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读后感

——民主进程中的政治人

我们都知道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属性内涵丰富、外延广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文领域的广泛研究，学者赋予了人类众多的特性，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人”，他用一种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方法——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为民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就说明了政治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中，因此，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必定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李普赛特写作本书的论调之一是为了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探寻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从而为政治生活提供积极的参与主体。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坚持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即表明了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本书分为五篇：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机构中的政治：个案研究、结束语。我主要选取了第一篇中的第三章“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谈谈我的感想。

“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即政治系统满足社会成员需要时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在人们心中的权威程度以及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仰坚定性。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其中有效性更多侧重于政党或是政府执政能力，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认知，而合法性则偏向于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那么人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呢？李普赛特认为组织是根据政治系统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它是否合法的。比如说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封建内部成员利益一致、外部实行高压政策基础之上，当时并没有多元的价值观，所以人们无从选择，“政治人”概念仅仅指在朝中有权的政治家，老百姓只是作为臣民呆滞地接受政府的输出并表示无条件认同。虽然这种合法性可以维系政府的统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传入，制度变革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其合法性危机终于出现在了晚清的历史书中。李普赛特列举了两种合法性危机出现的条件：一是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二是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获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中国，合法性危机一直存在并困扰着政府的行动，官员们总是忙于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去试图缓和日益升级的社会冲突和舆论压力，但结果却不尽如意，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治系统合法性危机的根源。

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一、制度中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主义在论述制度变迁中提出了“路径依赖”一词，路径依赖即指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且难以出去。中国自19xx年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路径依赖，对封建社会中的高压政策和单一价值观的延续使得现代中国民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时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仍然是掌握权力的官僚阶层和其背后的执政党，理论上的公民“政治人”也还是遵循以往沉默的风格充当政府所希望见到的臣民。

二、合法性的基点

到底合法性以什么为基础，李普赛特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人民的认同和一致的价值观是合法性的奠基石。虽然建国之初我国政府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这一宗旨早就变质了。现在的政府官员热衷于绩效，将经济的增长视为稳固其统治地位的唯一途径，然而，经济的发展是不稳定的，它有很大的波动性，这就给民主的稳定性打上了一个问号。我国政府忽视了人民真正的需要，

忽视了与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其合法性的基点也就定位错了。

三、政府的执政能力

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了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是政府有效性的体现。建国初期的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这条路子是对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人们逐渐过上了富足的日子。但市场经济的不正之风也逐渐深入官场，官僚体系的缺陷在现代政府的执政能力中一览无余，效率低下、严重浪费资源、官僚气派十足、互相推诿等等。政府能力的低下会逐渐使人们丧失信心，进而转变为沉默寡言的政治人，当政治生活中仅有统治者的声音时，离改革也就不远了。

四、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和多样性

“对合法性的主要检验，是看特定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长期政治文化的程度，主要是指全国性典礼和节日。”李普赛特看到了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系统合法性、稳定性的重要意义，就像阿尔蒙德在五国公民文化比较研究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可以影响政治结构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对于一国的政治文化来说，应该兼备同质性和多样性。同质性是指要有一种主流的政治文化，有一套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信仰的一套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这种主流的政治文化起着引导的作用。但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等同于提倡亚文化，而是指鼓励人们在遵循主流文化的同时有些创新的思想和观念。

五、政治人的多元化

这里的政治人并不仅仅指单个的个体，而是包括了作为整体的政治组织。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政治人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保持相互平衡的张力，这使得民主政体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发展。然而我国的政治人是单一的，政府对于民间政治组织的限定十分严格，以往以服务为宗旨的工会、妇联、慈善机构等组织现今都已成为准行政组织，半官方的性质令人们望而却步。同样，我们也没有力量相当的利益集团，有的只是为自身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单一的政治环境令人们心灰意冷，群众的要求和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政策输出，这无疑是将政治民主向后推，是民主的倒退，同时也是合法性的衰退。

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统一，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纵观我国现在政治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看出政府能力的低下和越来越多关于合法性的质疑。经济发展固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政治的主体是政治人，是多元化的政治组织，这点我们还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篇：《人的问题》读后感

《人的问题》读书体会

这本书谈论的是人的问题，看上去像是社会学范畴内的论题，但实则上包含了许多领域的思考。作者在序言中阐释了他对当时所处社会背景下人的问题；他先以哲学领域内的争论作为切入点，来剖析后面的问题。在杜威看来，他所倾向的哲学的观点应该是：哲学的首要目标在获得关于存在和“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更加广泛、更基础、更终极的。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实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是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与更低级形式的认知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然而，一些哲学家在偏实用性的科学和指导人们追求知识的哲学之间走了一些极端的偏向，在深受中世纪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的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目标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识的题材的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因此“知识的可能性”便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而有用的知识越来越多，哲学却在忙于供给知识的基础，不是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所以哲学慢慢退居于幕后，并未忙于主流方向的问题。

与上述哲学家相反的一部分哲学家，却又恰恰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的目标和任务和古代哲学传统所谓的追求智慧的职务完全相符，而他们认为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而是运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与之结合。从而将物理的或生活学上的种种研究方法推广到人生和社会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常被称之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

在杜威看来，人的问题不单是个人的生命意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以及如何评判这种价值的问题。这样，人的问题就关系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特别是如何把个人的观点和立场溶入整个社会的思想。杜威对人的关注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当代哲学对人的问题的逐渐疏远，由此导致了普通民众对哲学的日益漠视。

根据杜威对哲学的广义理解，他自然把哲学所关注的人的问题看作是与教育、民主、自由、人性、价值、思维等问题密切相关的。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中的个人，是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求的活生生的个人。但这样的

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是由具体社会的教育塑造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品格和性格以及个性特征的人。教育不仅在塑造人的性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由此对社会的构成也至关重要，因为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经过教育塑造出来的个人构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杜威十分强调教育活动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民主和自由是杜威哲学中的核心话题之一。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要关注人，首先就要关注如何使人的生活拥有民主和自由，这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这里的民主和自由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追求。“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同样，对自由也必须是加以具体的理解，因为不存在任何概括的、一般的自由。“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在一定的时间自由的条件是什么，他就要考察一下哪些事情人们能够做，而哪些事情他们不能够做。当人们一开始从实际行动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时，就立即明白了：对自由的要求是一种争取权力的要求，或者是掌握尚未被掌握的行动权力，或者是保持和扩张已有的权力。”简单地说，“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是依赖于现有制度的安排所给与别人的行动权力的。??实际具体在机会与行动上的自由，依赖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平等化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种平等化的状态之下，个人才有在事实上的而不是在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上的自由。” 由此可见，杜威心目中的自由一定是与平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平等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或财富上的平等，而是每个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平等。但是在具体的社会中，一方面，个人的平等机会是需要社会制度或社会条件加以保障的，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能否得以实现还要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自由是否得到了实现。这样，个人的自由就必须服从于社会的自由，虽然社会的自由程度是由个人的自由实现程度所体现的。

在对自由的态度上，杜威的观点颇为接近当今的社群主义思想。与社群主义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作用一样，杜威明确反对把自由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的个人所具有的东西，他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自由的概念之外，杜威则更多地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宽容的态度，一种对待他人的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