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和戎思想

浅谈李鸿章的“和戎思想”

本文主要论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策略，以“和戎”为主，即“论理”不“论势”，主要就是以避战保和为主，减少战事的发生，营造和平的环境。

现在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鸿章的地位，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里这样说：“有清自咸同以来，国势衰微，已至极点。内而洪杨回捻蹂躏全国；外而列强，时倡瓜分之说；国祚亡而不亡，人民几沦为奴隶。于是悲时之士，咸有振臂之思，而鸿章即于此时生焉。鸿章以一词臣，总握兵戎，转战四方，参于机要，而当外交之冲，宰制畿辅，垂三十年之久，死后复封侯爵，追赠太傅，功高位尊，诚满清一代汉人不可多得者也。”上面引述梁启超对李鸿章的一段评论以及当时的局势，可谓言简意赅，说出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急局势，已到了穷途末路，而又说出了李鸿章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可谓位高权重，为满清鞠躬尽瘁。

“和戎”政策是李鸿章对与外国交往的一种策略，他在处理

天津教案以及与中法战争、中俄密约等事件中充分应用了这种政策，那他为什么要和戎呢，而和戎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和戎的原因 ：

首先，推行这种外交政策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对外国国家实力与清政府的实力的充分了解。当时外国正直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各国迅速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显著增强，而清政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图发展，正走向衰落的 1

谷底。李鸿章对这种中西之间的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借洋兵助剿以及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中国的武器、装备落后。他认为“洋人的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中国之弓矛小枪，不敌彼之后门进子之来复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人。”在这种国势的差距中，李鸿章不得不推行这种外交政策，况且外国向来是论势不论理，在这种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这种认识我认为是合理的，做法也是被逼无奈，落后就要挨打，这只是权宜之计。

其次，和戎政策也是清政府的既定对外外交策略。自1840年以来，外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自此就开始了屈辱的外交，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都是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离不开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输了，输了怎么办，当然要割地、赔款、满足列强们的要求，清政府这时就是一副卑躬屈膝，推卸责任的样子，而不是对外强硬，只是惩治主战派，不知进取。并且在1861年，作为军机大臣的奕䜣制定了“外敦和睦”的外交政策，还获得了咸丰皇帝的批准，以及慈禧太后夺权之后的支持，并付诸行动。李鸿章只是封建官僚体系之中的一员，他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存在于统治层中的，他当然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并且贯彻实施；在外交中他也必然受到这一既定国策的限制及影响。

第三，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而发展对内改革，即洋务运动。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聪明的外交家，自鸦片战争以来，他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严 2

重危机，深感如果不加紧变法图强，我们就没有出路。如果只是一味的求和，而不去发展，没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但变法呢，当然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作支撑，但也不仅仅是这些，当然还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保障。洋务运动，是李鸿章和一些洋务派的希望，他们希望通过洋务运动的开展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希望洋务运动能让清政府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清政府的综合实力，这样就不用再对外国侵略者畏首畏尾。

第四，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和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还能保存实力，让人民免受战乱之苦。一个弱国，如果一味的和强国去打仗，去硬拼，又是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和其他国家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局势下是不可能的，国力不如人，还一味的打仗，消耗国力财力，况且打输了还要割地、赔款，何不把打仗的战费用来发展国力，只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点，依旧不思进取，统治阶级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李鸿章可能也曾经这样考虑过，只不过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

第五，李鸿章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儒家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的影响，并且还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对外主张“忠信笃教，守订合约”。他认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而曾国藩又是李鸿章的老师，一 3

手提拔李鸿章成为清政府首屈一指的大员，我想他或多或少也受曾国藩的思想的影响。在外交中，他一贯的作风都是以和为贵。

上面谈了和戎的原因，现在谈一下和戎的几个具体表现，以及在其中体现的和戎思想。

（一）议结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发表过不少议论。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正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他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而因为群情激奋，绅民殴毙洋人、洋教士20人，因而“彼直我诎，彼是我非”。由于“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何况敌强我弱，实难决胜于疆场。他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当然，赔银须有限度，更不允许“夺据地方”。在这次处理教案过程中，他充分表现了和的思想，但他也做出了一些不当的举措，由于没有充分的了解国内外局势，导致在谈判中出现了一些过失，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权益，但让其他人来处理这件事，未必会有李鸿章处理得好。

（二）中秘和中英交涉 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华工出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有所谓“猪仔贩运”、“苦力贸易”、“赊单苦力”和“合法化招工”之别。但是华工出国之后，在运输的途中，以及到了目的地，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虐待，而秘鲁尤甚。李鸿章与 4

秘鲁谈判多时，李鸿章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掠夺、虐待华工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马嘉理案是英国想借开辟滇缅商路而侵入云南的结果。对于马嘉理案的处理，李鸿章主平了结，避免战争，最终签订了《烟台条约》，此事一和平了结，中国遣使郭嵩焘赴英道歉，随后留驻英国，中国派遣公使常驻外国从此开始。

（三）在中法战争的漩涡中 在中法战争中，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是处于劣势的，最终是中国军队保卫了国家不受侵略，但是还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导致“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与李鸿章的和戎政策有关，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中的统治者的意见，此时是西太后慈禧掌权，并且改组了总理衙门，签订的条约内容应是他们同意的，因为他们奉行“外敦和睦”的外交政策。在谈判中，李鸿章被限制在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自然很难接触实质性问题。正如赫德所说，“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立派反对之议，主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站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其实李鸿章只是清廷的一只替罪羔羊罢了，在签订合约后，受到主战派的责难以及国内民众的唾弃。在这种环境下，这种体制下，他是别无选择的。

那和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完全服从列强的勒索，满足他们的要求，是为了和吗？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和的本质是为了不和，为了给中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发展，为了自强求富。另 5

一方面就是在能够争取的权利方面据理力争，并不是听任列强的宰割，能够少赔就少赔，能少割就少割。和是为了发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长久之计，在和中包含了多少屈辱，忍受了多少谩骂，可能只有李鸿章知道吧，因为只有他曾经体会过。

2011级

历史一班 秦宏玉6

 

第二篇：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朱晓薇、林纬琳 、庄翠兰、孙澄玉 、李 懿

指导教师：黄美华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悲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善于自处。他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代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承袭者“神明华”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封建士大夫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他们回顾历史，感到“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烂大备”，认为清朝统治“岂特远过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茫然问道：“中国何弱之有？”他们环顾当世，两次鸦片战争已成陈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已被镇压，天下太平，共庆“中兴”，振振有词地问：“尚得谓之弱乎？”于是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梦想着退回到闭关自守、一统天下的旧时代去。为了喊醒昏睡中、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局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

中土士大夫不深悉彼己强弱之故，一旦有变，曰“吾能御侮而破敌”，其谁信之？于目前小胜，谓“内贼不足平，外患亦不足虑”，其又能自信耶？

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

并强调指出：“我朝处数前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翻然变计，师敌所长以自强自立。因此，必须讲求洋务。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 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李鸿章自然不可能洞悉原委，他也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正是基于“处奇局应建奇业”的认识，李鸿章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那些讥刺他“喜谈洋务”的顽固分子说：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能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喜谈洋务”是时代的需要，“圣人”处于“今日”就得如此。何等坚定，何等爽朗！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认识出发，李鸿章把“外须和戎，内

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和”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而“和”的基础则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界事只有拱手听命”。总之，“和”的关键在于“变法”“自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李鸿章对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因此对林则徐等人的抗英斗争曾嗤之以鼻，斥为“逞一时之愤”。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准则。因此，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任人宰割。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刻刻自强”。因此，对于当时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

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

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若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

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拘何症概投其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但斥责守旧、不变通的人，而且为实现自强而极力倡导变法，深思焦虑，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开始认为：“中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剑手。”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他最早，成效最大，排除“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建立了江南制炮总局等，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弓矛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为了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这些军事工业其实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政府统治、延长清朝寿命。而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李鸿章在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有感于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便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曾一再指出：

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

盖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息而已。 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对于“借洋助剿”的长远后果，他忧心忡忡：

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先“平贼”再图“自强”，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但对中国积弱的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的由衷焦思，表明了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是国家安危的考虑。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不能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浙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江南制造总局是攻克天京、打败太平天国后兴建的。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购买不足以自立，而自造则有可能真正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目的。他希望“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赡军”。更重要的是自主权。“如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定购外国机器货料，自择洋商评订”。还批评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税司法人日意格”。在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选用华工，不用洋人。在自造、自主问题上，应该说李鸿章的认识还是胜人一筹的，是较有远见的认识。

那么创办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怎样呢？李鸿章自己说“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求和，证明对外毫无价值，“自强”无非标榜而已。其实这是片面的论断。第一，李鸿章说的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但是李鸿章也曾以为只要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就可以声威及远，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实话便是无御侮之心，那么说大话怎会是有远略之志吗？第二，指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第三，“不足御侮”让他遇事有了点凭借。事实上，不办军事工业，就没有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战争等历史场面了？第四，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年后“开拓始基”，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这正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正如李鸿章谈到造船时所说：

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后中国御侮必兼赖之。

况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造于百数十年间，而浸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学愈广，安见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至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如果只看到他的不足，而忽视他所做的正确的一面，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

其实，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增强国家实力来应付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只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及是只是为了封建统治而宣告破裂，但是，不得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比较开明，具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辩证地看待的。

参考书目：《近代史新论》

《李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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