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生的事迹：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著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xx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 多个条约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4 年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 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 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 年3 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 月《中俄密约》；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 年9 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李鸿章也算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在当时那种国际

大环境下他也算尽未到一个外交家的努力，但是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而这些垃圾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有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的看法或是评论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而我自然也不例外了。

其实，我觉得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是某些史学家所描述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也不完完全全是某些批判家眼中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而是一个愚蠢、自私、贪婪、懦弱，而又同时具有先进意识和卓越才能的封建官僚者的典型代表.

有一些人对李的看法过于偏激，我们应当站在更公平严谨的历史角度来评价李鸿章这个人。固然，他是丑恶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但是这也无法磨灭他在历史上做过的一些功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这一生是过错大于功绩的。

首先，李的最大功绩主要体现在了军事上、经济上和教育上，而他的最大过错则主要体现在外交政治上、对内统治上和日常生活上。

军事上：他主持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着力更新武器装备、训练改革，推行了军事近代化进程；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又创办了近代军事学校；指挥甲午海战。在当时这些对于之前的那些闭关锁国而又自大的清朝统治者而言，足以体现李鸿章的先进意识和理念。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他所

领导的洋务运动对当时而言更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改革。如此，他对军事近代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上：他为了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也大大地刺激民用工业的发展，为近代的经济也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这事迹也能体现了他的先明之处。

教育上: 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他还组织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打破了旧时的教育模式，为教育事业开创了一番新景象。这些也是他功绩之一，也体现了他的先进的作风。

顾名思义，他是一个封建官僚，自然是以统治者们自己的利益为先，当然摆脱不了封建统治者丑恶的嘴脸。以上全是他的功绩，接下来就该翻一翻他的大过了。

外交政治上:他在天津教案时，软弱无能，赔款他人；他还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法新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30多条不平等的条约；俄皇加冕作为头等公使出使。这些事件后使国家丧失了大片土地，还使大量黄金、白银等大量外流；国家主权也沦丧，使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人民过着丧权辱国的日子，生活备受欺凌。这些不仅体现了他的懦弱无能，也体现了他的自私与愚昧。

对内统治上：他镇压太平军人民的运动，剿杀义和团。这体现了

他以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为首，镇压和压榨人民的自私的嘴脸。

日常生活上：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就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李鸿章还大受贿赂，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

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因而，说他生活奢靡，为官腐败，贪得无厌，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当时民不聊生，他却自顾自已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来换取金钱，过着如此纸醉金迷的日子。

我觉得站在更公正的历史角度来分析，我们应当这样来评定他： 他的一生终究是过错大于功绩的。自然，他也是一个愚蠢、自私、贪婪、懦弱，而又同时具有先进意识和卓越才能的封建官僚者的典型代表，并不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也不是什么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大英雄。

 

第二篇：李鸿章的一生功过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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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媒体评李鸿章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媒体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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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评李鸿章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鸿章 ? ? 水浅而舟大也。——毛泽东评李鸿章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评李鸿章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蒋廷黻评李鸿章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媒体评李鸿章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媒体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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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评李鸿章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鸿章 ?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蒋廷黻评李鸿章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媒体评李鸿章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媒体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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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评李鸿章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鸿章 ? ? 水浅而舟大也。——毛泽东评李鸿章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评李鸿章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蒋廷黻评李鸿章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媒体评李鸿章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媒体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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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命做官——曾国藩评李鸿章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评李鸿章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评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鸿章

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行程迥异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他不计毁誉，办交涉、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最终的目的却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

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集》．《奏稿》．卷25．页23。）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李鸿章的“外交内政表里论”，是建筑在他对“西势东渐”局面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 抵沪之初，李鸿章对西方参战的政治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怀疑西人对上海、宁波两地怀有领土野心。1862年，他曾多次致函曾国藩和左宗棠，谈及他的焦虑。8月14日，他函告曾国藩:“……其实沪城内外各事，实皆系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占据?，果有是说，全在中朝衡夺，履霜坚冰，殊为隐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46。）10月1日，他谈到英法联军驻防宁波的情况:“该城两面滨江，洋船甚多，城内全靠西兵，当能自存，惟后患则不可思议。”他竭力主张让左宗棠“速分一将二三千人前去，徐图挽救，庶粤人（太平军）可尽去，洋人之权可渐分，此城终不致竟为异域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3（参郑1，页44）。）随着与洋人交往的增多。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人来华，意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的领土占领。（根据史学家刘广京的研究．李鸿章至少在同治二年春就有此种认识．参见刘广京:《儒家爱国者》 （Liu kuang—ching，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agmatist:Li Hong—chang?s Formatic Year。1826～186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

（1970）．第30页。）但他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3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3。）

1864年，清政府在镇压“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就着手考虑对付“肢体之患”的西方侵略者。李鸿章鉴于“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提出了“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以御外侮的主张。他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

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5．页34。）1870年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后，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感到，中国“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我实已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奏稿》．卷24．页10、11。）纵观当时世界形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为此，他大声疾呼道:“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集》．《奏稿》．卷39．页28。）“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奏稿》．卷25．页23。）世界在发展，各国在前进，中国唯有酌度时势，变法自强，才是正道。

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集》．《奏稿》．卷24．页

12。）俄罗斯和日本已向我们提供了短期内迅速自强的范例。它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以英法相为雄长，”（《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若我果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李集》．《奏稿》．卷17．页

45。）李鸿章还进而意识到，国家之间的较量，固然表现为军事实力上的雄长，但归根结蒂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他指出，“练兵制器”，不过是“治标”的手段，发展近代工农业和交通、采矿、冶炼，才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之策。“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有裨民生日用品，原不专为军火所设。”（《李集》．《奏稿》．卷19．页45。）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臣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先富在民，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集》．《奏稿》．卷9．页34～35。）欲求自强，首先就得求富，广开煤铁等利源，使“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李集》．《奏稿》．卷43．页43～44。）既“利民用”，又能满足海防所需，抵御外来之敌。换言之，只有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发愤图强，使国富民强，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杜绝其觊觎之心，并与英法“相为雄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平等独立地位。

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的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察洋人之性，他命令会防局逐日翻译英文报纸，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培养洋务人才，并且逐渐摆脱体制上的束缚，主动与洋人接触。“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

2．页46。）在与洋人的交接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评论道，“吴道（煦）与杨道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而“薛公（焕）尚持大体，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彼族甚不亲附，相形之下，意见殊多。”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象“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象“汉道抗夷，失之过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10、36（参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页208）。）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4．页17。）、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 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李鸿章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敌我之间的较量，往往表现为武器和实力

上的较量。“唯军实以简器为先……，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中国虽拥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洋兵的四万万民众，但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已使战争的武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外国军队不仅拥有“无坚不摧”的新式枪炮，而且还有“瞬息千里”的快船战舰，如果说晚至明王朝时期，我尚可依仗民气，以“徒手搏战””，击退外寇，那么今已”非其时，非其敌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2．页15。）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能敌彼后门进子之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用之帆建舟楫，不敌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西人。”（《李集》．《奏稿》．卷19．页61～62。）显然，李鸿章的和战论，首先是一种权宜之计，旨在尽可能地维护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吞并和掠夺。李鸿章认为，和战的选择，必须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为达此目的，即使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或扩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应该忍痛而为之。，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的“委曲”，是为了“求全”，也只有“委曲”，才能“求全”。只要中国能够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手段，利用列强的矛盾和均势，“委曲周旋”，保全和局，避免战争，何愁不会有强盛的一天？鉴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在后半生从不轻言战争，每遇中外冲突，总是设法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息事宁人”。在他看来，“息事宁人”或“委曲周旋”，并不意味着“遇事曲从”。他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相反，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李集》．《奏稿》．卷1．页44。）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8。）

李鸿章的和战论，同时还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旨在赢得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自强运动的顺利进行。他在对西洋科学文化的考求中发现，“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海防档》，《机器局》，页3。）同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推行自强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百数十年”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段时期里，唯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相反，轻率主战，只能加速国家崩溃的时日。为此，李鸿章一再呼吁清政府放弃“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的懵懂之态，及早励精图治，“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中国“欲自强”，“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

14．页30不同。）要在维持和局，精求理财强兵之术。

外交的特色，在于它的伸缩性以及对于继续改变环境的适应性和敏感性，而李鸿章的和战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不仅因为该理论是建筑在对敌我实力较为客观的估价上，而且因为它将和战较为辩证地揉合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可见，在李鸿章的眼里，“和”，不过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通过和，积蓄力量，抵御外侮，才是终极的目的。

他强调道，“从来御侮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1。）

李鸿章把“练兵制器”看作“保和局”、“御外侮”的一把双刃剑。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疏请停造轮船，李鸿章即撰奏相驳:“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我中土”，“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凌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亦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图保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呼吁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李集》．《奏稿》．卷19．页48。）李鸿章在力主保和局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练兵制器购船炮，并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技艺，为实现其“明和局阴战备”的策略方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的“以夷制夷”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联俄制日”为李鸿章晚年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最高目标，他原以为因此找到了一个真心助我又足以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强大“盟友”，在离俄回国途中，对自己“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成果沾沾自喜，不无得意地向人夸口:“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19xx年，页11。）然而《中俄密约》订立不到一年，俄德即相互勾结，俄皇以胶州面许德皇，德占胶澳而俄侵旅大。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李鸿章始领悟到受骗上当，“俄之干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为中国也。有联有拒外交尝试遂告失败。”（李伯玄:《李文忠使俄与中俄密约》，《大陆杂志史学丛书》，辑1．册7．页148。）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矣。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弃“藩邦”，保疆（本）土。构成中国屏藩的朝贡国，固然是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但在万不得已之时，亦应忍痛割爱，不必为争“宗主国”的虚名引火烧身，造成中外直接冲突，使国家陷于战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李鸿章的弃藩邦保疆（本）土论，来源于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对清王朝实力的综合分析。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列强急于开拓新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于是就掀起了一个新的“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选集》，卷2·页789。）

在强敌压境、造成对中国属国侵略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李鸿章主张放弃宗主国的虚名，力守本土保和局，虽为一种消极策略，却也见其“丢卒保帅”的一番苦心。

从综合国力考虑，中国实无与列强多条战线作战的实力。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号称拥有数量庞大的陆军和威力超过日本的海军，但实际上不过是“徒有其表。”中国自六、七十年代举办洋务和海防设施，可经办多年，收效甚微，根本不可能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清王朝财政匮乏，入不敷出，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大举外债。到1894年以前，已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的九笔贷款，而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亦不过八千万两。中国自

1862年起用西法练新兵，但国内的主要武装却是湘淮军。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淮军为精锐。该军不仅驻防直隶、山西、湖北、江苏、陕西等省，而且还被派往台湾、越南、朝鲜等地。在七十年代，淮军的岁入平均为三百多万两，可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每年平均不到二百五十万两，连士兵的薪饷只能发到四分之三，武器装备的购置自然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至于海防建设，1875年清廷许诺每年拔四百万两，但至1877年后期，李鸿章总共收到不到二百万。（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译本）。卷下，页76～83；页283。）1884年，他奏道，“海防经费各省关历届短解，习以为常，以致购器、筑台规模遽难远拓。”（《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35。）次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再次下令各省提供原定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但李鸿章收到的仍寥寥无几。1888年，清廷有停购船械之议。1889～1890年，李鸿章每年收到一百三十万两，勉强维持北洋舰队船舰设备的维修和人员的薪饷，根本无资金购置新的舰只和器械。李鸿章深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这个新兴的海上强国正在加紧备战，广泛购置一种新型的战舰，一旦开战，中国将难以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方面采取海陆纵深防御战略，以防不测，另一方面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坐视列强对中国传统藩属琉球、越南、缅甸等国家的吞并而不愿多作甚至于必要的抗争。但是，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下策，与有些论者强加的“卖国求荣”之举是有本质区别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指出，“在中国的藩属中，从国防上看来，最要紧的是朝鲜，因为这个原故，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来保卫朝鲜。”（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中卷。页364。）显然，李鸿章主张集中力量来维护朝鲜的安全，固然因为中韩关系要比中越关系密切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在他的眼里，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威胁最大的敌人，不西方国家，而是新兴的日本。一旦朝鲜这个屏藩被侵占，中国就将暴露在野心勃勃的日本炮火之下。为此，他从七十年代起就呼吁加强海防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抵御日本的进攻。由于清政府未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未能及时地励精图治，致使朝鲜最终成为日本的刀下之俎。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象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

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清代四名人家书》。页144。）

李鸿章所阐述的弱国和戎思想，以及他为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的、乃至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xx年版，页126。）关于这一客观事实，是谁也不能抹煞和否认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局者（即慈禧太后及满人亲贵集团）的战略无知及其私心所导致。 李鸿章，晚清时代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因其被贴上过于鲜明的政治标签，其形象很模糊。以往对他的脸谱化解读，带给我们一种深深的疑惑：如果李鸿章是一个片面的龌龊形象，那么，国人的智商岂不是更成问题？文化渊深的中国，又怎么会受到如此简单的人物的影响？ 李鸿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近代的中国历史无法绕开他？为什么他能够影响中国历史如此之长久？他所领导的洋务运动，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文化。而人们最为津津乐..

李鸿章的谋略与智慧 晚清政坛云谲波诡，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缠斗不休、势同水火，外部列强环伺、步步进逼，李鸿章如何纵横捭阖，既能敢于任事，支撑危局，又能精于自保，身居高位40年，掌控晚清军事、经济、外交权柄于一身，历经飓风骇浪而不倒？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自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甚至导致他们在未来100多年间对文化本体价值的迷失。这种情况，说到底仍不过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延续罢了。而李鸿章所谓的失败，不在方向却在速度，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了。而放大的人，恰是失去自信的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