至性，顺其自然

金庸在《射雕》之后，又写了《神雕侠侣》加上后来的《倚天屠龙记》，这三部书合称为“射雕三部曲”。虽然是“三部曲”，但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都有极深刻的变化。

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中，金庸先生这样写道：“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绝对是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舒服。在爱情上，杨过对小龙女之死靡他、视社会规范如无物；郭靖在黄蓉和华筝公主之间摇摆，纯粹出于道德价值，在爱情上绝不犹豫。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知，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个样子，一切发展全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已无法干预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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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应该是对“射雕三部曲”的最权威的概括和总结，三部作品主人公的个性差异是一目了然的。郭靖是儒家之侠的一种典范，杨过代表了道家之侠，张无忌则介乎道家与佛家之间。

从郭靖到杨过，经历了一种本质的变化。如果说郭靖以前的侠士形象多是正而不邪，而杨过以后的主人公则多半是亦正亦邪。在《神雕侠侣》中，少年杨过给人的第一印象几乎是一种邪气逼人的形象：形似乞丐无赖，言语粗陋污秽，行为放荡不羁，说话做事占人便宜，又拜恶人欧阳锋为父，学逆运九阳的邪派功夫，个性偏激，善恶不分，在终南山全真教中反叛师门，这些形象都不是正人君子的品质。

实际上，杨过形象的塑造，标志着作者从儒家之侠到道家之侠的质变。如果说，儒家之侠的典范是“仁者”，那么道家之侠的典范则是“智者”，道家之侠旨在至情至性、实现自我、顺其自然、从心所欲，讲究的是“性”与“情”。郭靖与杨过的个性差异，本质上是儒家之侠与道家之侠的人格模式的差异。

《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张无忌的性格则更真实，与我们平凡的人更相似、更接近，这表明作者的创作方向是朝着真实的人生与人性发展的。在人格上，张无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无为”与“无争”，而这正是道家的精髓之所在。也许杨过之“道”更接近庄子的热情与自由，而张无忌的所作所为，都是被环境、形势所逼，他不愿拂了别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明教的教主，卷入了武林及民族、国家的纷争，而他的内心则始终向往自然、平和与无为。

3.佛侠——悲天悯人，超度人心

道家之侠并非道士、佛家之侠当然亦非僧人。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但也讲无常、讲因果、讲慈悲与超度，甚至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金庸先生勤读佛经，并深悟其旨，将人生、人世的悲苦看得更深更透；而又将佛的慈悲与悲悯领悟得更高，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使他的小说创作又有了一次更新更大的飞跃。

《天龙八部》是一部象征主义的杰作。金庸先生一开始就说这部书名取自佛经，并要以“天龙八部”来象征书中的现实人物。这部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深刻地揭露人世与人性的罪孽与悲苦，如段誉的痴情而无回报，险些在父辈情孽的网中窒息；虚竹“想作和尚而不得”的“无常”及其痛苦的“因果”；萧峰家室惨变及其被诬、被侮的孤愤。第二层次是揭示人生与人世的悲苦的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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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人欲，如贪、如痴、如“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并且冤冤相报，环环相扣，萧峰的杀人、虚竹的破戒、段誉的恋情，莫过于此。第三层次则是苦海慈航般的超度人心，解脱恶孽而终获光明与内心的平静，如萧峰非但克制了嗔念不再复仇，反而超脱了一己的恩怨，实现了为人世和平而甘愿献身的大慈悲。

佛侠讲究超脱，萧峰的献身超越了个人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虚竹、段誉虽然没死，但他们的慈悲与献身的精神则是相通的，虚竹的父亲曾杀害了萧峰的母亲，而萧峰的父亲则又逼死了虚竹的父母双亲；萧峰打死了段誉的妹妹阿朱??这些尘世的怨恨并未成为他们深情高义及其慈悲心怀的阻碍。

《天龙八部》这部书中最能代表佛侠典型的还是萧峰，他的思想实质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覃贤茂先生这样评价萧峰：“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他，他找不到同类。这句话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当英雄的思想已远远超越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之时，悲剧就不可避免了，他太孤独了，他找不到同类，他只有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以自己的毁灭来提醒人们的觉醒。”⑦正是萧峰这样的英雄，赋予了《天龙八部》以灵魂，让读者领悟了佛家的精髓：悲悯世人、因果轮回、慈悲与超度??

4.无侠——既无侠心，亦无侠行

“无侠”不同于之前所说的“侠”，他们既没有侠心，也没有侠义的行为与事迹。“真正的侠”是要去改变或干预他人的命运，而“真正的人”则往往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金庸先生想要向真正的人以及真正的人生靠拢，因此写了一批非侠士的主人公，比如《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白马笑西风》的主人公李文秀等。

《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个普通人，他没有什么侠行，也没有侠心，甚至连行走江湖的打算都没有，若非跟了师傅戚长发去了一趟荆州城，他多半会在湘西乡下终结其平凡的一生，但这次旅程却恰恰改变了他的命运。只因师妹貌美，他便被迫入狱，从此不得不闯荡江湖，而这个江湖却是一个“无侠”的江湖。鼎鼎大名的大侠花铁干居然做了贪生怕死的可怜虫；春风得意的汪笑风亦经不起众口铄金的考验；款款情深的爱侣居然嫁给了他人！

这部书中的江湖，脱离了武侠小说传统的英雄模式，形成了一个无侠的世界，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写出了人性的阴暗面，剖析了“侠”作为人本身对命运的妥协，点出了“侠”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的，正因如此，武侠“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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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

5.浪侠——自由洒脱，性情率真

无侠的主角虽然真实，然而无侠的作品究竟不是武侠小说的“正宗”。所以金庸先生笔锋一转，写下了《笑傲江湖》这部书，写出了令狐冲这一代表浪侠典型形象的人物。

令狐冲是一个生性独特的人物，不仅“胡说八道”而且“胡作非为”，令他的师傅岳不群头疼至极却又无可奈何，令狐冲虽然尊敬师父，但是心里却自有乾坤，因为他是个性情中人，时不时会有散漫之举，有自己一套待人处事的办法，他游走在黑白之间，看似纷扰，其实却有着另一种洒脱的自由。

令狐冲最大的特点是“侠义率真”，他身上没有儒侠“为国为民”思想，从不为世俗礼法所拘，只要是自己认为对，哪怕世上人皆反对，他也不为所动，他是个最自然的人，从不理会旁人的看法，他的侠义精神从不让人感到他是“救世主”，对仪琳、对恒山派、对向问天救是救了，绝没有什么更深一层的目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即使对你素不相识、即使对你无甚了解，只是一见之下便倾心相助，毫不犹豫。

正邪不分是令狐冲最大的罪名，乱交魔教门徒、邪派人士，甚至成为被人不耻的采花大盗，但在令狐冲内心深处“正”、“邪”之分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心中的“正”是品性高洁诚挚、率义情侠之士，至于那些虽表面为正派中人，实则虚伪狡猾、野心勃勃之徒，他从来不屑、不耻、敬而远之；他可以结交田伯光，却忍受不了“青城四秀”；他对绿竹翁礼敬有加，却对金刀王家不理不睬。

《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不论是正派、邪派，也不论是“气宗”、“剑宗”，书中的人物大多卷入了权位之争的旋涡之中，但令狐冲却游离其外，与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等争权者相比，他是一个自由的浪子，但与梅庄四友、曲洋等“出世”的道家隐士比，他却是一位为自由而奋斗的自由战士。

令狐冲是独特的，他比杨过多了几分随意，比韦小宝多了几分气派，比乔峰多了几分潇洒，总的来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笑傲江湖”。这一人格模式的出现，标志着金庸先生对传统文化及理想人格模式的超越，是金庸的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

6.反侠——反叛侠魂，亦有侠名

长篇巨著《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书也是他最奇特、最杰出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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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是对武侠人物、武侠文学及武侠文化的最彻底的反叛，不仅是武侠小说史中的一部奇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

韦小宝的人格是“现实性”的人格。他完全不同于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佛家之侠以及浪子，当然更不同于“真正的侠”，因为不论是什么侠，都是理想与梦幻的产物，都是理想化的象征，都是梦幻的寓言。韦小宝不学而有术，一身的流气、赖气、光棍气，同时又充满了奴性、灵性与无原则之气，在残酷艰辛的生存挣扎中，学会了卑鄙无耻的流氓习气，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纵横五湖四海，通吃黑白两道，在各种水火不容的势力里畅行无阻，逢凶化吉。金庸先生夸张了韦小宝的奇遇，也夸张了他的个性但却没有丑化他的人格，他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如此的人。

韦小宝的圆滑处事、为官之道、马屁艺术与流氓政治手段，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利益而争相效仿的人不在少数。除此之外他对女人的态度也给现实男权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韦小宝现象”给读者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警醒，也带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尽管韦小宝是性本善的，但其恶劣的生活品质也应受到应有的否定，通过他作者揭露与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同时讽刺了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孔庆东先生提出：“这里蕴涵了对中国社会体制和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其深度或不及《阿Q正传》，而广度则有过之。从文化价值上看，韦小宝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里仅次于阿Q的典型形象。”⑧韦小宝这个人物，是完全反侠的，传统观念上的英雄人物的作为，在他身上，很难找得到，然而他却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人物，以前未曾在任何小说中出现过，以后只怕也不会有了。?

金庸先生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侠”：为国为民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无名无我、蕴涵佛理的的佛侠；道貌岸然、阴险毒辣的伪侠；贪生怕死、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金庸先生从陈家洛这样的正统儒侠，写到了韦小宝这样背离侠魂的反侠，让人看到了“侠”身上无限的可能性，拓展了“侠”的类型，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金庸小说对“侠”精神内涵的发掘

金庸笔下侠客的侠义，秉承了汉魏以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争斗、交融的历史。在国家敌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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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间力量的精英，侠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民众和志士仁人的理想。侠的民族大义表现在为国御敌——这本是军人的本份，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侠”，更是责无旁贷。

民族大义的本质是一种忠诚，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忠诚，扩大开来，也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忠诚。一个侠士若不具备这份起码的忠诚，就丧失了自己所赖以寄身的基础，但这也不是侠的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联床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金庸先生认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天下为怀、苍生为念，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在《天龙八部》的最后，段誉和虚竹擒到辽帝耶律洪基，萧峰求辽帝一诺：终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边境。在得到保证后，萧峰随即折箭自杀以谢罪。萧峰为了苍生百姓的安危幸福，以一己之死，换来了宋辽两国的平安合睦，这正体现了一个大侠的最高境界。

金庸的“侠”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侠”，而是做为一种有责任的精英层，在为人民思考，为国家思考，为人类思考。他们考虑人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感情与集体关系的矛盾，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矛盾，邪恶团体里的正义与正义团体里的邪恶的矛盾，个人面对自己的感情偏向和国家与民族矛盾时如何自处等等，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

金庸笔下的侠义英雄，从寻常的江湖豪客，到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一般侠士，到为国为民、天下为怀的大侠，层次分明，金庸继承了传统的侠意识，并发展光大了它，让侠从“布衣之侠”上升到了“侠之大者”，让侠的精神内涵得到了升华。“侠之大者”是金庸对传统侠意识的突破与升华，也是对中国武侠文化及整个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金庸小说中“侠”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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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的武侠巨著里，为我们塑造了诸多侠的形象，他们傲然于世、光明磊落、勇猛果敢、行事正义，为国尽忠，为父母尽孝，为朋友尽义，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之集大成者，更难得的在这些侠客义士身上，责任使命感，始终没有消退过，即使到了代表“反侠”的《鹿鼎记》中，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小流氓韦爵爷也显得颇为高尚，他的身上也具有了政治责任感。这就表明，金庸“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从来没有消退过，而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政治情怀，恰恰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屡仆屡起，渊源流长的原因所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集中体现了浓厚的民族精神的“大义”，有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厚重感。

金庸先生在一次采访中提出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者，为国为民，见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看到人民受到欺压，就要发扬‘侠’的精神。现在中国已经很强了，但是如果有人欺负我们，干预统一台湾或是侵略我们，我们依然要有为国牺牲的精神。总的来说，当今社会依然应该有人主持公道，为社会贡献力量。非典流行的时候，就有医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名誉和地位，去纠正社会上不对的事情，这就是侠义精神。”金庸先生对侠的现实意义的理解，让我们又回到了司马迁对“侠”精神的阐释，这正说明了在岁月的洗礼中，无论“侠”的外在怎么变化，其本质却没有改变，归根到底是要教化世人“做一个好人”。

结 语

金庸先生借助笔下的那个侠义世界，呈现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父子之情，手足之情，爱人之情，朋友之情，他希望那些飞檐走壁、出神入化的武林高手不仅能在谈笑之间化解对方的招数，更能凭借他们的传奇故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扬到世界每个角落，展现华人的风貌，提升华人的形象，将“做一个好人”的理想经历一代又一代地潜移默化，得以发扬光大。

江湖的世界，侠客的世界只存在于书籍与影视中，但真善美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正如金庸先生说的，现在不会武的人，也可以有侠气，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有侠气的人。千百年来,侠者的精神与境界就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相信在全世界华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侠者的梦想，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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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侠的超世武功,但是只要我们能做到光明磊落、见义勇为、富有仁爱与正义精神也就足矣。

注释：

[①]贺宇慧，《谈古论今》，选自《金庸作品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②]司马迁，《游侠列传》，选自《史记》

[③]孔庆东，《金庸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④]司马迁，《史记》自序

[⑤]陈墨，《陈墨评金庸——孤独金庸》，东方出版社，20xx年版

[⑥]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19xx年版

[⑦]覃贤茂，《萧峰：近乎完美的第一大英雄》，农村读物出版社，19xx年版

[⑧]孔庆东，《空山疯语》，重庆出版社，20xx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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