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林伽

浙江大学求是学院丹青学园人文科学试验班13073130104764

放下雷颐先生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是在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此时此刻，紫金港被黑暗笼罩，一片寂静冷清，空气中不时涌动着丹桂遗留的芳香。以前常在一些杂志上看到雷颐先生的专栏，文风别具一格、幽默诙谐，内容独特、视野广泛。所以在选一本有关近代史的书籍时，我选了这本被评为“20xx年度十大好书”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来是对雷颐先生有信心，二来是想突破教科书的框架，重新认识李鸿章。事实证明，我的选择还是很正确的。

雷颐先生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收录了李鸿章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xx年）的奏折、信函等文书，以李鸿章一生中重要的奏折和信函为切入点，从“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外交：一生秋风裱糊匠”和“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三个角度，考察李鸿章一生的成败荣辱，探寻李鸿章为人为官之道，生动形象地展现李鸿章从一介书生到第一重臣的四十年官宦生涯，刻画了一位“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的晚清第一重臣、改革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同时影射了清末四十年间，一个腐朽的朝代面对列强入侵如何夹缝求生、变法图强而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的悲剧。雷颐先生在书中就有对李鸿章官场老谋深算和打报告艺术的精妙探析，对末路忠臣李鸿章，在腐朽透顶的王朝、在大变动时代梦想有所为、努力有所为、又终不能有所为的无奈与悲凉的同情与感慨；同时，雷颐先生对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亦有视角独到、深刻的探析。

雷颐先生撰写《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曾在其著作中讲到：“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回顾历史，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成为清王朝的“代言人”，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基本都是经由李鸿章之手，如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留美幼童等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绝大部分“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也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雷颐先生这种以李鸿章的生平映射晚清四十年的以小见大、从个体到社会的写作手法，新颖、独特并且更具客观性，

但与梁启超先生全面把握、纵横论述李鸿章成败荣辱的一生不同，雷颐先生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选取李鸿章的部分奏折、信函和札记进行分析，加以简练而客观的点评、说明，让读者自己领悟、思考。雷颐先生这种“给读者一些基本材料，一个分析方法，让读者自己进入历史、自己品尝历史”的模式，

可谓独到、新颖、不枯燥；同时，读者再读完奏折后，对李鸿章茫然的时候，看到雷颐先生的点评，有种顿时豁然开朗的感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也扬曾评价《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把李鸿章宦海四十年中一些最重要的奏稿信函拿来作为全书的焦点，细加评讲，展开议论，兼收赏文、说史、品人之效，可谓妙哉！”

在阅读《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的过程中，由于文言文素养不高，开始的时候我直接跳过奏折，只读雷颐先生对李鸿章奏折的解读；这种阅读方法虽然也助我突破教科书对李鸿章的看法，形成关于李鸿章的客观评价，但总觉得不尽兴，总想突破这种“李鸿章——作者——我”的模式，但碍于自己可怜的文学和历史功底，没勇气读那些“晦涩难懂”的奏折。读完整本重新翻回“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章节时，就试着阅读短小的《调任直隶鞋折》（同治九年八月初六日）。这一读竟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读完了李鸿章其他十篇奏折，并且感受颇多，获益匪浅。在李鸿章字字珠玑、朗朗上口的奏折中，我深刻认识了雷颐先生在自序中所说的“??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的私人幕僚的时候，其写奏折的功底就让曾国藩大加称赞：“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一个名不见经传、屡屡仕途受挫的幕僚，仅仅用了不到六百字的《参翁同书片》竟让权位如此之高的翁家长子落得“拟斩监候”。可见李鸿章精于权谋与写奏折的本事。

再看了李鸿章十几篇奏折后，我稍稍总结了李鸿章奏折的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写奏折要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不仅要让皇帝懂得你想说什么、想要什么，更要说服皇帝心甘情愿地给你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变着法给皇帝挖坑，最低境界是皇帝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跳了下去，像李鸿章这种境界基本可以让皇帝心甘情愿地跳下去还对他感激不尽。奏折也是种人生哲学，每走一步前后左右四面八法都要覆盖到，步步为营。二是具有韵律美。李鸿章把奏折当作一种艺术，在以最少文字陈明原委同时，推敲词句、格式；整篇奏折在他的润色下，从普通的应用文蜕变成一篇朗朗上口的檄文。批了一天奏折的皇帝，突然读到这种非常有节奏感、朗朗上口的奏折，定是对这奏折印象深刻，连带着也对这奏折的主人由衷赞赏。三是善于运用伏笔、铺垫，为自己留出自保的可能性。也许很多正直的人不屑于此，他们如同愤青般高呼自己的主张，愿意为真理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意气用事只会换来流血牺牲，婉转渐进会推动

改革的持续进行，而且若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丢了，改变国家、自强求富又从何谈起呢?

诚然，对于李鸿章写奏折的才华与智慧，我是非常欣赏与钦佩的；但也正是他高明的手腕、对政治的敏锐触觉以及他的“不敢破格”，让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悲哀；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带着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孤独站在近代化的交叉路口，在迷茫中探求着清王朝的出路；一面迫切的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以“中体西用”捍卫他的国家以及已经没落的封建制度。只是他的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时，忘记了更新自已以及整个大清王朝固守了五千年的价值观念了；忘记了封建制度已经风雨飘摇，清王朝已经腐朽透顶、穷途末路了。

通读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全书后，感触颇多。李鸿章的传奇经历引发了我对这位中兴第一名臣的兴趣，文章背后所暗示的整个晚清社会状况也引发了我对清朝灭亡的思考。在此，我想谈一下我对《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李鸿章究竟是怎样一位历史人物？

在阅读《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前，我对李鸿章的评价虽然不是“晚清第一卖国贼”那么感性、肤浅，但也绝对谈不上客观。与众多经历高考的考生一样，我对李鸿章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受教科书影响的，但教科书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要求太过苛刻，而且受政治因素影响极大。但阅读雷颐先生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我不禁问自己：李鸿章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真的有了解过李鸿章吗？于是，带着不解与好奇的情愫，通读了全书并查阅了部分关于李鸿章的历史文献，我开始深入了解李鸿章。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李鸿章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李鸿章的一生可谓成败参半，荣辱交织；但对他来说，成功与荣誉也不过如朗花照月，深潭微波，是不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超然；历经失败与耻辱，仍可以滴水穿石，江流入海，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的傲岸。

从1862年就任江苏巡抚开始，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官宦生涯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所做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相比的。李鸿章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的核心人物。也许你会为李鸿章的仕途称赞，但这些官场上的荣誉只不过是他对清王朝贡献的冰山一角。李鸿章最大的功绩是推动中国近代化起步，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社会，送进象征近代的机器工业时代。他对近代化的贡献在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可见一斑。

在军事上，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创始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也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夯实的基础。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在经济领域，李鸿章创办了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在洋务运动后期，他还创办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分别沿革发展成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招商局，均是当代中国实力强大、闻名海外的国企。

在教育方面，李鸿章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打破了“夷夏之辩”的保守观念，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他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聘请国外的或是留洋归来的人士教授英、法、俄、汉文、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培养了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综合性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大官僚，他识外国文明、知西方来势，效法自强；他的卓越眼光与敏捷手腕令统治者心悦臣服，他的思想见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官僚，他的胆识与魄力也让同时代的士绅、学者钦

佩。李鸿章个人能力如此之高，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和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如此重要，可为什么梁启超会在《李鸿章传》讲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为什么众人会称他为“晚清第一卖国贼”？

我认为大抵不过两个原因，自身局限和时代局限。

李鸿章是中国近点历史的一个缩影。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从小接受四书五经、论语春秋等封建文化洗礼；与众多读书人一样，他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笔杆子为国家做些什么；带着梦想，他两次参加科举；带着梦想，他弃笔从戎；带着梦想，他一步步走到权利的最高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时代却没有给他转换的时间，英国人的火炮无情地摧毁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也摧毁了他最初的信念。站在时代的交叉口，没有前人留下来的经验，亦没有后辈此起彼伏的支持。于是，这个中兴名臣只能弯下身躯，在时代的洪荒里摸索前进；奈何时代瞬息万变，任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没能在他有限的生命里追上时代的步伐。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性大抵是最无力抗拒的悲哀，这种悲哀贯穿李鸿章的人生。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一生中最不能释怀的事情大抵就是镇压农民起义中的斩杀战俘、指挥不利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也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能不对此耿耿于怀。诚然，李鸿章用镇压农民起义，彰显自己的政治素养与雄心壮志，从而挤进封建官僚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这种做法令人不齿；但联想到他在官僚队伍中的表现，以及他走到权利顶端后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我由衷地想说：人无完人，不必过分苛责。李鸿章作为晚清军事改革家、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他不能原谅因为自己的指挥不利，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他不能接受

他一生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一炬，随着潮起潮落，消散在旷阔的海洋之中；这是他的错，因为他的军事知识、战术的落后与不成熟；这亦不是他的错，大清王朝闭关锁国二百多年，在军事上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不是他一个中兴名称所能扭转的。至于那一系列条约，那可真是冤枉他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臣子，他只不过是清王朝的代理人；而李鸿章能做的不过是尽力减少损失。甚至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他为减少赔款，不惜苦苦哀求伊藤博文，老泪纵横。而与八国联军谈判过程中，他吐血到濒危却坚守在谈判桌上，大清王朝的乱摊子总要有人收拾。

一百多年时光倏忽而过，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经历大起大落已渐趋公正客观。李鸿章的功过不是我们能够细数和评判的，就让它在历史中烟消云散吧。我们只需要记住，曾经有位儒生、重臣，为了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思考二：清王朝为何最终会灭亡？

纵观中国古代史，朝代的更替无外乎是因为统治者统治残暴导致人民起义；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被革命推翻，也不是单纯的因为时代潮流，而是受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一便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政府所走的每一步、实行的每一个政策都是被动的，都是在列强的压迫下，做上一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慈禧太后在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镇压维新变法，迫害维新人士，却在19xx年实行“新政”，主要做法与当年的维新变法如出一辙。这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但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却是致命的打击。从康熙大帝实行闭关锁国开始，清王朝就一直处在被动的恶性循环中。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个人因素也要为清王朝的灭亡负责。她生性奢靡，在民族危亡之际，置人民于水火中不管不顾，挥霍国库，重修圆明园，只为自己享乐。她作为中国传统妇女，缺少世界眼光、时代眼光，她排斥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她一直秉承天朝大国的思想，坐井观天。同时，她缺乏政治家应用的素养——诚信。慈禧起初依靠义和团反对洋人，后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落荒而逃了，她只好向八国联军讨好，在逃跑的路上说不惜一切都要剿灭拳匪。她的背信弃义使她存活下来，却使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轰然坍塌，一个人民都不信任的政府，怎么可能领导人民。

其二，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种明显与时代脱节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落后，最终将清王朝送入灭亡的道路。雷颐先生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详细讲解了奏折制度、大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君臣关系；在为李鸿章写折子的本领赞叹的同时，我深刻感

受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落后与悲哀，臣子畏惧皇帝而不得不欺骗皇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而大权独揽，不顾办事效率的低下。用这种政治与英法美的民主议会制或总统制相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其次，在西方国家进入机器生产时代，中国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较之发展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在是不值一提；总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其结果必然是以小农经济的惨败告终。

浅谈浙江精神

20xx年，正值千禧年之际，聪慧辛勤的浙江人民从自己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特色中，并结合对未来浙江省发展的期许，提炼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十六字作为浙江精神。经历五年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飞跃发展，浙江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浙江人民也与时俱进，将自己的精神再次浓缩为十二字的精华：“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浙江精神深深植根于浙江省的自然环境、民俗文化。她如同一幅精致美丽的画卷，点滴间都透露着优雅与干练；那幽幽碧潭上的木桥，那温柔深邃的流水，那明眸皓齿的少女??悠悠湖水，浓浓古越情，哺乳着浙江人民，滋润着浙江精神。

浙江精神贯穿浙江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她以其先进性和科学性引领浙江人民的生活，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浙江精神主要表现在：良好的文化基因、早发的市场经济、不事张扬的内敛个性等。

一、 文化基因：灿烂的吴越文化

浙江文化属于典型的"中国东南文化区"，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 浙江文化灿烂，人文荟萃，科技教育发达，名胜古迹众多，素享“文物之邦，旅游之地”美誉。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建德人”已经活跃在浙江大地；他们是浙江人民最早的祖先，他们繁衍了浙江人民，也熔铸了灿烂的良渚文化。在之后的几千年时光中，灿烂文化层出不穷，才子佳人英雄辈出。卧薪尝胆如勾践，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如范蠡，“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孙权，以及近现代的如钱三多、竺可桢、周恩来、鲁迅等大批知识分子。和着那吴侬软语、那曲艺雕刻，共同熔铸了灿烂的吴越文化。

二、 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先行者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线省份，也是市场经济的代表省份。从19xx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浙江人民率先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积极主动同国际联系，快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三十五年的发展中，浙江人民始终把握“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精神真谛，全面推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协调稳定发展。其中，义乌、温州等城市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浙江精神作为一种意识、一种上层建筑，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浙江人民生产生活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浙江精神还将发挥更大、更有成效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