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记

马克思全名：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德国政治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犹太人。马克思的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资本论》，《共 产 党宣言》等。 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带头人。

这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撰写的一篇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论文，载于1852年在纽约出版的《革命》杂志第1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据百度百科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后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三世。马克思给自己这部著作冠以《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含有极强的讽刺意味。马克思在后期为了向人们解释这场政变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惊醒人们防止走上相同的道路，他发表了这篇文章，共分7部分。文章高度评价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意义，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法国革命将揭开新的篇章；文章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评价历史人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每个社会按自己的时代要求创造出伟人来；分析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指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生存条件将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探讨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阐明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经济对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并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这篇文章通过对法国二月革命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科学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原理，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文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理论及工农联盟的思想为无产

阶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具有深远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七个部分主要是由三个意义群组成：

一、

二、 序言；此部分相对独立。 中间部分。中间五个章节组成第二部分，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

复杂多变的政治历史全景画面，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事件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

三、 结尾。第七部分作为一个结论则是对波拿巴政变成功原因及其社会后果

的理论反思和总结。“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保守的小农们总是迷恋于拿破仑时代的美好时光。波拿巴向农民许诺要减轻赋税，保护小土地所有制，自封是农民的代表者。广大的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下受到盘剥，因此相信波拿巴将会给自己带来幸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

其中，马克思对于法国小农阶级的分析堪称“精辟”。“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无疑，波拿巴是法国小农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没有经济的社会化联系，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政治组织，一种自在状态的阶级必须通过别人才能代表自己。在小农汪洋大海中社会化的唯一方法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波拿巴王朝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庞大的农民阶级的权力机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不自觉的继承者，而且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

因此，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它的历史进步性合法性首先不是建立在某种道德愿望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自己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能动把握上。革命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某个政党、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作为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立足于建立一整套完善可行的、公正民主的经济政治参与制度，防止发展所可能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

这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继阶级斗争之外给予我们的另一重要规律和启示。

 

第二篇：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笔记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读书笔记

通过结合历史书籍了解到，《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于1851年12月—1852年3月写作完成的，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尔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文章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阐明了波拿巴政变的真正原因，认为政变的发生与成功不是偶然的，不应将之简单的归因于波拿巴的人格和野心，而是应该从当时客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中去寻找。

写作背景：法国大革命后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三世。马克思给自己这部著作冠以《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含有极强的讽刺意味。

在1848年至1851年这一时期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保皇党人，流氓无产阶级以及小农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而又落下尘埃。文章以令人信服的逻辑与事实，“阐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因此，纵观全书，马克思要追问和证明的问题是“法国阶级斗争怎么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看英雄的角色。”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共分七个部分，由三个意义群组成：该文的第一部分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序言；中间的五个部分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政治历史全景画面，详细叙述和分析了事件发展过程的三个阶段；第七部分作为一个结论则是对波拿巴政变成功原因及其社会后果的理论反思和总结。

1848年2月，法国爆发的“二月事变”推翻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积极地参与了这次革命。而“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手持武器多的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把法国宣布为“社会共和国”。但“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革命被降低到资产阶级水平，制宪国民议会的成立意味着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用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作为回应，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对一切阶级的战斗——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六月起义的失败，使得无产阶级推到了革命舞台的后台。作为革命期间的当事人与作为革命之后的总结者，马克思认为，由于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曾经给予了无限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高昂格调已经逐渐被更冷静的分析所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例如１９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抽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在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对选举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当作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当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成为社会民主派时，他们的社会要求已经被磨掉了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并被传染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革命的主体便这样消退了。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不是外在于它的而是由于其自身所经受的观念的束缚。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利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共和主义的反对派，主张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由于其在巴黎的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被称为“《国民报》派”。“ 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利普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的结果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对巴黎的戒严。制定宪法的预期目标，是使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自由；使宪法完整无损、不可侵犯，从而保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安全。为了保证宪法的平安出世，曾经参与镇压六月

起义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之中，压制社会的意志并意图制服这个社会。

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了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以及制宪议会。这次选举获得了军队、大资产阶级、无产者、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虽然他们支持波拿巴的目的各不相同，可对于眼前牢牢独占着权力的共和党人的不满是一致的。这一次，波拿巴选择联合保皇派以排斥议会中的共和党人势力。

保皇派主要由两部分资产阶级构成，其中一部分，即大地主所有者，曾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王朝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被称作奥尔良派。六月起义把他们联合成了“秩序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秩序党人巴罗为首的内阁；同时在议会中，保皇党议员也成为了多数。他们命令国民议会解散：“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接着，巴罗内阁和秩序当更进一步，在全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活动。“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

面对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面对玷污了议会制度的暴力，这些曾经滥用武力对付人民的共和党人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拱手让出了国民议会，让出了手中的权力。

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2日，是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初期，秩序党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50人组成了集团；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附属物。真正对秩序党构成挑战的，是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山岳党。它作为社会民主派的代表，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部分社会主义者组成。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并且在农村和巴黎议会及军队中拥有众多拥护者。这样，“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然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两个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山岳党所代表的小资产者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它的目标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和它们所占有的物质资源，

使得他们需要的不是变革——剧烈的变革可能使他们一无所有——而是追求缓和。这种卑微的心态似乎注定了他们的短视与摇摆。

为抗议法军炮轰罗马这一违宪行为，山岳党人发动了六月十三日事变——他们被秩序党人成功地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这完全是一场欺骗式的表演，全都是威胁或者叫嚣，而“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他们的力量被用来展示他们的懦弱，正如在敌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肌肉却挥不出自己的拳头。他们自认为身后带领着无数的“人民”，可其本质已经是夹缝中生存的墙头草，他们的利益不使人关心，怯懦和自私早使自己孤立无援，最终被自己之前所跟从的阶级赶下台。

打败了山岳党的秩序党看上来不可一世，可就在不久以后他们以及整个共和国都要拱手让位于第二帝国。

秩序党的崩溃从1849年11月1日开始。那一天，波拿巴解散了巴罗内阁，使秩序党失去了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须的支柱——掌握行政权。作为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波拿巴和那些从各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们一样，比资产者多一个长处，那就是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除了利用流氓无产阶级为自己复辟帝制在社会上造势外，波拿巴还收买了部分的军队。最主要的是，他看到了议会党人的弱点：“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所以他们不能用“战争”和“争斗”来回应波拿巴宣扬的“安宁”与“和平”，甚至当总统剥夺了他们所最后能依靠的那支军队时，秩序党人依旧毫无作为，丧失了用以统治人民和防止总统侵犯宪法的强制手段，也丧失了统治的使命。

其实，秩序当人的失败从其成立那日起就已注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的两大集团。作为保皇党，他们力图复辟各自不同的王朝；作为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资本是他们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城市和农村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使秩序党内部彼此斗争，相互疏远。这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为原来各个构成部分。他们已丧失了议会内的独立多数，议会仅仅成为一个彼此斗争或与行政权斗争的、破坏秩序的地方。“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已经没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工业资产阶级，早已归顺了波拿巴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商业资产阶级都狂热地渴望秩序：“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１８５１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

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１８５１年２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就这样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同他们议会内的代表们分裂了，他们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统治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

最后，不得不提到拿破仑最坚定的支持者，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保守的小农们总是迷恋于拿破仑时代的美好时光。波拿巴向农民许诺要减轻赋税，保护小土地所有制，自封是农民的代表者。广大的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下受到盘剥，因此相信波拿巴将会给自己带来幸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

马克思对于法国小农阶级的分析堪称“精辟”：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无疑，波拿巴是法国小农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没有经济的社会化联系，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政治组织，一种自在状态的阶级必须通过别人才能代表自己。在小农汪洋大海中社会化的唯一方法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波拿巴王朝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庞大的农民阶级的权力机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不自觉的继承者，而且也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制度。

因此，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它的历史进步性合法性首先不是建立在某种道德愿望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自己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能动把握上。革命的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某个政党、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牺牲社会的利益。作为一个代表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的党，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立足于建立一整套完善可行的、公正民主的经济政治参与制度，防止发展所可能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这是《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继阶级斗争之外给予我们的另一重要规律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