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传播的话语体系

张仲梁

【内容提要】

统计传播由话语构成，其效果与统计话语的特质联系在一起。中国统计目前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半官方半专业的话语体系，自说自话的色彩比较浓厚，离大众话语体系有相当的距离，离现实社会语境也有相当的距离，应强调用户和公众导向，破解话语惯性，实现统计话语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

【关 键 词】统计传播/话语体系Statistical dissemination/Discourse system

一、统计传播和统计话语

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加工和统计传播，是统计工作（注：本文的统计工作囿于官方统计的范畴，相应的，本文词论的统计话语体系也限于官方统计机构的话语体系。）的四个主要环节。在学术界，人们对统计设计、统计调查、统计加工的关注很为强烈，探究也较为深刻，但对统计传播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其实，统计传播也非常重要。

首先，统计数据的传播和利用是统计工作的最终目的，统计数据的目的在使用，数据使用得越多越广泛，统计的功能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统计的价值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其次，统计传播是统计机构联系社会的手段和桥梁，只有通过统计传播，统计机构才有可能了解数据的价值和局限，把握社会公众的需求，进而推动统计工作的完善和提升。 正是因为对统计传播重要性的认知，近年来，有关统计传播的研究不断出现。例如，王光玲、付增清从信息论的视角提出，要从信源、信道、信宿三个方面优化统计信息传播系统

[1]，李劲夫从互联网的视角围绕统计传播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讨[2]。应该说，这些研究对厘清统计传播的价值、探索统计传播的路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见到从话语视角出发的统计传播研究。

统计传播由话语构成，所谓话语(discourse)，在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通常指大于句子的完整的语言交际单位，可以与文本(text)互换。但在语言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话语则指人类交际和传播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一套“符号”，如词语、范畴、命题和概念系统，是思想以及相应的逻辑以一种语言方式的表达。按照福科的“话语理论”，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也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3]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统计话语其实是一种权利关系，它意味着统计机构拥有统计数据的发言权，也意味统计机构能通过统计数据而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力。

那么，作为统计传播基础的统计话语有怎样的特质？在传播过程中有怎样的表现？如何才能有更好的表现？这些，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半官方半专业的统计话语

统计是通过话语体系呈现出来的，实际上，也只有进入话语体系，统计才能表现为我们能够理解的统计。正是因为这一点，统计话语的特质其实是和统计本身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 统计是一门科学，所以，统计话语应该是专业话语。实际上，从各种各样的统计传播中，

我们不难看到，科学上通行的规范、标准等已经成为统计话语的基础架构，总体、样本、误差、环比、指数等专业词汇在统计话语中司空见惯。就象任何一个学科一样，统计学科的话语有其封闭性，一旦脱离专业领域而进入公共空间，就有可能丧失其表述的功能，而在言说上失效。实际上，统计文献经常给我们这样的感受。

统计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统计话语中经常有官方话语的味道。在中国，讲政治是官方话语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在统计领域，讲政治又经常和主旋律联系在一起，因为统计工作一方面是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涉及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所以，统计不可能背离主旋律。为此，统计话语中经常有政治词汇，并表现出一定的宣传色彩。这一点，从全国统计公报、各部委的统计公报，还有各省市区的统计公报中，我们很容易看到。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统计话语中，既有专业话语体系的成分，又有官方话语体系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统计话语是一种半官方半专业的话语，说它半官方，是因为统计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不同，还是生产数据的“工厂”，不能不追求专业；说它半专业，是因为统计部门毕竟还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有服务政府的职能，不可能仅仅考虑专业。

统计传播是面向用户的，其话语体系应该能为用户所理解。问题是，用户能够理解半官方半专业的统计话语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用户进行分类，一般地讲，在国内，统计数据有三种类型的用户：官方用户、专业用户和大众用户。官方用户指使用或受统计数据影响的党政机关，在他们与统计机构之间通常有制度化的联系渠道；专业用户指需要统计数据支持其运作的学术机构、中介机构、财经媒体等，他们对统计领域的专业问题并不陌生，通常与统计机构有特定的人际联系；大众用户指通过媒体或者统计机构的传播体制接触统计数据的机构或个人，相对官方用户和专业用户，他们与统计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要少得多。

不难理解，因为半官方半专业的统计话语中既有官方话语体系的成分，又有专业话语体系的成分，对官方用户和专业用户而言，这样的话语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大众用户呢？很多研究指出，目前，大众对统计数据的不信和怀疑较为普遍[4,5]。之所以如此，除了统计数据本身的问题外，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相当数量的大众在理解统计话语方面还有一定的困难，二是统计传播对大众的关注和重视不够。如果将这两个原因进行归纳，我们不难形成这样的判断，这就是目前的统计话语体系和大众话语体系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自说自话的统计话语

20xx年4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则不足50字的公告。这则公告讲，20xx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932元，日平均工资为99.31元。

这则公告牵引了不少受众的质疑，网络上的批评更是接踵而至：“统计局真是玩数字的高手，物价降不下来就用这样的办法把工资涨上去。”“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统计的，我们这里，多数人的收入才700～1000元。”“我30多年的工龄，工资每月不到2300元。”“刚看到24932元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真的，一看网友评论，才知道是忽悠。还是那句话，我相信群众。”“天那，我拖了全国人民的后腿，连我都没有拿到平均工资啊。”

甚至有这样的评论出现在网络上：“今天是愚人节，说着玩的，大家不要当真。”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获得如此反响，应该出乎统计部门的意料。

或许，有人会讲，对这样的评论无须特别关注，因为网络是有偏的，一方面，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人群并不具备代表性；另一方面，适宜在网络上传播的往往是与主流意见相左或极端的观点。

的确，沉默的大多数不会在网络上发言，越是极端的观点越容易激起人们的情绪，激化

人们的参与。实际上，网络上对统计数据的批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统计数据的偏见，或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针对的其实不是统计本身。

或许，还有人会讲，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一般公众不具备基本的统计素养，难以理解统计数据的真正含义，而习惯于把个人的感知放大，只是因为自己的工资并没有那么多，就断言这个平均工资可能有问题。

的确，在不具备基本的统计素养的情况下，作为个体，仅仅依靠自己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直觉，很难厘清自己的社会与其他人的社会的同与不同，很难获得对一个社会现象的全面理解。也因为此，个体对统计数据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

问题是，我们能对上述情况熟视无睹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统计传播的目的在受众的接受和理解。如果受众不接受的原因在受众的偏见，如前面谈及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置之不理，但如果受众不理解的原因在我们自己，如缺乏对受众的把握、自说白话而没有形成和受众的交流和沟通，反省则很有必要。

实际上，在媒介上有关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评论中，就有这样的话语：“年收入不过万元的和年收入过千万的放到一起来统计，这种数字能反映出什么问题。”“感觉这个数目没什么参考性，贫富差距太大了，钱又不是平均分，不能按着平均算，应该说多少人口占多少财富。”“如果发布低于平均的比例，大家就容易理解，也就没多少人开骂了。” 自说白话是近年来一个很流行的词汇，指表述对表述者来说是清晰的，但对其他人却是不知所云。应该承认，在统计传播中，自说自话也很严重。虽然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这里有统计专业化方面的因素，但也不能因此忽视随之而来的问题，这就是统计数据脱离公众，难以为公众所理解。就象平均工资，在多数人的视野里，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工资。在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这不是问题。但如果收入差距比较大，所谓的平均工资就会与多数人的感受有距离。把大多数人都感受不到的平均工资说出来，而又不加以解释，误解也就成了必然。

由于统计话语一定层面的自说自话，在专业界，对统计的批评也很多。魏雅华认为，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统计数据一直心存疑虑。其中，最主要的疑问就是，各省区市GDP增速汇总值，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的GDP增速。如果连GDP如此重要而严肃的数字都不可信，那么，还有可信的数字吗？所以，“中国需要一场统计风暴”[6]。张雪玲、王杰则认为，目前的统计还远远谈不上科学，因此，应该“还统计一份科学”[7]。

专业界对统计的不信任，除了统计数据本身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计话语的语境。所谓语境，其实就是话语所在的环境，是规定一个词、句或文本的意义所必需的各种因素的关联综合体。话语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因为意义不可能孤立存在，只能存在于它与环境要素的关税之中，也就是语境之中。

在统计传播中，我们经常看到，对同样的话语表达，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举例讲，看到CPI，政府官员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经济政策，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一般公众想到的则是自己日常消费的大米、蔬菜、水果。

语境不问，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这是常识，但遗憾的是，在统计传播中，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普遍感觉物价节节攀升，但CPI却没有达到很多人想象的高度，因此，不少人认为，CPI的涨幅被低估了。

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来，食品、水电、液化气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上涨，而人们的生活又离不开这些商品和服务，感受自然非常强烈。问题是，也在

同样的时间里，家电、通讯、服装等商品和服务则以降价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因为人们熟视无睹，或认为理所当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这些下拉CPI涨幅的因素。二是近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但商品房价格并没有直接计入CPI，这是国际惯例，也是统计的逻辑。问题是，一般居民或者不知道商品房价格没有进入CPI，或者不理解商品房价格为什么不进入CPI，由此，他们对CPI的怀疑和不信会更进一步。

话语的意义往往取决于话语所在的语境，如果话语双方不在一个共同的语境里，所谓的话语，其实也是一种自说自话。实际上，社会上对CPI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目中的CPI和统计话语体系中的CPI是两回事。同样的CPI概念，不同的语境，自然相距甚远。

问题是，谁应对这样的局面负责？

我们认为，应该负责的是统计话语体系。

所以如此，在于统计话语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语境。一方面，社会语境是统计话语产生和发展的母体，统计话语必须植根于社会语境；另一方面，在社会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统计话语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反应社会语境的变化。在食品、水电、液化气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统计话语应该有所表示；在商品房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情况下，统计话语也应该有所表示。但遗憾的是，统计话语中经常使用的平均数把上述上涨“平均化”了。试想，如果对一般公众，告知他们的是以生活必需品为基础的核心CPI、以交易中的商品房为基础的房价，结果又会怎样？同样，在前面提到的平均工资公告中，如果我们在公布平均工资的同时，还公布平均工资的增幅、未达平均水平的职工所占的比例，效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认为，因为自说自活，统计话语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结果，相当数量的统计数据虽然合乎“理”但却无法面对现实，大众虽然对统计一知半解却能非常娴熟地指出统计的不是。

显然，这样的情景并不是我们期望的，自说自话的统计话语应该让位给对话的统计话语，换言之，统计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应该有适当的交集或桥梁。

四、统计传播的缺失

也是因为当下的统计传播建在半官方半专业、自说自话色彩比较浓厚的统计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其表现不尽如意，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韦伯提出的两个概念，工具理性强调目的的合理性，以效果为导向，价值理性强调立场的合理性，重动机判断。应该说，我们目前的统计传播相对偏重价值理性，考虑动机和出发点比较多，而在传播效果方面的考虑则相对较少。实际上，在统计传播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不可偏废，仅仅从“良好愿望”出发，不考虑现实条件与环境，很难有好的传播效果，也难以达成价值理性。所以，在重视价值理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工具理性，在如何让受众接受上下更多的功夫、作更多的努力。

二是宣传导向和信息导向的失衡。从统计传播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形势大好的气息，这是一种宣传导向的话语模式，其存在有其合理性。

问题是，这样的话语是否为大众接受很值得研究。这样讲，并不是为了否认统计传播的宣传功能，而是强调在信息导向和宣传导向之间应该有一个均衡。我们认为，好的统计传播应该寓宣传于信息之中，在充当经济政治宣传的传声简或鼓舞干劲的扬声器的同时，也应该是忠实描述经济事件、传递市场信息并进行理性分析的社会武器。也只有这样，统计数据才有可能赢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工作话语和传播话语的失衡。从各种各样的统计文献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统计部门的工作语汇，规模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尽管这样的语汇对统计部门是常识，但对大众而言，理解起来可能非常困难。统计数据源于统计工作，在统计传播中，有工作话语的痕迹应该能够理解，但如果这样的话语进入传播话语，传播效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因此，要在工作话语和传播话语中有一个均衡，有些工作话语不宜成为传播话语，有些工作话语则应该在进行适当的解释后才能成为传播话语，例如，黑色金属是产业划分中经常使用的词汇，但对大众，钢铁可能更容易理解，如是，在统计传播中，我们应尽量使用钢铁这样的词汇，而少用黑色金属之类的词汇。又如在现行的专业统计中，有不少统计的口径是规模以上，在统计传播中，应该对规模以上给予适当的交代，因为，大众很可能并不清楚何谓规模以上。

四是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失衡。统计是一门国际语言，应该有国际间的可比性。但到目前为止，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统计并没有完全实现和国际一般规则的接轨。举例讲，国际上的“商业统计”，对我们而言是“贸易统计”，国际上的“贸易统计”，对应的是我们的“国际贸易统计”。我国现行商业统计的核心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国际上的核心指标则是“批发业销售额”和“零售业销售额”。还有，我国的失业人口和失业率统计，仅限城镇不含农村，也不包括城镇下岗职工，与国际上通行的失业统计相去甚远；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是我国独有的概念。统计话语中的这些中国特色，不仅让海外的数据用户困惑，也让国内的专业人士困惑。

当然，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失衡背后，有统计设计、统计调查和统计加工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推卸统计话语的责任。因为，按照话语理论，一套话语体系中频用的核心词语，既是人类认知和解析世界的工具，又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材料单元[8]。换一种说法，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一定的话语体系决定一定的思考方式。如果希望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话语体系，而采用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往往意味着思考的突破和增强。

五、从独白到对话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形成这样的判断，目前的统计话语离大众话语有相当的距离，离现实社会语境也有相当的距离，因为距离的存在，统计传播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许，有人会说，期望所有的用户和公众理解统计话语，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因为，统计毕竟还是一个专业。其实，专业不应该成为回避问题的理由，统计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也不存在无法超越的鸿沟。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就这样讲过，真正的数学大师是能够在乡间小道上向偶然遇见的农夫讲清楚什么是微分几何的人。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统计高手，是能够让一般公众明白统计数据的人。

为了让一般公众理解统计数据，让统计传播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很值得关注：

一是强调用户和公众导向。一般地讲，专业工作者的自我意识都比较强，倾向于从专业的视角思考问题。

对于统计，这样做并非错误，但仅仅这样则不妥。这是因为，和许多专业不需要与一般大众进行日常沟通不一样，统计实际上已经成为用户和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相当大的层面，统计所以存在，也是因为用户和公众的需求。虽然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期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距离，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站在用户和公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距离也就不会成为影响统计传播效果的因素。因此，就统计传播而言，怎样强调用户和公众导向都不为过。 站在用户和公众的角度思考，我们就能感受到，用户和公众想知道数据，也就是统计的

结果，还想对统计的过程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在报告统计数据的同时，也需要对数据的采集过程有一定的交代。

还有，传播中的统计数据经常是平均数，站在数据生产者的角度，传播总体数据没有问题，但站用户和公众的角度，最有意义的可能是结构数据。

二是破解话语惯性。话语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为人使用，逆转的成本会非常高昂。

话语惯性，在统计工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统计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传统的统计基础架构还在发挥作用，统计也因此而未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守护自己在现行统计基础架构中的地位是几乎所有统计参与者的本能，因为变化会带来不确定，带来利益空间的调整。

与统计基础架构的相对停滞相伴的是统计话语的惯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年都要产生800多个新的词语，但在统计话语中，这些新词语的痕迹却并不多。统计是历史的记录，应该保持连续性，统计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真，要求与时代无缝对接。但从方方面面反映的情况看，目前的统计基础架构滞后于时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显然，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而改变则要求我们破解话语惯性、强调语汇创新，特别地，要从流行的大众话语中吸取尽可能多的营养。

三是聚焦影响力人物。在统计传播中，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经常采写统计数据的记者以及经常围绕经济形势和社会政策发表意见的学者，他们对统计的理解和误解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决定了社会对统计的理解或误解。

近年来，媒体上常常有对统计数据的误读。20xx年5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北京18个区县开展了“高校招生制度改革意向”快速调查。调查显示，被访者对现行高考录取方式、录取机制满意的占25.5%，比较满意的为49.4%，不满意的为25.1%。这些数据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竟然变成了“满意率不足30%”，而实际上，“满意率”应该是“满意”与“比较满意”之和。

媒介有对统计数据的误解，专业人士也有对统计数据的误解。在所谓的“郎顾之争”中，就有不少对统计数据的误用和滥用，以至有研究问：经济学家何以会犯常识性错误[9]？由此看来，对统计机构，如何帮助媒介从业人员和学术界理解统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舆论领袖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影响力人物。按照大众媒介和个人影响的二级传播理论，舆论领袖首无根据个人兴趣接受媒介内容，再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信仰为基准对媒介信息进行理解和解释，然后传递给那些与媒介接触较少的舆论追随者。因此，提升统计传播效果必须从重视舆论领袖开始，应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联系，发挥舆论领袖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

四是关注公众的统计素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GDP增长那么快，怎么我的收入并没有这么快的增长？”、“没有人问我的收入，哪来的平均收入？”以及“我们企业的效益不好，但报纸上的数据却是形势大好。”应该说，这些说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公众统计素养的缺失。

在现代社会，即使是最普通的公民，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统计素养。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统计机构都把提升公民的统计素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中国，政府统计机构也在提升公众统计素养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如何与教育机构、媒介联手，在提升公众统计素养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已经成为政府统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求解这一课题，不仅有助于公众理解统计数据，而且有助于营造友好的统计环境。

六、结束语

话语理论认为，社会转型与否，反映在有没有思想观念转变，思想观念能不能转变，反映在有没有新的话语单元及其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能不能更新，决定着社会价值的新生嬗变及其新的定位[10]。当前，中国统计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刻，除了思想解放和思维创新，还需要新的统计话语体系来支持。这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统计话语体系设定了统计工作者对统计问题的认识底线，除非统计话语体系本身发生变化，统计工作者的观念很难突破这个底线。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判断：统计话语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统计数据的生产方式和统计传播的路径选择。因此，统计工作水平和统计传播效果的提升，要求统计话语体系缩小与大众话语体系的距离，缩小与现实社会语境的距离，并实现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王光玲，付增清.加大统计传播力度，改进统计服务质量.统计与信息论坛，2001(2).

[2] 李劲夫.试论现代统计传播的基本原则.统计研究，2000(6).

[3] 王治河.福柯[M].湖南教育出版社.19xx年版：159.

[4] 王大中.质疑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及其未来预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5).

[5] 裴辉儒，宋伟.我国统计数据质量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统计与决策，2006(7).

[6] 魏雅华.中国需要一场统计风暴.经济导刊，2006(10).

[7] 张雪玲，王杰.还统计一份科学.统计研究，2006(11).

[8] 马俊林.“德治”的话语体系与公共管理改革.理论研究，2006(5).

[9] 刘开云.经济学家何以会犯常识性错误.统计与决策，2005(5).

[10] 王慧星，李克钦.话语权的重构.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原文出处】《统计研究》(京)20xx年8期第7～12页

【作者简介】张仲梁，19xx年出生，湖南常德人，19xx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xx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统计局统计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统计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071）。